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

潘光旦，1899－1967，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像，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在去世前，他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描述了自己的一生。

1、四个S：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重。那时正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第二年。他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批判斗争” 对像，被编入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不断受到侮辱以至殴打。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击之外，他本来腿有残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长期“斗争”，对他来说在体力上也分外难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就是是SUCCUMB。

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时代，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连进去，陷入牢狱之灾甚至死刑。只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这段对话说了出来。后来笔者从潘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

应该说，屈服，投降、活命、灭亡，这四个S的说法，相当震动人。

这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经留学国外，精通英文。才会用一组英文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这样的表述绝不是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一个他这样身份和经历的人内心深处的思考。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这种震动更来自这个说法和历史事实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刻薄的牢骚，而是对一大批学者的人生经历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描述。这四个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才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一旦说出来也就显得特别。

关于潘光旦，在他死亡13年之后，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介绍他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这一词条，至少遗漏了两项重要的事情。一项是他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被当作社会的“敌人”。一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着残腿，长期在校园“劳改队”中被强迫劳动，到他病重身死的时候，他的身份也还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没有说出他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被政府取消，他的离开是强制性质的，而不是学者们通常会有的更换学校或研究机构。这样的简历能告诉读者的，好像是一个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异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国度的学者生涯没有太大不同。读了这样的词条，人们决不会想象传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个S来描述他的生活、死亡、及其全部人生的。

在百科全书这个词条中的每一项，都不假。没有什么是编造出来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样的描述是真实的。尽管这个条目没有捏造什么，但是缺了很多事实。由于隐瞒和删除了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东西，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也显得很不一样了。这是一种特别的谎话，特点是，好像不假，可是也不真。这是一种特别的说谎话的方式。

在文革时代，谎话到处可见。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明明当时物质供应匮乏，人民生活困难，报纸却总是说“形势大好”、“市场繁荣”。另一类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敢反对毛泽东，也被定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说假话是文革的最大特色之一。文革时代说谎的特色之一是说一些不存在的东西，从不存在的“市场繁荣”到捏造出来的个人的各种罪状，几乎俯拾皆是。在文革之后，关于文革历史本身，出版方面受到严格控制，依然不能说真话。不过，文革后的官方媒体较少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也许算是一种进步。但是不告诉人们发生过的坏事情，显然也是掩盖劣迹和拒绝真正修正的表现。抹去和消除历史事实，这是一种新的谎言形式。

本文要回顾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学者，是怎么从1950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走向了在文革中的全面灭亡。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写明出处。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则来自笔者的调查。笔者的调查，包括阅读大量的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

2、“检讨”和“交代”的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和“肃反运动”

回看1949年后在中国大学里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我们会对四个S的说法有具体的理解和同情。

1951年下半年，由毛泽东发动、周恩来指导，在全国的大学里展开了一个叫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周恩来在1951年9月29日作的这场运动的指导性报告，标题就叫“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3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一说法。

确实，作为一个第三人称的词，在描述社会的时候，人们会把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人，把学校里的教授这样的人，叫做”知识分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个社会集团的人不会把自己这个集团称作“知识分子”。把一个社会集团称作“知识分子”，意思上就有把别人排斥为“没有知识”的样子，当大多数社会都把“知识”当成好东西的时候，这个说法却是个很不友好的说法。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一个教师，我是一个工人，但是不会也不能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正常使用的和“工人”“农民”相对应的词应该是“教师”“工程师”“医生”等等。对于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称为“学者”也比“知识分子”要合适。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说明了“知识分子”一词在当时怎么被使用。这部辞典介绍了当时的“新名词”。而这些新名词无疑能说明要建立一个与前不同的社会的时候使用的一套新观念。在这部辞典的“社会部”中有“社会成份”一类。这些“社会成份”是：

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工人，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工农知识分子，干部，职员，人民勤务员，群众，领袖，社会活动家，积极分子，爱国民主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军人，革命家，职业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手工工人，小手工业者，中农，富裕中农，贫农，雇农，平民，小土地出租者，开明士绅，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手工业资本家，小商和小贩，商业资本家和商人，富农，半地主式的富农，反动富农，地主，二地主，破产地主，地主成份的改变，高利贷者，管公堂，反动人物，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分子，坐探，工头、工贼，工人贵族，游民，二流子，狗腿子，恶霸。

这就是新当权者对社会组成的划分，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依据。通过这部《新名词辞典》可以了解到“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被用来指一种“社会成份”，而且，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被当作一个需要通过“运动”来“改造”的社会成份。把他们划为一个阶级成份，理由就是他们拥有“知识”。这和把拥有土地和工厂来划分地主和资产阶级有类似之处。

后来，在最高当权者们的讲话中，还出现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说法。“成堆”这样的说法刚出现的时候，听的人一定是很不习惯的，因为这里已经含有蔑视的成份在内。知识分子被强迫接受批判并且检讨，称作“洗澡”，明显的意思是说他们在精神上肮脏不干净。不过还有更难听的说法是“知识分子”要“脱了裤子割尾巴”。直到现在，人们也好像装作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从来没有人哪怕从语文的角度来批评这种说法。在一个有漫长文学传统讲究文字的国家，这种麻木令人惊讶。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

这个文件明确体现了定好比例数字来整人的做法。应该注意到，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间，都是不曾有过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制订了农村杀1％的人，在城市杀0.5％的人的比例。按比例杀人的做法，显然使得“思想改造运动”的按比例检讨过关，相对地变得份量“轻”了。而杀人的威慑力，也足以使得无人敢于反抗后起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人人必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把过去的思想和学术彻底否定。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须“揭发批判”别人。同时，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运动的重点对像，各种人要在不同大小的场合检讨自己。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教授金岳霖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像，潘光旦也是。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除了在学校里由教研室到系到全校范围内作检讨，金岳霖的长篇检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和潘光旦的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以及其他一大批学者的检讨，都被发表在1952年的《光明日报》或者其他地方报纸上。这些检讨把他们的父母、学校和过去的工作，都否定得一塌糊涂，所用的形容词也达到了最高程度，有“腐败”、“反动”、“丑陋”等等。

这样的“自我检查”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写了这些吗？笔者已经不可能采访潘光旦本人，也不能获准查阅当时清华大学的档案纪录，所以不能了解关于潘光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遭遇的细节。但是笔者访问了经历了那一“运动”的学校教员，查阅了其他学校的运动记录，可以了解到这样的检讨是如何作出来的。

像潘光旦和金岳霖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像一样，朱光潜和周炳琳是北京大学的重点对像。朱光潜是西语系教授，曾到英美留学，193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教书，他写的美学著作在青年中有很大影响。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447－448）记载，朱光潜教授1952年3月7日在该系师生大会上检讨，检讨后，与会者一致表示不满，有5位西语系的教师和学生在会上发言，对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揭发和分析批判。”3月29日，北大文学院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继续“对朱光潜教授的检讨进行分析批判”。4月9日，朱光潜在全校大会上作了第三次检讨。4月9日，北大全校师生大会又对朱光潜教授的检讨提意见。会上，马寅初校长作总结发言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的一边来”。

显然，朱光潜在此之后还必须继续检讨，才能过关。这样，运动主持者步步紧逼，检讨者只能步步后退。

周炳琳是北大法学院教授。他在1920年7月和其他4名同学，由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用公费派送到美国留学。周炳琳一再检讨不被通过以后，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讨，“愿承担一切后果”。但是他这样说也没有用。他无处可以逃遁。他也不被允许逃遁。马寅初带人到他家里找他谈话，又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帮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愿意“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马寅初还主持过北大高层领导人会议，商议如何解决周炳琳的问题。（《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49）当时马寅初气势汹汹，全然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自己的位置也会倒转。

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北京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份子以外，像周炳琳这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49）从毛泽东的信可以看出，毛是如何详细具体指导下面的行动的。毛泽东对“政治运动”要给予这一类细节性的指导，到他晚年在文革中也仍然如此。

毛说到的张东荪是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文革中被逮捕并且死在监狱中。

结果，周炳琳教授在4月22日又在全校大会上检讨。“周检查后，有14位教授、助教和同学发言，对他进行帮助。”（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49）非常清楚，除了彻底投降和屈服，他别无选择。

在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来，这样的开大会批判的方式，已经开始了文革的一套。所不同的是，那时还声称是为了“帮助”这些人，而不是和文革一样公然声称要把这些人“批倒批臭”。在方法上，那时候对这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动手打，也没有对他们使用肉体刑罚。他们被要求的是用各种难听的词语彻底否定和咒骂他们自己。

1952年5月6日，北大校长马寅初召开会议，称“思想改造运动”已基本完成，于是，“会议决定，5月14日全校恢复上课，今后要做到运动和上课两不误。”（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0）

原来，文革中学校停课搞运动这一套，在1952年就开始了。只是文革中大学停了5到6年的课，远比1952年停课的时间长，实际上也是长得大大超过了世界纪录和历史纪录。

除了无休止的检讨，还发生了相当数量的死亡。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在1952年3月到5月，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在“运动”中被整肃而自杀也不是文革才有的，只是在文革中，自杀的人数更多──北京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有71个。

“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两个星期之后，一个新的运动，名叫“忠诚老实运动”，又开始了。这个“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据记载，5月24日，在北大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上“传达了北京市节委会对开展忠诚老实运动的意见”，上面决定的运动方式是：“运动分准备阶段和开展阶段。准备阶段主要是干部学习，放下包袱。开展阶段共分四步：大会动员，小组会上交代问题（也可斟酌用其他更合适的方式），各级领导对所交代的问题进行审查和向本人作结论，总结收获，号召检举。组织形式为按不同类型人员分若干基层，基层下设小组，每个小组约20人左右。”（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1）

“节委会”是一个很奇特的名字和机构，其全名是“节约管理委员会”，从记载来看，当时有“中央节委会”“北京市节委会”和“北大节委会”。但是这个“节委会”的功能却不是仅仅关于一般意义上的“节约管理”的。这个委员会甚至可以举行“公判大会”判人死刑，也设计和领导重大“政治运动”。以上面所说的方式进行“忠诚老实运动”。既然是北京市“节委会”的决定，潘光旦所在的清华大学地属北京，也一定如法炮制，不会有大的区别。

北京大学从1952年5月31日开始全校再次停课进行“忠诚老实运动”。清华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袁永熙到北大当工作组长，领导运动。6月2日，袁永熙报告全校忠诚老实运动开展情况：运动发展正常，一天半的时间内有2865人交代问题。6月3日，召开全校典型报告大会。（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1）

这里的所谓“典型大会”，是指让那些被认为“交代”得“好”的人到大会上讲话，这样作不但鼓励了人们“交代问题”，也还可以同时针对那些被认为”交代”得“不好”的人施加压力。这是一种推行“运动”的做法。1952年3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全校典型报告大会”上作了“典型报告”的人中，有傅鹰教授，他是化学教授，曾经在国外留学。这种“典型大会”的方式，在文革中，进而演变为所谓“宽严典型大会”，对所谓“交代“得“好”的人“从宽处理”，对“交代”得“不好”的人“从严处理”。关于文革中的“典型大会”，下文将要说及。

1952年6月8日，袁永熙报告说，全校参加学习的人数是3387人（一部分华侨未参加学习），交代一般问题的758人，交代反动社会关系的1239人，交代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的940人，交代重大政治问题的91人，共计3028人交代了各类问题，占参加学习总人数的89。4％；2448人已作结论，占交代问题人数的77。5％；尚有580人未作结论。此外，还交出枪支三件，军刀3把。会议讨论后宣布全校“忠诚老实运动“基本胜利完成。6月11日，袁永熙又报告在这个运动中有41个有“重大问题”的人，其中有教员25人，学生9人，职工7人。（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1－452）

这就是北大停课一周搞“运动”的“成果”！在那时人们“交代”了的问题，个人历史，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等，以及上级作的“结论”，都被放进了个人“档案袋”。这是新建立起来的社会控制系统：每个人有“档案”，而档案袋子里有什么本人不能看。

这种普遍命令人“交代问题”的做法，从此就形成了一个理所当然人人必须执行的“规矩”，变成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长牢了的部份，再不脱落，并且在文革中越加发展。“XXX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是文革中常常喊的口号之一。以致听众最多只会想想是否那个人真有“问题”，而不知道这样命令人“交代”本身的不合法性。有被访者说，如果不是看到美国法律有让人保持沉默以避免“自陷于罪”的规定，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中国人把“交代”当作了生活中像天气一样固有的一部份。

现在我们也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搞运动的方式，一个是每个教师都必须检讨交代的做法，一个是编成小组互相揭发的做法，使得这种运动十分严密。在这样的运动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另外，每个人除了“交代”自己的“问题”，还需要揭发别人，使得每个人必须和别的同事结下怨恨。从发动和领导“运动”的人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非常有力的设计和安排。同时，运动领导者也从来不考虑任何时间和人力方面的成本。他们派专门的“工作组”，让学校停课，来进行这一套。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如此设计严密，当然这些“运动”能取得相当大的“成果”。这样一套方式，在文革中也都再次运用，只是规模更大，时间更长，造成的灾难也更大。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上面所引述的，还只是领导“思想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的当权的一方所留下的记录。尽管这些记录本身，已经是够荒谬够凶狠了，但这些记录仍然只是单方面的说法。当时发生的许多事实，都没有被记载和报告。就像如果阅读官方写下的文革历史，我们会找不到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记载的关于受难者的大量事实一样。

当笔者调查文革历史的时候，有数名被访者说到，早在“思想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中，就有一些人被逼自杀。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授刘大杰多次检讨不能通过，跳黄埔江自杀。由于偶然的原因，他被从江水里捞起来没有死，但是他还得继续检讨。除了老账，还要检讨自己投江自杀的“错误”。还有更可怕的事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用斧子砍自己的头自杀。他没有死。但是，虽然他在1952年自杀未死，后来，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6月15日，李平心教授在家中开煤气自杀身亡。需要说明的是，刘大杰和李平心，在1950年代初都已经不是相对来说情绪脆弱容易波动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年人，是发表了相当多著作的冷静的学者，本来是很难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他们并没有反对这两个政治运动。他们是检讨了的，但是检讨通不过。他们已经投降，但是因屈服程度不够而不被准许过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采取了自杀的方式。

还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提到的工作组长袁永熙和其妻子陈琏，都曾是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物，他们在1940年代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成为高级干部。1950年代初是他们这样的人最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代。他们自以为有要人臣服的权力，也不在乎别人的痛苦，一心只想运用刚刚到手的巨大权力。袁永熙生于1917年，1952年他35岁。他命令和指挥北京大学三千多教授和学生“交代问题”（他的报告中说是3028人）。想象一下当时校园里的场景，可以知道他当时俨然是一员指挥“政治运动”的骁勇大将。但是，到了1957年，他自己也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成“右派份子”。他被送到北京郊区昌平县的一个劳改农场五年。1962年5月“摘帽”后，被派到河北省南宫中学，成为教语文和英语的老师。文革开始后，这所中学有5个老师和干部被活活打死或者在被毒打后自杀，他自己曾经被红卫兵打得昏死过去后丢在野地里，侥幸才得以活命。

袁永熙被划成“右派份子”后，他的妻子陈琏和他“划清界限”，与其离婚，得以继续在共产党内担任高级干部。文革中陈琏也为她的“历史问题”被控为“叛徒”，遭到批斗。她在1967年11月19日在上海跳楼自杀，死时46岁。

有被访者说，袁永熙和陈琏后来也落入悲惨遭遇，是因为在共产党内，像他们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政治运动”中总是容易成为打击对象。他们的下场令人同情。也有被访者说，袁永熙这样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整起“知识分子”来可能比别的出身的干部更狠。他们在1950年代初扮演了在学校中迫害人的重要角色。他们迫害人的严重程度其实并未因为他们本人较高的教育程度而减少，甚至还可能因此增加。工人农民没有受过很多教育，却有普通人的常识和对知识的尊敬。这样的人却是一些高度自以为是而又道德虚无、行为冷酷的人。关于动机的探讨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的目的是陈述事实。在事实方面看，袁永熙的命运沉浮──从整人者变成被整者──确实令人注意。参与设立迫害人的机器的人，不论那人多么聪明能干，仍然可能也被这架机器所吞吃。

“忠诚老实运动”一结束，就开始了“院系调整”。大学全面改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取消。清华大学取消了文理科，变成单纯的工科学校。而且，在所有的大学里，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作为独立的科系也都被取消。潘光旦是社会学教授。在1949年以前，全国大学中有社会学系的有二十个，在校学生975人。（《中国社会学史》，韩明汉，天津人民出版社，页172。）1952年社会学系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说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真理，不需要其他的社会科学。苏联的大学里不设置这些科系，中国也照此办理。社会学系直到文革后才逐渐恢复。

从那时开始中国的教授不再能自己选择学校任职。使得教授必须接受分配的原因之一，是教育界人事制度的改变。学校全部收归政府所有，都在共产党党委的领导之下，教授不可能再自己找工作，既不能去别的学校，也不能改行作别的，而只能“服从国家分配”。也是在1952年，大学毕业生也开始由“国家分配”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从几个方面来说潘光旦都不可能再继续他在清华大学的职位和专业了。潘光旦被分配到了中央民族学院。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加上“院系调整”之后，对“知识分子”的驯制工程就已经基本实现了。现在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三个“运动”设计得严丝合缝，紧紧衔接，互相补充，一环扣一环，所以成效显著。

在一个社会中，控制人的主要方式无非通过三种途径：1，文化和道德；2，经济和利益；3，强力和恐怖。

“思想改造运动”要人人检讨的结果，是在学校里从思想方面彻底否定了这些人。“忠诚老实运动”已经把个人历史上和旧政权的关系牢牢掌握，随时可以找出罪名拿出来整治。“院系调整”则把原来的学校管理体制打碎了，把“（共产）党委负责制”建立起来，同时，把教师们职业选择的自由取消了，也就是从经济方面一把卡住了。

在那时候，还没有像文革那样直接对学校的大批教师施用暴力。但是，与这些“运动”同时或者较早时进行的别的“运动”，却大量对于不设防的人们使用恐怖手段。“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于1951年9月，就在1951年这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枪毙了71万人，把127万人关进监狱，还有23万人被“管制”（《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那时的人们，目睹了不经司法程序的大批杀人，见到了横七竖八堆在卡车上运走的尸体。这类屠杀行为无疑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度。

1955年，又进行了“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每个单位都有“五人小组”，领导“运动”。所有的教师在1955年的暑假期间，集中住宿一个多月，“交代”自己，“揭发”别人。有一位被访的老教师说，他有时候会夜里说梦话，除了家里人，单位里的同事不会知道这个情况。“肃反“时全体教师集中住宿，很多人睡在一个房间，被别人听到了他的梦话。领导运动的人怀疑他有没有交代的问题，居然叫人晚上不睡觉，悄悄守候在他的床旁边，记录他的梦话，以图收集到他的罪证。

没有经历过这种“政治运动”的人，很难想象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每个人不是变成可怜的被整者，就是充当无情的整人者，不但要“声势汹汹地斗争”他人，还要半夜守在同事的床前听梦话，以求发现罪证来整人。这是怎样的一个鬼魅世界。

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赵一炳，19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在抗战时期曾经为在中国帮助抗战的美国人作过翻译，战后到联合国在上海的办公室作过短暂工作，在“肃反”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予处理”。作为一个远离政治的生物学学者，他在文革中又遭到“斗争”和关押。

就在1955年，高等学校里建立了“粮食定量供应评议委员会”，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一方面，这是因为粮食缺乏；另一方面，国家对每一个人的控制，随着粮食定量供应也达到新的高度。不仅在职业方面高度控制，而且在食品方面高度控制。本来，在社会中，一个人还可能有余钱支付另一个人的生活费，支持那个人的生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钱，也没有粮票来抚养别人。通过粮票发放，个人更多被束缚于他的单位和居住地的户籍管理。想要离开这种束缚，只有饿死。要想生存，必须紧紧靠拢和服从这个制度和权力中心。

托洛茨基曾经批评斯大林把“不劳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法则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里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在1952年的大学里也是一样。更具体地说，是“不检讨者不得食”、“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从分配者不得食”。在对个人的控制方面，1950年代初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

1956年一直被当作“知识分子”最好的一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要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改善了对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当然，物质待遇的提高，也会引起相应的其他方面待遇的提高。不过，在5月的北京大学的“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在马寅初校长致开幕辞后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冯友兰的《对过去哲学史工作的自我批判》，另一篇题为《批判冯友兰先生过去的哲学思想》。冯友兰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从论文题目可以看出，没有发生建设性的学术发展，依然是延续了数年之久的调子，“自我批判”和“批判”。

通过上述的个人遭遇，以及在集中领导下“运动”以同一规范在各学校进行的情况，就能理解为什么潘光旦会用两个S，“屈服“和“投降”，来形容他的经历。第三个S是活命。这三个S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事实，也更令人震动：只有“屈服“和“投降”，才可能“活命”。要想活命，就必须投降和屈服。实际上，如果一个政权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包括经济和职业的资源，如果由政权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普通人就只有“屈服”和“投降”，没有别的活路，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才如此。

3、“戴帽子”和“摘帽子”的年代：“反右派运动”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潘光旦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前，就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遭受的是被迫“交代”和“检讨”。“反右派运动”在社会惩戒机制方面造成的一个创造性的变化，是权力当局以言论为罪名，把社会中的一大批人“戴上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

文革后中共中央宣布的数字，有55万人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认为有100万人。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工人农民中间不划“右派份子”，对工人中间有“右派言论”的人，划为“反社会主义份子”。惩罚是同样无理而残酷的，但是使用了不同的名称。因为这样，所以，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这上百万人，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人，即所谓“知识分子”。

“右派份子”中，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还有相当部分被送去“劳教”和“劳改”。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从已经缺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中间，抓出很大的一个比例，来作为“右派份子”进行迫害，这样作，不但是对这些人及其家庭的迫害，也是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极大损害。这样的做法是十足的害国主义。

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篇文章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间传阅。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提出要抓“右派”，人数比例可以达百分之十。7月9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再次讲到教授副教授中有百分之十的右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24，441）。后来，他果然按照这样的比例划定“右派份子”。在强权压迫之下，没有人能质疑这种把上百万人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并且加以严厉惩罚的做法。

据说潘光旦在“反右派运动”中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提意见”。有人说他是“揭了盖子都不跳”的人。显然，潘光旦经历了这以前的一系列“运动”，已经非常谨慎小心。但是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仍然被划为“右派份子”。他的同事吴文藻教授和费孝通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吴和费都是在西方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学者，由于“院系调整”而来到民族学院。他们先是专业被取消，然后又被一网打尽变成“右派份子”、“人民的敌人”。

吴文藻的妻子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作家冰心。她进燕京大学读书，后来到美国留学。吴文藻与她在去美国的轮船上相识。冰心在美国留学时写了《给小读者》。她那真诚清丽的文字打动过无数大小读者的心。1957年，冰心的丈夫被划成“右派份子”，她的儿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她的弟弟也被划成“右派份子”。

笔者访问过一位老教师。她在文革中和冰心一起到过中央民族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她们曾经在一起收过麦子，相当熟悉。冰心曾经非常难过地告诉她说，他们家人除了她，都被划成“右派份子”。冰心的文章，终其一生，总是保持她早年的清雅风格，内容也几乎不触及生活或人性的阴暗面。但这只是她心里的伤痛和烦恼被深深掩饰起来罢了。如果她生前有机会开口谈论，也会说出真实感受如潘光旦吧。

“右派份子”被分成六类，受到不同等级的惩罚。这种不同等级的惩罚，保证了惩罚的顺利推行。因为人们只好接受处罚，以免被送到地狱的更低一层。为了保自己，一些“右派份子”也揭发别人。《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批知名“右派份子”的认罪书，还刊载了他们的互相揭发。这种做法有力地分解了“右派份子”，也从道德上彻底摧垮了他们。他们不但遭到降职降薪以至“劳教”“劳改”的处罚，而且失去了体面和荣誉。在社会生活中，体面和荣誉，是维护道德的方式。

“反右派运动”以被划成“右派份子”者的检讨认罪结束，没有人抗议把人划成“右派份子”这件事本身，更没有人指出这一行动的非法性。这是“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屈服和投降。比起前面的“政治运动”，“反右”在迫害人的规模和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比起文革，这一次不算最可悲。因为这一次，就算是上了“阳谋”的当，多多少少，他们还说出了自己的一点点看法。以后，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文革中被迫害的人们，都不是因为他们对“革命”有所非议，而是革命主动出击收拾了他们。

“反右”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变坏了一大步。北京大学的化学教授傅鹰（上文提及），在1952年曾经被当作“思想改造”的模范，还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作为先进典型发言。在1957年，他被定为“中右”份子。意思是以他为标准，比他“右“的人就都划为“右派份子”。到了文革，他遭到“斗争”并且被关进了北大的“黑帮大院”。傅鹰教授的例子很典型。从他的例子可以看到，因为一批一批的人被一个一个“运动”打垮，存活者也一步一步滑向右边的“阶级敌人”位置，都离灭亡不远了。

“反右派运动”之后，1958年开始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

那些没有被划成“右派份子”的知识分子作了什么呢？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说：“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钱学森后来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再次以“中国力学学会会长”名义发表同样的意见，说粮食亩产可以达到3.9万斤。他还说，作物生长密集，可由流体力学解决通风问题。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万斤，比钱学森的设想又加了两倍多，不过倒也还遵循了钱学森的计算，没有高出一亩地上能得到的太阳能的总数。

钱学森的文章今天读来是个笑话。但是放在历史的背景上看，没有人能笑得出来。多年以来，钱学森因为参与军事工业，他受到的待遇一直比其他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但是在这样的文章里，能看到的，就是科学也要向强权投降，常识向邪说屈服。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主张在中国节制人口的主张，也在那时遭到激烈攻击。马寅初，1882－1982，1906年到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191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大学教授和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马在1940年代的公开演讲中严厉攻击过蒋介石政府，遭短期监禁，因此被称赞为反蒋英雄。他在1950年被中共政权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科学教育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48）说，1951年9月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由马寅初在北大教员中发起的。由毛泽东周恩来发起的运动，恐怕不能归给马寅初。但是他在那时候确实非常配合也非常积极。上文写到1952年他如何给朱光潜和周炳琳教授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多番检讨。1955年7月，在全国性“肃反运动”中，他主持召开行政工作会议，讨论在北大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问题”。从1950年以来，马一直是一系列“运动”的“动力”而非“对象”。但是，他很快也堕入了他曾组织批判过的教授们的处境。

1958年，他遭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组织的围攻。中共党报发表文章攻击马寅初的理论，北京大学也贴出了大量大字报攻击马寅初，连他的住宅──北京大学“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马曾经说过，中国人教育程度低，缺乏文艺生活，生孩子太多。这样的事实描述，被挑拨性地指控为“诬蔑劳动人民”。1960年3月31日，教育部长杨秀峰到北大传达了国务院3月28日会议决定：接受马寅初校长辞职的要求，同时任命当时的北大中共党委书记陆平为北大校长。在马去职之后，中国的大学校长由教授学者来当的时代就结束了。

马寅初搬出北大。当局给了他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的一座住宅。那个胡同里有一些旧时代留下的大住宅。马寅初的房子很大。曾经有进入马寅初家的人说：“马家大极了，房间一个接一个，走来走去，好像进了迷宫。”（《世界日报》2001年8月1日，D15，“二伯也住东总布胡同”，作者沈宁）。“迷宫”一说，可能只是这位当时全家只有两间小屋住的目击者的主观感觉。马寅初的房子也许没有大到这种程度；但与当时其他学者和普通百姓拥挤简陋的住房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应该是事实。

马寅初活到了文革之后，并且看到他的人口理论的胜利。在他得到平反之前，他没有作过四十年代曾经作过的对当政者言辞激烈的抗议。文革中他遭到红卫兵的抄家和毒打。据说，他以气功调节身体，忍耐了红卫兵的折磨而活下来。他忍耐而没有抗议，应该是由于他知道时代已经不同了，和他从前在国民党政府时代被捕的那次不一样了。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他说什么抗议的话，没有一家媒体会加以报道；如果他被捕进监狱，他会像1955年被捕的胡风那样，被判处长期徒刑，从社会中完全失踪，或者甚至被红卫兵当众打死。不会有别人站出来替他说话，更不可能被大众认为是“英雄”。

和趋炎附势投机转向的人相比，马寅初的忍耐和沉默可以被看作一种反抗；但是，他毕竟闭上了嘴巴，没有继续再说任何批评的话。闭嘴也是一种屈服。有人说，他反对过国民党政府，那未必是因为他勇敢；主要是因为那个政府不那么残忍，或者当时不可能作到那么残忍。没有人反抗的时代，是比有人反抗的时代残酷的。

这个说法看似严厉批评了马寅初这样的人，但是也可以当作对他的辩护；否则就令人怀疑他的原则是什么以及有无原则的问题。是空前的残忍阻挡了他作第二次反对强权的行动，而不是他轻易就放弃了反抗的权利和力量。

粮食亩产量，人口增长数字，从“知识“的角度说，这些都是能算得清清楚楚的东西。之所以亩产可以万斤，节育不准实行，这不但是“知识分子”的投降和屈服，也是“知识”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当用数字可以算清的“硬碰硬”的真理都被断然否决，其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就更无立足之地了。潘光旦是著述丰富的人。1922年，他写了关于中国女性自恋的心理分析的书《冯小青》。这本书是中国学者用弗洛伊德理论来研究中国人心理和传统文学的开始。这本书很薄，但是相当富于创意。后来他研究“优生学”，翻译注释过《性心理学》。他的这些研究全部被否定。其实，这些研究虽然不能马上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但是显然能帮助中国人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的质量。

成为“右派份子“，潘光旦不能再写作和发表。当时有明确“规定”，“戴帽子”的“右派份子”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出版物的作者名字中，连数学书都如此。他不能发表自己的思想，于是开始作翻译。他的英文和中文修养都非常好。他开始翻译达尔文的一部经典巨著，“THE DESCENT OF MAN”。他的女婿胡寿文帮助他一起翻译。这部大型译作在文革开始前，已经基本完工。

1958年之后，发生了大饥饿。那些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份子”们，高强度劳动加上饥寒交迫，相当多的人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潘光旦算是幸运，还留在学院里，没有被送到北大荒劳动。他的两个女儿在北京大学工作，也算是有些特权的人物。潘光旦的一个女儿在1958年生头胎孩子。产妇需要吃鸡蛋，国营商店没有鸡蛋。他的女婿在海淀从一个农民手里买到一小篮鸡蛋，还没有回到家，鸡蛋就被“执法人员”没收了；因为北京不允许有“利伯维尔场”，不许农民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这样，产妇要吃鸡蛋成为非法。

到1960年，饥饿越来越严重。大学里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学校不得不停止体育课，让学生下课以后就到宿舍躺下以节省热量。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在那时却成批饿死。年年增长的中国人口，这时候出现了负增长。数千万人被饿死了。当马寅初被批判的时候，曾经被指责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一样。马尔萨斯是英国学者，他的书里写到：人类的人口增长，无法控制；只是因为有饥荒和战争，才减少了人口。当时为了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就把他对历史的这一描述，歪曲成了他主张用战争和饥荒来减少人口。实际上，非常讽刺性的也是非常悲剧性的是：在中国，在1950年代的人口增长之后，就发生了饥荒带来的大量的人口减少，像马尔萨斯描述的一样。

食物分配成为大的问题。“上面”定出了政策：级别高的教师，可以享受每月特别供应黄豆若干，等等。在广东，1961年10月，中共华南局领导人陶铸指示制定一个副教授以上级别的2000人名单，每月补助食油一斤，粮食10斤；从2000人中再选出200人，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转引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页342，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那时候，“知识分子”似乎又得到了“尊重”。他们没有抱怨这种“尊重”。也许饥饿使人不再去想：为什么吃一点黄豆或者一斤油也要成为一种特别的恩赐。饥饿以及对于食品的这种控制，造成了对人的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也进一步窒息了思想的敏锐和活动性。

潘光旦的“右派份子帽子”，在1959年12月被“摘”去。“摘帽”有规定的流程。领导先通知本人，说你认错改造有进步，考虑给你摘帽。然后这个人要写一份详细的思想总结，再次详细检讨认错，并且对“党和人民”的“宽大”表示感激；然后，当局准予“摘帽”。这是必须的流程，否则不能从那张整人机器的巨口中被暂时吐出。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潘光旦一定得如是作。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一直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投降和屈服，而且最后有勇气承认和说出。他没有自欺欺人。

4、文革和第四个Ｓ──灭亡文革开始，毛泽东明确指定的文革打击目标，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在文革中，教授副教授，或者类似级别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斗争”。他们被贴大字报，被“揪出来”，被戴高帽子，被挂黑牌，被游街，被罚跪，被关押，被殴打。他们被强迫“认罪”和“悔罪”，写检讨和交待，唱“牛鬼蛇神嚎歌”，最后“感谢”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宽大”与“挽救”。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从1966年延续到1970年。基本上由造反派来执行。

在文革前，知识分子在高压下投降屈服。在文革中，被允许屈服和投降，都成为一种只有极个别人才能得到的特别“优待”。

得到这项“特权“的有郭沫若。1966年4月28日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郭沫若的检讨。1966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据说是毛泽东为郭沫若作了这样的安排。其中经过，至今还没有人说出。郭沫若发表这个讲话后，成了文革中可能唯一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的高等文人。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并死在关押中。但是每逢节日和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总还印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宽大的住宅里。那座在北京后海附近的有花园和假山的大房子，原来是北京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在郭沫若之外，别的从前写过书的人，文革中几乎没有一人能免于被“斗争”。即使他们说一千遍一万遍愿意把自己写的书一把火烧掉，也仍然不可能逃脱被“斗争”的命运。

1966年6月，潘光旦同系的同事、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洛焕在陶然亭公园投湖自杀。笔者访问了当时学校“文革委员会”的一名学生（他去那里收了尸）。他说，傅洛焕的尸体是面朝下浮在水面上的，后来跳水自杀的越来越多，就传出了投水自杀者死后浮在水面上，男人面朝下、女人面朝上的说法，正是在相当数量的案例上归纳出来的吧。

1966年8月，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开始。学生红卫兵控制了各个学校。到处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队”，又称“劳改队”或者“专政队”。据笔者调查的结果，至今没有发现全国有任何一个学校例外。有百分之十以上的教员进过校园“劳改队”。一队一队的教育工作者，在校园里被展览侮辱和受到肉体折磨与刑罚。这是文革最邪恶的景观之一。

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必入“劳改队“的人物。潘光旦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为受伤而截去，平时走路要撑双拐。而且，当时潘光旦已经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这是为了对他们作体力惩罚。因为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暴晒就很难忍受。更重要的是：这是为了把他们示众，让来来往往进行“革命串连”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不准许。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一个曾经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残腿老人被折磨的画面。

被访者之一告诉笔者，1966年他15岁的时候，在中央民族学院校园看到“揪斗”世界史教授周达甫。“斗争”周的人要周说：“我向群众低头认罪”，周按照命令说了。但是他接着就被毒打，因为“斗争”他的那些人──在一个15岁的人眼睛里，都是大人──硬说周说的是“我向蠢猪低头认罪”。这位被访者一直不清楚是周有口音，把“群众”说成了“蠢猪”，还是他在愤怒之时，真的这样说了，指责那些“斗争”他的人是“蠢猪”。当时的恐怖气氛和残忍景象，给这位被访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周达甫教授曾经在1940年代到印度留学，1967年以“特务嫌疑“被逮捕，抓进监狱，关押到1973年。他的妻子杨菊淑是北京大学俄语系的职员，也被抓进监狱关了六年。

1995年，笔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师胡寿文谈话。他说了一段非亲身经历绝对说不出来的小故事。

他说，文革开始时他30多岁，是讲师。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里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被“斗争”。“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倒下，会遭殴打，被拳打脚踢。

北大生物系老一点的老师，百分之九十都挨过斗。有一天，上文提到的生物老教授赵一炳悄悄问胡寿文，有没有什么经验在“斗争会”上能站得住，因为他自己站不住。胡寿文告诉赵，应该多换脚，先站在一只脚上，再换到另一只脚上。

后来胡寿文自己老了，才想到，赵一炳先生怎么会连换脚都不知道呢，这是人的本能就会知道的，站久了，就倒换双脚。赵当时60多岁，他30多岁，不能体会老年人被“斗争”时体力上遭受的苦楚。

潘光旦没有留下他遭受肉体折磨的纪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作为一个腿有残疾的老人，在1966和1967年的“劳改队”和“斗争会”上，他受到的痛苦，仅仅身体上的，比赵一炳，比胡寿文，都更为深重。

文革后，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们，很少愿意讲出他们的遭遇。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实在是太痛苦太难堪太耻辱了。而且，不管个人怎么“认罪”怎么“检讨”，还是不能免于遭受种种肉体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他把中国的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为了“士可辱不可杀”，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了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励人拒绝侮辱，以身成仁，所以采用了极端的说法，把拒辱和生命作为对比的选择。在文革时代，这样的情况变成了现实：一方面，文革当局就是在把人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受害者无法反抗，只有通过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已经无法再起激励人的作用。这位老师把它颠倒过来。他忍受了种种侮辱，活了下来。他的活着，只有用这样透着玩世不恭的口气的说法来支撑。他没有死，但是这样的道德格言死了。

尽管忍耐，尽管顺从，还是有很多人被迫害死了。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的时候，被强迫喝了沟里的污水，很快昏倒，当夜死亡。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他也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比潘光旦年轻22岁。

1966年9月3日，考古学家陈梦家自缢。陈是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的同事，生于1911年，比潘光旦年轻12岁。“思想改造运动”中，陈梦家受到猛烈攻击，“院系调整”后被“分配”到了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7年，陈梦家也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8月24日，他被关押在所里。那天晚上，考古所西侧的东厂胡同有至少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那天夜里，陈梦家服毒自杀未死，10天后第二次自杀身亡。

这就是潘光旦说的最后一个S，灭亡。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为无情更为不可逆转的了。

其实，在1966年夏天，潘光旦这样的教授，相比来说还算是“幸运”的：作为大学老师，他们没有像中学老师那样，被红卫兵学生大张旗鼓地活活打死。大学生和研究所的“革命群众”还不敢公开和直接地杀人。然而，折磨和侮辱，在大学和国家的最高学术机关“中国科学院”里，一样肆无忌惮地进行。

潘光旦的家被抄了，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得不到应有的医疗。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十个月后，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整理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湿，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终于印成了书。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说出了四个Ｓ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的三个S的对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最后是彻底的毁灭。对他来说，是最后一个S结束了其他三个S。

5、潘光旦死后

潘光旦死于文革的第二年。潘光旦死后，文革的大规模迫害继续进行。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害死人最多的一段。

在各个工作单位设置监狱，关押工作人员，是在1966年就开始的。到了1968年，全国每一个单位都正式建立了关押人的场所。当时的正式名称是“隔离审查”，民众口语里称为“牛棚”。因为被关押的人都不再被当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

上文写到的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的李季谷教授，进了“牛棚”。那时李季谷已经73岁，眼睛患有白内障。笔者在1990年代访问过数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他们说，1968年夏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设有大小“牛棚”三个。历史系一个系有四十多人被整，而整个系只有96个人。

在“牛棚”里，毒打和侮辱时常发生。1968年7月25日，红卫兵学生“提审”李季谷。李季谷从早上一直跪到晚上。“审讯”中，有学生拿燃烧的香烟烫他的脖子和后背，烧了十几处。“审讯”在晚上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才结束。李季谷当天夜里在校园里投丽娃河自杀。

红卫兵召开了“批斗会”，“批斗”已经自杀的李季谷。他们用纸画了一个李季谷的漫画像，在像上打了大红的叉子，叫系里的两个“牛鬼蛇神”拿着纸头，其他“牛鬼蛇神”站在李季谷像的旁边，一起被“批斗”。死后还要被“斗争”，李季谷不是唯一的例子。

笔者也访问过多位北京大学的教师。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学的西校门附近，建立了一个“牛鬼蛇神监改大院”。有二百多名教师、干部和学生被关在里面。这个“监改大院”存在了十个月，里面发生了大量的暴力虐待和心理折磨。但是，抗议的声音在那里从未有过。“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一步一步具体指挥的运动。被关者唯一能作的努力，只是拼命否认他们被指控的“历史问题”或者其他罪名。

1968年6月18日，被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命令排队外出。他们从校园里走过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人。那些人手里拿着棍子和鞭子，殴打排队走过的“牛鬼蛇神”。过了这道“夹鞭刑”，这些人又被分到各系，遭到各种体罚和殴打。整个北大校园沉浸在一片血腥和疯狂的气氛中。这个活动是为了“庆祝”两年前的6月18日，那是北京大学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打人事件，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称为“革命事件”。

上文写到的化学教授傅鹰，也被关在“监改大院”里。1952年，他是“教师思想改造”的模范。1957年，他是“中右分子”。到了文革，像他这样背景和经历的教授，都被一网打尽。在文革中，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都被“立案审查”，无一例外。

在“监改大院”里，有一个当看守的女大学生，有个棒子，自称专打坏人。“监改大院”每天有“晚点名”。每天“晚点名”以后，这个女学生就在院子中间，用棒子打东方语言系的副主任岑殿华，逼其承认曾经参加过“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岑殿华坚决不承认。傅鹰看到这个情景，说，即使参加过三青团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按照当时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笔者注），现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认，大概不会是。傅鹰教授的逻辑推理很是清晰，也非常符合他这样的人的思想训练。但是他说的这些话被报告上去。结果，傅鹰教授为此也被打。

上文写到的1952年作为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重点的朱光潜教授，文革中又受攻击，而且远比14年前厉害。1966年夏天，他被刮光了头，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小商店前面提个破筐拣西瓜皮，不断遭到来“串连”的红卫兵的侮辱和殴打。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有一天她看到墙根下有一团东西，像只死猪，走近一看，是朱先生被打得昏了过去，倒在那里。1968年他被关在“监改大院”里，有两位被访者看到他在那里挨打。

上文曾经说到，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怎样用“典型大会”来推进“运动”。文革中这种手法被用到了极致，更加粗暴，也更加残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廷谦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按照当时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是在“历史反革命”的在线。章廷谦坚决不承认。因为他不承认，就被定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在北京大学东操场举行的“宽严大会”上，在北大全校师生员工面前，章廷谦被戴上手铐拖进警车带走。

章廷谦，1901－1981，绍兴人，1922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笔名川岛，是鲁迅的同乡、学生和朋友，曾经参与创办和编辑《语丝》杂志。

中文系林焘教授告诉笔者，在章廷谦被手铐铐走前的某一天，当时他们都集中在北大19楼“搞运动”。那时还准许回家。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章廷谦告诉林焘说：我很苦恼，他们非说我是联大（指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党支部委员。没有啊，就是吃了顿饭，就算参加了国民党了。是冯友兰记错了，以为我是支委。

林焘先生描述，后来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宽严大会”，场面故意搞得非常戏剧化非常恐怖。主持大会者先领导一万与会者一起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军宣队负责人在台上的扩音器前大声问：“我们的队伍里，有没有反革命？”停顿片刻，大喊一个“有”字，然后，高声宣布：“现在，把章廷谦揪上来。”话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手一下子就把章廷谦揪上了台。军宣队的人宣读材料后，章廷谦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汽车带走。

直到文革后，林焘教授也不知道那些拿着手铐来把章廷谦教授铐走的人，是从公安局还是别的“专政机关”来的，也不知道章廷谦教授被塞进汽车后带去了哪里，是监狱还是拘留所。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不知道”其实带来了更大的恐怖。如果人们知道他们能得到一个正常的通过法律程序的审判，他们会镇静一些。在一种神秘不清的权力面前，人们感受到更大的威胁。领导文革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文革中，广泛使用这种手法，造成恐怖和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林焘先生被逼承认他曾经参与炸掉北大未名湖边的水塔的阴谋，因为他的同学承认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甚至，作为音韵学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炸水塔。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尊严、诚实和友谊是最被强调的内容。“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当然因人而异；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应该都受过这样的教育吧。然而，文革逼迫人们互相“揭发”。在这种轮流互相揭发的过程中，不但每个人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必须把自己关于尊严、诚实和友谊道德的观念统统抛弃和摧毁，在道德上也彻底投降。在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这些方面的伤害和扭曲被忽略了，被遗忘了。

这些“互相揭发”，在今天看来，确实是让人觉得遗憾的；但是，如果因为重新看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光彩而拒绝重新检察历史，就有可能造成第二次遗憾。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既不是文革中被说成的“狗屎堆”一样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后有些小说里描写的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的身体会在铜头皮带和拳头棍棒下受伤，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是一样，会在强权下被击败和扭曲。人都是有弱点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由国家机器组织的迫害和虐待中，“知识分子”的脆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可行的也许并不是试图把自己锻炼成刀枪不入，而是通过历史学习真理，建立起一个不需要人用肉身来抵御专制的刀枪的制度。

在经过了死去活来的近一年的“审查”之后，1968年11月，毛泽东指示要对“知识分子”“给出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不是罪犯也不是病人，当然应该有“出路“。这样的说法隐含了本来他们应该是“死路一条”的“共产革命法则”，现在让你存在是一种开恩。毛泽东特别指示要把北京大学的教授冯友兰和翦伯赞当作“反面教员”“养起来”。北京大学的“宣传队”指挥部负责人到“监改大院”宣布，解除对冯友兰教授的监改，叫他从“牛棚”回家居住。同时，将翦伯赞释放回家，并决定给冯友兰每月125元生活费，给翦伯赞夫妇每月120元生活费。

因毛泽东指示受到“优待”一个月以后，在1966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搬到燕南园后自杀，表现了他们不愿意受辱，不愿意被当作玩弄的对象和不愿意被收买的骨气。当然，这还是因为翦伯赞是大人物。别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来显示他们的个人意志。

不知道是否有人把翦伯赞的自杀报告给毛泽东。现在没有关于毛泽东对翦伯赞之死的反应的报告。很可能没有人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因为这会触怒毛泽东。据说，翦伯赞的遗书里还写了“毛主席万岁”。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杀，显然是在拒绝接受毛泽东分配给他们的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中是非常特别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

笔者找到一份《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胡建忠同志介绍经验讲话》，注明是“根据录音整理”，讲话日期是1969年3月12日。当时这个讲话在各单位传达。从“介绍经验讲话”这个标题，也可以知道这个讲话不但是清华大学所作的，也是要全国照此奉行的。在这一个讲话里，有一部分照录如下：

“对于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政策问题。梁思成是清华的一级教授，搞大屋顶出了名，文化大革命中被触及了，靠边站，被从他的小楼里赶了出来；刘仙洲是研究机械学的，他写了本书，竟是些木头、石头，也是个权威；钱伟长是很臭的人物，57年划为右派，后来摘了帽子，57年以前他身兼7项职务，是人大代表，又是清华副校长、教授，后来全撤，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过去有人称‘三钱’（即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在美国搞火箭炮研究的。对这些人首先是‘批’字当头，就是八个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是批臭他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群众，肃清流毒的问题。”

“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不但是典型的文革语言风格，而且是文革实际上进行的。这时候，文革已经进行了三年了，大学停课也已经停了三年了。学校的教师已经被迫害死了一大批了。就在那年10月，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学被逐出城市，搬到乡村，在那里继续进行“一打三反”和“清除516”两个新“运动”。

非常清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这样的工程科学教授，潘光旦这样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教授，作为个人，当然各有经历也各有优点缺点；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学术。这个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些学者也都曾经到西方留学。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一套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学术。

和翦伯赞在同一天被“给出路“的冯友兰，后来被拉入文革领导人的写作班子“梁效”（“梁效“的意思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学校）。在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发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赞扬法家。以后的人们恐怕很难明白这些讲两千年前的儒家法家的文章到底在说些什么。文革后，“梁效”由于和“四人帮”的关系而遭到否定，这些文章的罪名也仅仅被解释成是执行“四人帮”的旨意影射攻击周恩来。但是，当时的人们实际上都明白，这些文章的真正的主要意思是，要肯定文革的残忍，要建立起迫害和残忍的理论；他们才连篇累牍地否定孔子的“仁”的思想，最特别的是他们宣传孔子也曾经杀了少正卯。他们不是以此证明孔子学说的虚伪，而是以此证明孔子的“仁”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这个世界只可能充满“斗争”和“专政”。

1976年毛泽东死亡，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被称为“四人帮”，很快被逮捕。“四人帮”被逮捕后，在北京和外省都传过一个说法：冯友兰的妻子怪他：“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这话的意思相当明白，是说黑夜快要过去、文革已经要结束的时候，他却在最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个说法相当生动，但是个传说。如果冯的妻子没有说过，该是一些有如是想法的人编出来的故事。当时，这个故事博得很多人一笑。但是，当时的反应还不只是笑。有人说，如果“四人帮”比较懂得“团结”的道理，他们其实是可以网罗到更多的冯友兰这样的人的，不会有困难。有不少人是想要他这样的位置而不得罢了。这样的评论，无法使人发笑。

毛泽东的死亡终于导致了文革的结束。然后，是大量的人的“平反”和落实政策。然后，是关于文革的神话的建立。各种角色、忠臣、奸臣、英雄、坏女人，悲欢离合，以及大团圆的结局，都制造出来了。然而，那些屈服投降的人们，却依然在记忆和叙述中缺席。在文革之后，对“知识分子“来说，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虚构的作品中，往往被描写成新的“英雄”，至少也是纯洁的好人。实际上，对1980年代的文革描述，我们不但应该注意到文革怎么被简化为“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斗争”，也应该注意到文革的受害者们又被如何简化了。关于文革，事实方面不能被清楚地记载，法律方面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道德方面的检察也没有能够深入进行。

知识分子的屈服和投降是身不由己。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置身在那样的情况里，能作得怎么样？能作得比他们好一点吗？实际的回答应该是很难很难。经受那样的精神和物质的剥夺，经受那样的侮辱和殴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的遭遇实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悲惨。

但是，作为这一代，他们还是有可责备的。他们是在五四科学和民主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不像1949年以后长大的一代人，那一代人从未有机会接触现代思想资源。那一代人中有的人误以为“自由主义”只是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批评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行为，那一代人用过粮票、油票、布票、芝麻酱票，但是从来没有用过“选票”。很多人甚至从来不知道：在世界上别的国家如美国，最高领导人是由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但是，潘光旦这一代人知道，他们知道有另一种选择存在。

然而，即使在文革之后，在“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之后；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来对他们的一生，作比较有深度的反思。在这一方面，年轻一代对他们相当失望。相比之下，潘光旦反倒有几分悲剧英雄的色彩。在生命的最后，他有机会向老友说出了他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他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生活，但是他至少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也体现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

结语：胡适的预言

回顾一代学人的经历，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对他们的命运的写作变得非常沉重而压抑。

当写作此文的时候，笔者回想起曾经读到过的胡适的一篇英文文章，是他为一本书（Out of Red China，by Liu Shaw-tong，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53)写的导言。这本书的作者在1950年离开了中国大陆。书里描写了他怎么在林彪的部队里经历了“割尾巴”运动，这个运动要割的“尾巴”有“家庭尾巴”、“旧社会尾巴”和“旧思想尾巴”。他不愿承受，设法离开大陆逃到了香港。在书里，这个作者说，“一张红色的网正在向我们收紧。”

胡适在导言中引用了这个正在“收紧”的“红色的网”的说法。另外，胡适也引用了195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金岳霖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

“经过两年的学习，特别是集中学习了《实践论》（毛泽东的文章），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哲学，是真理。…我已经认识到，大学哲学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马列主义宣传工作者。”

上文已经写到，金岳霖这篇检讨的题目叫做《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一批教授的检讨之一。

胡适在导言结尾处为金岳霖教授的命运深深担心。在看到报纸发表的金岳霖的检讨之后，胡适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胡适在1962年去世，他没有能活到文革发生，没有看到那张红色的网最后如何彻底收紧，也没有看到他预言的黑暗的迫害时代如何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但是，胡适的观察和预言不幸都非常准确。再没有比此更不幸的准确预言了。

作为后来者，见到胡适的这一说法，笔者感到诧异：他怎么知道的？

胡适知道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想到中国在两千年前，就有过“焚书坑儒”，以及秦始皇的“以吏为师”。1949年后在学校里发生的，相当类似。不同的只是，文革发生的迫害，在规模和人数上要比秦始皇所作的大得多。

胡适知道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想到俄国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上，受害者中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即所谓“知识分子”。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方式的折磨往往更为广大、漫长和邪恶。

胡适知道这一点，最主要的，应该是他了解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知道支持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实质。在这样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下，后来的事情是有其发生的必然性的。在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蓝图里，没有学术的位置，也没有学者的位置。这不是在中国偶然发生的灾难，灾难的根源早已存在了，只是要人们认识到却需要时日。

胡适的预言说明，这样的黑暗和灾难是可以预测的，也不是必然在每个地方或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的。这，也许是我们回顾这段充满恐怖和羞辱的历史时，还可以有的一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