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手埋葬了自己--再议东欧巨变

苏共离析、苏联解体20多年了，围绕戈尔巴乔夫的争议仍未停息，有人赞他还人民以自由，有人骂他背叛共产主义。是耶非耶，飘散风中。我则不敢相信共产党内部居然能出现这样一个异类，数十年吸“狼奶”而仍然保持蓬勃的人性，身居“皇帝”大位却千方百计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人吗？在我看来，近似神了！

1985年上台时，戈尔巴乔夫接手的苏联共产党，经过勃列日涅夫18年的改造已经蜕变成一个特权阶层（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位继任者任期较短，保持了这一现状）。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是建立在他欣赏、提拔的亲信们的“团结”和“稳定”基础上的，所以勃列日涅夫对这些亲信极为袒护，美其名曰“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社会的贪污、腐败和特权等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但纵然党内危机凸现，当上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还是完全可以继续勃列日涅夫的老路，享受“皇帝”般的超级特权。以当时苏联的综合情况看，虽然隐患重重，但国内外形势尚好，远未到崩盘的时候。走老路对党来说固然存在“击鼓传花”之虞，但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权势则有益无害。

然而，戈尔巴乔夫作出了另一种选择，走上了改革共产党将党推向民主轨道的新路。这条新路布满荆棘，关卡重重，最后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垮台，同时也将他这个总书记毁灭。

我百思难得其解，戈尔巴乔夫为何要这样做？他成长于这个体制，得益于这个体制，与这个体制密不可分，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况且新路的风险，已被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遭遇所证明。当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以“放猪娃”出身的大无畏精神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矛头直指“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震惊世人。时任边疆区团委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下基层发现人们看法不一。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斯大林大清洗情况的人们，热烈支持赫鲁晓夫。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不接受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有一些人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却反感赫鲁晓夫的做法：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讨论这件事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而在苏共上层，大家很快明白了一点：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因而也威胁到当权者的安宁。于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告一段落。二十大之后，苏联《真理报》转载中国《人民日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中说，斯大林“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战士”。随后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决定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

对这一结果，当时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是不满意的，他很钦佩和肯定赫鲁晓夫的胆略和勇气，又觉得赫鲁晓夫未能揭露斯大林后面的极权主义本质。这也许是后来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的缘故吧！

客观而言，我认为在斯大林去世才3年的时候，赫鲁晓夫以尚未成为一号人物的身份就敢力排众议批判斯大林，揭露其所犯罪行，后来还将斯大林遗体迁出莫斯科红场，实在是令人不敢想象的举动！无从了解他的内心想法，我只能说，这个党徒身上的人性未泯并高于党性！且不说他是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且不说斯大林生前在苏共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就说在大清洗运动中，赫鲁晓夫也曾大力跟随和支持斯大林，手上同样沾满了同志和同胞的鲜血。否定和揭露斯大林的罪行，也会牵连其身。

这种“共谋”，在共产国家中普遍存在，红色政权是用鲜血喂养长大的，同志和敌人的鲜血。大家同荣共耻，同生共灭。其他共产国家政治人物不敢做的事情，赫鲁晓夫做了，他打破了这一潜规则，也为他后面被赶下台埋下了伏笔。

列宁是死后交权的，斯大林亦是终身制。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共总书记都是如此，唯独赫鲁晓夫中途被人赶下台。那些发动政变推翻他的人心里大致会这样想：你敢否定斯大林，我们为何不敢否定你？

现在轮到戈尔巴乔夫上场了。我估计，他上台时也不会料到自己会是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他的确是真心想改革这个党并采取了一些“厉害”的措施，但后来随着局势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脱离他的控制，党未能如他所愿走上民主轨道，而是翻车了。

史家们在假设，如果没有叶利钦的临门一脚，下令停止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一切活动，那么苏共还能否存活下去？

又一个问题来了：是谁使得叶利钦拥有这样的能量呢？显然，是戈尔巴乔夫“成就”了叶利钦，是他的“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理念和行动将叶利钦“培养”成为势均力敌并最后超过他的对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戈尔巴乔夫葬送了苏共乃至苏联，也不为错。但显然，这并非他的初衷，他的初衷是要挽救这个党；但显然，正是他的初衷最后导致了这个结局。

一切要从“公开性”说起。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击败其他人成为新的苏共总书记，一开始也像前任一样将主题锁定在“改善经济体制和整个管理体系”上。一年之后发现改革遭遇巨大阻力。阻力不是来自外部，正是来自庞大的党政机关，他们就像一座座拦河大坝，横亘在改革的道路上。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搞不下去”，当时戈尔巴乔夫就面临这样的困境，但在保守的同僚中难有共识，于是被迫寻求民众支持。先是将自己视察地方时的讲话直接交给电视播发，继之接受外国媒体面对面访谈，再之就是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苏联社会中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

此前在苏联，新闻报道是受严格审查和管制的。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都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党的总书记亲自推动的这种“公开性”犹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即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一个一个的“报道禁区”被打破，每一次的突破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但因为有总书记的撑腰，“公开性”越来越深入苏联社会。1988年，报刊检查制度被废止。

当不少以前被禁的影片和书籍得以重见天日时，戈尔巴乔夫感慨万千：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缺少精神营养，只准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他们知道了二战前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他们知道了苏联军国主义化的真相：“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评论说，重新考察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对许多苏联人来说，事情很清楚，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象苏联历史那样被篡改。

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公开性”：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中央需要公开性，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需要。

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提到了更高的地位，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并说“我们需要公开性就象需要空气一样”。

一系列改革由于各级各层党政干部的阻扰而进展缓慢，戈尔巴乔夫日益看清楚苏共不再是修修补补的问题，而是必须对其彻底改造。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吹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冲锋号。他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称，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不久就发生了“严重变形”，从而导致斯大林的独裁，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于这一体制”。因此，解决苏联问题的关键就是改革苏联的政治体制。

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实质内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实现社会公正。进而，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

对于苏共来说，这就是要革它的命了！遭遇的反弹和阻力将有多大，可想而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戈尔巴乔夫居然差点办成了这件大事！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像他这样将共产党改造得这样彻底，堪称奇迹！

如果实在要探究原因，我以为，这既和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价值观和政治追求密不可分，也与苏联领导人的更迭方式有关。死后交班制使得新领导人接收了完全的权威，不存在“太上皇”的掣肘。更关键的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获得来自亿万民众的支持，使他如同希腊神话故事里的巨人安泰，力大无穷势不可挡，赫鲁晓夫的悲剧难以重演。

1989年春天苏联第一次举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选。由电视和无线电现场直播，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引人注目的是在党内受排挤的叶利钦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都成功当选；而苏共一些领导人则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落选（没有获得50%以上的选票）。

1989年5-6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最高苏维埃，由于反对派人士的当选，新的最高苏维埃已不再是从前的橡皮图章，他们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初步显示了苏联议会的力量。戈尔巴乔夫回忆说：“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电视上，在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治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中扎下了根。”

由于“公开性”和民主化，非正式组织和团体雨后春笋般冒出，从1988年到1989年，苏联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从3万个猛增到6万个。许多非正式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活动。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共不再具有法定的领导地位。从十九世纪起，苏共将同其它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

一切似乎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构想往前顺利推进。但是，凡事皆有两面性，有利亦有弊。“公开性”和民主化同样如此。戈尔巴乔夫从中获得巨大支持和力量，亦同时要承受它们的副作用。“公开性”与民主化释放并鼓励了本已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各种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分离主义蔓延并不断发生民族冲突。俄罗斯向中央要主权、闹独立，又大大推动了其他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倾向的蔓延。立陶宛于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布独立，其他共和国也纷纷加以仿效，先后发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并开始制订实现独立的步骤和措施。

作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刚当选的苏联第一任总统，苏联解体不符合戈尔巴乔夫的利益，绝非他所愿意看到。他要力挽狂澜：举行全民公决，开启主权联盟国家谈判的“新奥加廖沃进程”。

戈尔巴乔夫在行动，其他人也在行动。1991年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十几位前苏共党政领导组成“国家紧急委员会”发起对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反党亡苏阴谋”的政变行动。在他们眼里，正是这二人联手葬送了党和国家。

政变虽然失败，但重挫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局势朝不利于他的方向急奔，再也不肯回头。

8•19事件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8月23日签署“关于暂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同日，他还发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苏联武装力量、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部队、其他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此境之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或被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伙同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三国领导人背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晤，共同签署了由三个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其中宣称，“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法律和一切准则在三国已不再适用。这三个斯拉夫国家的总人口、总面积和经济实力在联盟中占绝对优势。三国的决定使戈尔巴乔夫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努力化为泡影。

大势已去，无可挽回。1991年12月25日，苏联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当日19时38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下降；19时45分，一面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升上克里姆林宫。从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结。

从1985年至1991年，7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呕心沥血进行的改革工作，换来的竟是“亡党亡国”的结局。亡党不一定让戈尔巴乔夫伤心，但苏联解体始终是他心头的痛。不过在这短短的7年时间里，由于他的对内对外新思维，东西德和平统一，冷战结束，他也由此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世界因为他而朝好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亡党亡国的附带品是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近似“皇帝般的权力”，沦为一介平民。但这是他主动选择的，是他亲手埋葬了自己。不过谁又能否认，这种“与子偕亡”不是一种伟大的重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