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萧：毛泽东时代的还原与反思

为了解决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所引发的焦虑，当局逐渐将中共前领袖毛泽东重新推向大陆政治的前沿阵地，利用民众的怀旧情绪来舒缓中共的统治危机，作为中共最早缔造者之一以及１９４９年以来执掌中国大陆最高权力的独裁统治者，毛一生的功过是非再次成为中共官方和民间社会研究和热议的话题。

２０１３年，湖南籍作家马萧深入到中国大陆社会的最底层，以湖南一个普通小村庄的农民作为调查目标和突破口，耗时近４个月，实地调查、采访了数十位普通的农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经历过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后的“土改”、“集体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他们当年的“出身”各异，涵盖了中农、贫雇农、黑五类子弟，有大队的干部、社队的作业组长、妇女主任以及“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当权派，等等，有通过他们的讲述，还原出毛泽东时代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的真实状况，再现了过去的那段荒唐历史，作为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反思，为此，博谈网记者专访了作家马萧，马萧对博谈网记者表示，“我对用鞭子强行驱赶人们进入‘社会主义’的做法始终保持一种怀疑态度”，并欢迎对毛泽东时代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转载、引用今次调查、采访的内容。

　　　　　　　　　　　　　　　　
下面是对马萧的专访：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做这个调查？

马萧：我做这个调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和我自身有关的，出于个人阅历、知识、对于世界的洞察力的有限性的考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局限性所在，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世界的全部真理，或者在任何事情上都有取之不绝的力量源泉，这样的全知全能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到了一定的程度上，他会逐渐地走向停顿、萎缩，当人们处于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存在景况，如果他还不想让自已的人生走向停滞，他应当努力去开拓一条新的、更有利于自身走向未来的道路，显然，我现在似乎正处于这样一个人生的艰难时刻，我尝试政治写作已有好几年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我思考并写作了许多同政治、同自身的存在境况有关的东西，然而，我发现，我赖以写作的资源正在慢慢枯竭，在创作中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灵感和想像力，坦率地讲，我中断写作已经快有一年时间了，在这一年里，我一方面沉浸在政治的思考之中，另一方面，我却无法对我所思考的东西形成完整地自我表达，这种生活的悖谬令我感到十分苦恼，因此，我希望摆脱这种尴尬的、令人难过的局面，这是我把自已从沉重的政治思考中解放出来，深入到社会和生活的最底部，尝试去发掘我自身的别的潜力，这是我作这次调查的内在动力。

另外一个原因是来自于外部的，据我的观察，当局一直在试图重塑毛泽东的政治形象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他们在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看上去，本届政府比往届投入的精力更多一些，像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比如，今年３、４月份的时候，我因为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去访问一位基层的党委书记，却在无意之中发现他的办公室里摆设着一墩崭新的、高约８０公分左右的毛泽东全身铜像，这是很久以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出于党的政治纪律的考虑，我相信这肯定不是他个人一时兴致所致，而是来自上头的命令，对于那些向往自由的人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消息，显然，我们无从得知这样的政治动作是否直接来自于当局的最高层，但它释放出理解政治的某种东西，它至少和靠近那个权力中心的机会主义者们灵敏的政治嗅觉有关，这意味着新一届的党的政治局将要采取的政治态度，它是一种封闭的、贫穷的、崇尚暴力、没有个人安全和经济自由化的社会状况的代名词，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令人不安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况显然在党内的最高层有它的存在基础，这值得人们去警惕，在这个心理的驱动下，我希望自已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記者：据我所知，在中国大陆，做这样的社会调查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出于自身政治安全的考虑，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大陆当局逮捕了很多政治上的挑战者，显然，当局不允许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出现，不论这种力量来自现行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您的整个采访、调查过程中，您有没有受到这方面的阻力，他们有没有想办法试图阻止您去完成这项工作？

马萧：没有，整个调查、采访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想这和我的采访对象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都是来自这个体制的最底层，同时也是秘密警察所能控制和达到的神经末梢的最末端的部分，因此他们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或者他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件事情，正在考虑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也许他们认为像这样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不需要去理会它；也许他们还在持一种观望的态度，看我是否有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并随着情况的变化对我采取相应的措施，等等，总之，通过你们的公开发布，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他们肯定不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至于警察如何处理，在最终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无知得知，因为他们对付政治上的异议人士的决策过程从来都不会向外界透露，因此，我并不敢轻率地说我目前的生活或者处境就是安全的。

顺便说一说我个人方面的想法，在我们这里，一个人如果想做自已感兴趣、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肯定或多或少地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遭到来自当局的报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像今年以来被当局逮捕的人们当中，其中就有很多我所熟悉的朋友，比如，赵常青，他是一位意志非常坚定、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知识份子，我在２００８年就认识了他，当时他在西安，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从监狱服刑完满刚被释放，他来北京之后我还同他一起寻找临时安顿的住所，他今年被捕时儿子还未满一周岁；还有王功权，他是一位热心于公共参与的企业家，出于这个原因，他成为当局眼中的麻烦制造者，这样的朋友还有很多，郭飞雄、许志永、刘萍，等等，我还想特别提一下刘霞的处境，作为刘晓波的妻子，她在没有经任何合法程序和合适的理由的情况之下，被秘密警察限制了三年的人身自由，至今还未见有政治上松动的迹象，这是令人遗憾的，某种程度上也揭示出中国大陆目前的人权状况是非常糟糕的。

記者：在您的调查过程中，有什么收获？或者有什么新的想法，感觉跟之前的认识有什么不一样的方面？

马萧：首先，我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感，我对那种用鞭子，刺刀，坦克，机关枪强行驱赶人们进入“社会主义”的做法始终保持一种怀疑态度，即使他们是出于纯粹的、善良的目的，这样的作法也是违背人的意志的，与人的自由是相互抵触的，更何况现在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为了稳定他们那个特殊的权力小集团的私利而已，理想？信仰？忠诚某种主义？或者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些东西更像是为了维持他们手中的权力而故意制造的一些障眼法，其意义仅仅在于混淆视听，通过这样的行动，我接触到关于真实历史的第一手感官资料，确证了我之前的一些模糊认知，比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在我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现实生活中其实出现过，就是从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０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在那里，资产阶级和它的剥削制度被彻底消灭，所有的社会资源都由国家来统一支配，“集体主义”的抽象意识充满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头脑，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现实生活中奇迹般的消失了，他们拥有一种共同的自由——劳动和为社会主义唱赞歌的自由，这是最接近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非通往遥远未来的一个幸福终点站，而是逝去的古老岁月里烙下的一记历史的绝响，其结果是导向毫无意义的死亡和一个荒诞的人间悲剧，通过这些受访者们的真实体验，我得以拨开覆盖在历史重重迷雾之上的东西，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意识形态偏见、迷惑人的伎俩、花招的引诱，从某种虚无主义的幻觉状态中摆脱出来，我相信，这会对所有人的认识有所帮助，包括现在那些正在掌握巨大权力的共产党人。

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来自于我的受访者，即使是一个最狂热、最盲从的毛泽东主义者，比如，当年的大队干部、红卫兵或者一个社队的作业组长，在回顾他们自身往事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良心的温度，当然，我还有许多另外的感触，比如，信任，这是一种同人的尊严有关的东西，我的受访者们始终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最底层，除了劳动和在适当的时候要求他们表示“忠诚”，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和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感受，当有人走近他们，主动倾听他们的声音，我强烈地意识到好像就在一块永久的冻土层上不经意地凿开了一个冰窟窿，他们打开尘封已久的心门，向我敞开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真实情感、个人观点，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们像一个真正的自由人那样表达自已的感悟，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场面是令人感动的，世界不再是冷漠的，它改变了其长期固守的面貌和色彩，一种具有人情味的谈话氛围在我面呈现出来，我认为它有着非凡的意义，即便这种改变很短暂、很难被人察觉，但至少可以证明这种改变是可能发生的，显然，我并不是在故意夸大或粉饰某些东西，我的受访者们同样也并不是完美的、无憾的，他们在他们当年所生活的环境中也可能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在讲述他们自已的故事中会刻意隐藏、过滤掉一些东西，那些令人羞辱的记忆和不光彩的人生记录，或者保留自已内心的某些真实想法，出于政治审查的考虑，等等，但是，我可以确信，他们并没有撒谎的成份在内，而这种状况只有在一种没有恐惧感、自由的状态下面才可能发生。

在我的整个调查过程中，我感受到一种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力量，一种与真实、人性的自由释放和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团结有关的道德力量，自由只会产生在人们的平等、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交往之中，而社会主义则精心培育了一种封闭的、隔绝的、相互猜疑和彼此敌对的社会存在状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创作一部与这段历史有关的文学作品，或者拍摄一部反映毛泽东时代农村、农民真实生活的纪录片，我想这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问题吗？

马萧：不客气，我想感谢你们的工作，正是由于你们的出色工作和努力，让我们的声音和这些来自社会主义最底层的农民的声音能够被外部世界听到，在一个言论遭遇到审查制度的生活状态之中，它有其特殊的存在意义，这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与官方的宣传话语完全不同的真实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