中国男儿，百年沧桑

小时候在妈妈的歌本里抄了好几首歌，到现在还在，其中有一首“学堂乐歌”，就是《中国男儿》（石更作词，辛汉配曲）：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
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
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娇子吾纵横。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何不奋勇向前冲！
狼奔虎攻，日暮途穷，眼前生路觅无从。
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
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中国男儿》的曲调源自一九○一年的日本学堂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当年的日本学生，在准备期末考试时，为了缓和紧张的心情，用吊桶打井水来浇头提神。这种情景激发了小池友七（作词）和小山作之助（作曲），他们一起创作了这首歌。

清末民初，政治改革家们主张废除科举，效法欧美，建立新型学校。一批批新型学校逐渐建立起来，就叫“学堂”。“学堂”开设了音乐课，称为“乐歌”科，是一种选曲填词的歌曲，起初多是归国的留学生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后来用民间小曲或自己新创曲调。这类歌曲统称“学堂乐歌”，类似今天的“校园歌曲”。《中国男儿》是其中的代表作。

一九六四年，周恩来炮制了所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场“东方的曙光”最后一首歌叫《工农兵联合起来》。我觉得曲调很熟悉，这不是《中国男儿》吗？这首歌，我歌本里有，怎么成了《工农兵联合起来》：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我们勇敢，我们奋斗，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中国男儿》填的词气魄恢宏，声调铿锵，震撼人心，写出了中国男儿的救国抱负。而《工农兵联合起来》呢？拗口，混乱，字和曲对不上号。尊贵与粗俗，高下立见。

中国有没有“男儿”？当然有，但不会多。这里所说的“男儿”，不是一般的男孩子，而是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男人。中国人自古以来奉行的原则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们爱生孩子，特别爱生男孩，所以男人比女人多。男人当然不会个个是“男儿”，“男儿”在男人中，比例本来就不大，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却越来越少了！

谭嗣同陈天华的浩然正气今何在？

我们读史，知道古代顶顶大名的“男儿”有荆轲、专诸、聂政、豫让⋯⋯这些人是不怕死的刺客，为他们的主人服务；有“飞将军”李广、“精忠报国”岳飞、“马革尸还”马援（伏波将军）、“尚父”郭子仪、抗清名将阎应元、史可法、抗元英雄文天祥⋯⋯这些人是国家的栋梁，在历史上各自留下光辉的一页。

近代“男儿”中，我想起了两个湖南人：谭嗣同和陈天华。

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当时本可逃走，不去，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壮哉！系狱时，他在壁上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六人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嗣同时年三十三岁。就义前，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份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陈天华，同盟会会员，一九○三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国民教育会，从事反清活动。为了唤醒国人的觉悟，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晨，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希望以自己的死，令国人在羞愤中意识到本民族的缺陷与陋习，督促、劝戒、警醒国人，务必正视这些缺陷与陋习，并加以改变。

呜呼！一百年过去了，国人改变了吗？从鲁迅的阿Q，到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到底改变了多少？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从助纣为虐，卖友求荣，到落井下石，见死不救，到目前的全国贪污腐败，见钱开眼，“中国男儿”，成了濒危稀有动物！

一九五六年我在广州，曾去黄花岗凭吊七十二烈士墓。广州起义死者不止七十二人，这些人是真正的男儿，英名长留青史。

在海外时读到林觉民《与妻书》，未尝不激动落泪：“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林觉民牺牲二十多年后我才出生，而今也垂垂老矣，但林觉民所说的“不幸”，仍未过去！古人云：“国之将亡，必出妖孽”。中国的妖孽何其多，庆父、赵高、秦桧、严嵩、来俊臣、魏忠贤⋯⋯还有魔头、江青、春桥、洪文⋯⋯一代一代，妖孽不绝，神州陆沉，人民遭殃，此国之所以不幸也！

冀朝铸对费孝通的深刻分析

“中国男儿”，本就不多，经几十年的残酷杀戮、打击斗争、改造淘汰，几乎绝种。毛泽东聪明绝顶，他先来个“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古今中外，无与其匹！

刘宾雁、方励之等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著名人士，联署倡议于一九八七年二月，即“反右”三十周年时，在北京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他们发出了四十多封邀请书，获得极大反响。收信人除费孝通、钱伟长两人外，都立即回复。

之所以发给费孝通、钱伟长，因为他们两人也是当年出名的“右派”。费是著名人类社会学家，鸣放时以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载入史册；钱是“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之一，力学家，精于应用数学，“划右”时是清华大学副校长。

不回复不打紧，钱伟长却通过民盟中央把他收到的邀请信送交中共中央，并附意见说：“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华里沙；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

好个“不同”。从“中国男儿”堕落成“哈巴”，那就是不同了。果不其然，他因此获邓小平赞赏，官升全国政协副主席，“右派”英名，毁于一旦。事件导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胡耀邦辞职，改革形势逆转，国家再次沉沦。（注：费孝通后来对此事的解释是：我不能像你们一样天天去挤巴士。）

近看《冀朝铸口述回忆录──从“洋娃娃”到外交官》，不胜唏嘘！冀先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英语长期翻译，有“红墙第一翻译”之称。在书的最后部份，他写到费孝通──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冀先生说：

“众所周知，在中共治下，特别是头三十年中共的治下，知识分子吃尽苦头，愈高级的则苦头愈多。假设是学术权威，则能够苟全性命已属不错。那些没有吃苦头的，则噤若寒蝉，或按中共的官方路线作文、说话，又或充当中共的探子，举报或陷害同僚。思想窒息，与外国断绝来往，几无交流。这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是最大的惩罚。他们在这个政权底下浪费了三十年的青春，这是他们最精壮的时期，也是学术生命最丰盛的时期，这不啻是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照理，他们应该对这个政权并无好感。他们应该批判、诅咒、鄙弃这个政权。”

“然而，当一切平复后，这些知识分子又被‘解放’后，他们许多只是额手称庆，高兴风潮已过，自己又渡过一个险滩。复出后他们许多依然故我，有些甚而又对政权歌功颂德，好像全无反省的样子。这不像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有反省力的，有批判力的，有独立思考的。我对这个现象大惑不解。”

冀先生说费孝通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他说：“论知识、论学养、论人品，费先生无疑都是上上的。他有独立思想、科学态度、客观精神，这是不容怀疑的，你读他的学术文章便可知道。但是，为什么他复出后对这个政权又再亲和接受，好像完全没有事情发生过呢？不要说自己，就看中共建国后前三十年中国人受的苦难，中国文化的受到摧残，中国文物的受到破坏，都是他们眼见的，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冀先生说：“费先生的言论，凡谈到中共的劣政，都轻轻带过，不敢说一辞。为什么这样呢？我想找出一个解释。”

冀先生最后的解释是：“这些知识分子虽有独立思想，却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因而不能顶天立地，而要时常依附一个主子，即握有权势的人或组织。缺乏独立人格的人，不能寂寞（由此表现出来是不甘寂寞），因为让他一个人的话，他会感到空虚，没有安全感。换句话说，这些人任何时间都要有一个‘码头’停泊。因此有些人虽然给中共整得要生要死、不生不死，但事情过去后，中共向他一招手，或给他一个媚眼，他便急不及待地又‘投怀送抱’了。”

苏联男儿伟大功绩：不流血的转型

我想，除了没有“独立人格”之外，中国人的“奴性”也实在太重了吧！古代是皇帝统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死前还要三呼万岁。魔头虽然号称“主席”，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当年邓拓和翦伯赞自杀前，不是都留下遗言要后辈听党的话，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吗？费解呀！中国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啊？！

费孝通复出后积极向党靠拢，配合党的政策，努力为党宣传，博取党的欢心。冀先生写道：“费先生是不甘寂寞的，他说要追回失去的时间，但却没有深究，是什么让他失去那些宝贵的时间？”

冀先生说：“中共犯了弥天大错，干了滔天恶行，而你仍能和共干们把酒言欢，妄加奉承，中共一招手便如蚁赴膻地扑身而上，忘记过去一切，那真是不可思议。（我在香港的时候，在公务和活动上，有许多机会和左共份子握手。每次握手，我都觉得不是握着一只人手，而是一条毒蛇，浑身疙瘩，感觉非常不舒服。）”

读着冀先生这些话，我的疙瘩，正一个个浮了起来。

在一个极权专制的社会，要产生“男儿”是十分困难的。有的人有正义感，也想当“男儿”，但实在太危险。老婆孩子，身家性命，都要考虑。你能像荆轲一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吗？如果不能视死如归，请不要当“男儿”！只要不害人，不踏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你已可算一个好人，不能苛求了！

习老总说：前苏联解体是因为国中“竟无一人是男儿”。

公元九六五年，后蜀后主孟昶投降赵宋时，他的宠妃花蕊夫人写了一首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甚受宋太祖赵匡胤赏识。以古讽今或鉴今，是中国的传统之一。

当一个政权完全走到人民反面的时候，那里的男儿们便会起而抗争，导致反动政权的转换或灭亡。前苏联自暴君斯大林死后，经过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几代人的扭转，终于一步步走上民主道路，没有流血，没有死亡。这是前苏联男儿们的伟大功绩，怎能说他们没有男儿呢？要说没有男儿，应该是我们自己。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