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最终是没有希望的

《红楼梦》中说，“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这似乎囊括了中国社会数千年来的奥秘。“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是要人学会世故，学会圆滑，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大凡媚权、媚俗，泯灭个性，磨去棱角，卖身求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凡此种种皆视为聪明、成熟的标志，相反，就是幼稚、天真，甚至“傻瓜”。

章乃器这位“大右派”即使在“文革”时期，还不止一次地要求公民权。当派出所警察警告他“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时，他竟然不无天真地回答：“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因为1957年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亲口向他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为此他冒着严寒、乘公共汽车进城，要到中南海当面问问曾经的“患难之交”的总理：“这话还算不算数？”结果呢?有为人民服务招牌的铁桶江山，进不去！

通过他的自述，我们才会理解章乃器先生在“文革”中仍争公民权、捍卫尊严的举动：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

这话出于1971年3月写给周恩来的万言书中，当时他已74岁。可以看作是破译他一生作为宗旨的精神密码，也正是他的精神底气所在。正因为不怕“傻瓜”、“学生腔”的嘲讽，所以生命才会一再呈现出那种与猥琐不可同日而语的亮色。

倒转时光看看， 1946年他写下《我想写一篇小说 . 二十年一梦》，发起民主建国会，创办《平民》杂志，要在国、共之外建造“第三种势力”，“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坚持“不右倾，不左袒”等等，无不可以看出他的“傻瓜”气和“学生腔”。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他置金融界的大好前程不顾，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终于锒铛入狱，成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更令人难忘的是1927年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偏偏不安份守己，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他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今天听来仿佛如天方夜谭，那年头却确实发生过。要知道，那时与“四一二”屠杀相去不远，黑云压城、血腥弥漫，上海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不是有“傻”气，凭“傻”劲，谁会去干这样的“傻”事。

“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1974年，在泰山压顶、沦入地狱的日子里，章乃器仍然说出了这样“学生腔”的话。凭他这样的性格，后半生的命运自然早已注定，聪明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不需要思想、更不能拒绝喊“万岁”的时代，只有“傻瓜”还要坚持做人的“原则”，还要自己“动脑筋”。然而正是在章乃器这样的“傻瓜”身上，后世的人们才看到了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人的一点气节，一点做人的尊严。

我曾写过一篇《“傻瓜”推动文明》的小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缺乏创造力，尤其是皇权制度经过十几轮循环依然不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太早熟、太世故了，每个人都把生命的主要精力都浪费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而且都以信奉中国式的犬儒哲学、乡愿哲学为荣，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就少有特立独行者，少有甘做“傻瓜”，以“傻”为荣，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物，这样的人即便出现了，也往往是以悲剧收场。难怪鲁迅会如此沉痛地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质言之,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凡事认真、认死理的“傻瓜”气，一种天真的“学生腔”。中国的许多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人太世故、太老成、太聪明，暮气太深造成的。

1933年5月，当希特勒权势显赫、如日中天时，爱因斯坦没有停止对法西斯主义、对野蛮暴政的公开批评，有朋友善意地劝他，他断然回答：“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永远属于“聪明人”的，然而，我深信文明的每一点滴进步几乎都和这样的“聪明人”无关。甚至可以说，文明从来都是的“傻瓜”们推动的。那些皓首穷经、探索学问奥秘的人显然不是“聪明人”，那些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科学家大半也都是“傻瓜”，那些不为一己私利、真诚追求理想的人，那些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人在“聪明人”眼里只能是“傻瓜”。正是他们，正是这些与“聪明人”作出了截然不同选择的“傻瓜”们，在日复一日悄悄地推动着文明，推动着历史。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包括爱因斯坦、章乃器这些“喜爱‘傻瓜’和‘学生腔’”的人，一部人类文明史将会如何的不堪入目。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对喜爱“傻瓜”和“学生腔”的章乃器们保持敬意。遗憾的是，与处处明哲保身、苟安图存、永远将眼睛盯住钱和权的“聪明人”相比，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傻瓜”和“学生腔调实在为数不多了。一个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不会进步的，如果没有“傻瓜”们付出的努力与牺牲，文明将会停滞，历史只能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