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的遗憾——兼谈国民党因啥被推翻

首先申明，这里所说的国民党，不是当下马英九们代表的国民党“蓝营”，而是被我们多年称作的“蒋家王朝”。虽然两党实为一党，但由于时空转换，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闲话少说。要推翻国民党，是当年有人觉得国民党不好，或者说不够好，或者说达不到我们有些人的要求。我们希望和要求这个党能变好，或说变得比当时要好；尤其我们希望和要求它能尽快地变好。可它好像努力了——也许没努力，也许努力得不够，总之它做不到，或说没能做到。于是，我们等不及了，加之我们当时又有强大的力量，也就把它给推翻了。

按说，虽然刻意打破了一个旧东西，可如果这个旧东西是不可或缺的话，我们自然也就只能立即再造一个类似的新东西替代。而再造的这个新东西，不用说不只是新，从功能上也一定要比被打破的那个旧东西先进。我们不能说旧东西打破了，再造的一个新东西与旧东西的功能没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被打破的旧东西。真是那样，还不如不打破。不然，用老百姓的话说：那不是发疯吗！

然而，我们都体验到了“发疯”的滋味。推翻了国民党后，我们很快就做了“国民党第二”，甚至从很多方面做的还不如国民党好，只是我们吸取了国民党被推翻的教训，把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第二”的事情都消灭在萌芽之中。这样，就造成了我们再不好，也还是比国民党要好的一种假象，“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们没有被推翻，我们也不会被推翻。

可我总觉得，一个政权像国民党那样，被推翻，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丑的事，无非是说它做得不好，不合很多人的心意，人们强行甚至不惜使用各种极为奸诈的阴谋诡计外加暴力不让它干了。这就像一个人，没有把事情做好，一边的人不仅希望和要求他做好，还希望和要求他能尽快做好，而这个人呢，好像也努力了（我们很难说他没努力，因为那样不合逻辑），但毕竟还是没有在人们可以忍受的时间内把人们希望和要求的事情做得合乎人们心意（这里姑且不去考虑一些希望国民党“变好”的人们明里暗里干扰、使坏），于是，人们强行把他赶走，也就是不许他干了。这样，他也就只有逃跑不干了。其实，如果不是采用阴谋诡计不是采用暴力，而是正大光明用和平手段把它弄下去的话，简直就与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更迭没什么本质区别。估计当年胡适始终没有向着中共的原因，除了他天生就只喜欢“正统”而不喜欢“匪”之外，也与另一方的胜利不够光明正大有关。

自己被推翻，当然不能说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也说不上有多下贱，至少比我们下面所看到甚至是亲身经历的这种情形更能理解也更能接受一点。

这种情形就是：执意赶走别人的这个人，说他之所以要赶走前面那个人，是因为他一定比前面那个人做得要好，一定符合最广大的人们的心意，就像西方政党推举的那些竞选者在作竞选演说时一样。可是很快人们发现，这个人做得反而还不如前面被暴力赶走的那个人做得好。于是，人们也同样站出来说话了，并且希望和要求这个人要把前面被赶走的那个人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兑现自己的诺言。

这个人当然明白人们的意思，但他长了个心眼，尤其是由于害怕也落得前面那个人的下场，一开始就高度警惕，甚至采取了各种措施，只是这些措施都不是为了要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对付那些希望和要求他把事情做好的人。种种迹象表明，他要在别的什么人甚至是大家有能力赶他之前就要把所有的人“镇住”，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吓唬住；采取各种形式，警告所有希望和要求他把事情做好的人不要乱说乱动，否则绝没有好果子吃，并且像“大胡子连长”在用铡刀铡刘胡兰之前先铡了几个其他人一样一次次做出恐怖“示范”，比如软禁，比如抓捕，比如判刑。这样一来，他做得好不好，他什么时候真能像人们希望和要求的那样才能把事情做好，就全凭他自己说了算，也全由着他的性子来。人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只能干瞪眼，只能袖手旁观。

当然，之所有会这样，关键还在于这个人在赶走前一个人之前、之后，已积聚了超人的力量，凭他一己之力即可控制所有人，因此大家也就休想把他像赶前一个人那样轻易赶跑。

既如此，人们也就忍不住想问一句：难道这就是要赶跑前一个人的本意？或说，难道这就是我们要推翻国民党的初衷？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也太荒唐了吧！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夺取政权时对全世界说的就是要实行民主，至少比前一个人更民主，也正因为这个许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才留在了大陆，很多海外的知识分子也回到了祖国。已经108岁的周有光先生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告诉记者，说他1946年已前往纽约为新华银行工作，而在1949年共产党建立新的政权前不久，他回来了。他愿意回来的理由，就是“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我支持共产党”，而他支持共产党的理由是：“毕竟他们答应我们，要建立民主。”然而事实如何，全世界都看到了。正如周有光先生对采访他的媒体所言：“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

时间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今天的许博士在法庭上陈述时是这样说的：“新公民运动倡导每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做公民，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我们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臣民，顺民，草民，暴民；把公民的权利当真，那些写在《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里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神圣的权利不能永远是一张白条。”是啊，西方人民所享有的，我们有些人也都给中国人民许诺了，甚至已经成为白纸黑字。然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仅仅停留在白纸黑字上，时空似乎凝固了。

十几亿中国人不可能容忍一直这样。

文章敲到这里，本该推进键盘，不意在此期间读到原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胡紫薇的文章《对于罪恶我们无法一分为二》，其中这样说道：“如今古拉格的囚犯区已经成为供游人猎奇的景点，这本书（引者按：即指《古拉格：一部历史》）所描述的那一切也许就像旅游纪念品柜台里的镰刀锤子一样，对于我们的生活已不构成任何现实的威胁。真的是这样么？我们需要探究的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政权的劳教制度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于是，作者紧接着就写道：“流放和苦役在沙俄时代古已有之，列宁斯大林等职业革命家都曾经在流放地坐牢。但是，它的发扬光大和泛体制化却要托十月革命之赐，被索尔仁尼琴名之为‘古拉格’的劳动苦役营几乎立即成为苏维埃制度的组成部份，以实现针对真实和指控的敌人而采取的大规模恐怖行动。”

本人完全赞同胡紫薇女士观点。我们先前不是也有所谓渣滓洞、歌乐山等“集中营”吗？可后来谁能想到我们也又出现了更惨无人道的夹边沟呢？“可以说，20世纪每一次大规模的族群灭绝事件——古拉格，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虽各有特色，但是他们无一不是指向一个渊源：极权政治；无一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贬低、毁灭自己的一部份同类，把他们物化为为虱子、臭虫和毒草，把他们贬低成劣等、次要或者邪恶的人，以便达到清除的目的。”（见《对于罪恶我们无法一分为二》）

看来，只要制度是相同的，目标是相同的，手段、方式相差一定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