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危险的记忆

“六四”戒严部队随军摄影师陈光在北京成为了一名画家，他于5月7日被警方带走，拘押至今。

我用一个全新的、从未联过网的笔记本电脑写我的书。每天晚上，我把它锁进家里的保险柜，而且从来不在电话、电子邮件、家里和办公室提及这本书。公寓和办公室在北京的同一栋外交大楼内，我觉得这栋楼可能遭到了窃听。我采取了极端的防范措施，因为我正在写的是在中国最受禁忌的话题：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事件，当时士兵在北京街头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杀死了几百人，也许死亡人数更多。

我固守着这些做法，并一直等到离开中国几个月后才告诉耐心的编辑。我没有告诉任何同事下班之余我在做什么。有好几周，我甚至没有告诉我的孩子，那时他们一个7岁，一个5岁。我担心他们可能不小心在家里说出点什么。后来，他们开始问我为什么没有时间和他们玩，我让他们发誓保守秘密。

他们守住了承诺。但直到去年夏天我们离开中国前往密西根大学，我才意识到这给他们带来多痛苦的压力。我的小女儿会跑到安娜堡的街头对陌生人说，“我妈妈在写一本书！”

也许这些防范措施都是不必要的。毕竟，我有记者证和外国护照，这些能让我有退路离开中国，而我所采访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有这样的“特权”。

他们知道其中的风险，但还是决定说出来，因为在他们看来，沉默无疑沦落自己为政府试图控制记忆的同谋。直言不讳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曾写道，如果人们继续保持沉默，“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一桩恶行”。

今年“六四”周年前的打压来得很早，揭示了25年后，1989年6月4日发生的事件对中共仍是多么的重要。

第一轮的逮捕是围绕5月3日到北京一家私宅参加“纪念六四研讨会”的一群活动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律师。他们在合影中的表情既不是反抗，也不是庆祝，而是庄严，俨然他们已为面临的处境做好了准备。几天之内，15名与会者中有5名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资深记者高瑜未能到会，她事前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逮捕。另外9人，包括张先玲，被拘捕问话后释放。1989年，张先玲19岁的儿子被军队的子弹夺去了生命。

4月下旬，当艺术家陈光邀请十几位朋友到北京郊区一座空的建筑演示一个行为艺术时未料到会遇到麻烦。1989年，陈光所在的戒严部队被派往天安门广场清场，这一经历体现在他的艺术作品中。表演一开始，是一名小女孩拿着手电筒走进漆黑的房间，手电筒的光照亮了墙上书写的“从1989到2014”；后来灯光骤亮，陈光戴着口罩出现了，他刷白了墙壁，盖住了上面的年份。就是因为这个，陈光5月7日被警方拘捕，关押至今。当局没有公开对他的任何指控。

他的一位朋友告诉《纽约时报》说，“人们希望记住6月4日那天发生了什么，但他们不能在公共场所这么做。现在，显然你都不能在私底下记住它。”

在这样的限制下，遗忘是最简单的选择，甚至是默选选项。正如艺术家艾未未在镇压20周年时写下的，“缺乏记忆的权利，我们选择遗忘”。

毕竟，要记住发生了什么事就要记住该抗议活动的范围。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而是几十万示威者，来自几乎每一个行业，令到中国各地几十个城市瘫痪。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在成都暴力镇压中新的细节，当局承认在成都3天的混乱中，街头有8人死亡，1800人受伤。目击者们相信死亡人数要高得多。记住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是危险的，因为在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还有多少故事没有被讲述出来？

记住1989年的诉求，也就意识到现在还有多少仍未做到。1989年的示威呼吁更大的民主，呼吁解决官员腐败、官倒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问题。然而，要求官员披露其资产的反腐败活动人士已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进了监狱。

天安门事件后立即作出的决定塑造了今天傲慢强大的中国。那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推动了无任何政治改革的经济自由化，这一模式延续至今。他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爱国教育运动，培养了一代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他还为不断扩展的安全机构奠定了基础。这些安全机构的任务是通过监视防止示威扩散，例如监视那些拒绝忘记这个国家是如何杀死他们孩子的母亲们。

当76岁的张先玲去墓地悼念她的儿子时，几十名便衣警察监视她的行动。有一年，她设法抵达了她的儿子王楠死亡的地点——天安门附近的一个人行道上拜祭。第二年，她被禁止离开家。到了今天，那里还装有一台闭路摄像机，等待着她回来。

当这一代领导人18个月前上台时​​，一些乐观主义者希望他们可能会重新评价1989年的事件。然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拒绝否定毛泽东，这就排除了会有任何重新评价历史的举动。党的最终目标是确保其自身的生存，它显然已决定要继续禁止人们讨论“六四”事件，不论是公开、私下还是在网上。

中国的网络审查员正忙于清除暗示“六四”的信息。随着周年纪念日的临近，根据近几年的先例来看，禁用的词语名单将会扩大，包括“64”，“今天”，“那一年”，“记忆”，甚至“敏感词”。

就在几天前，我偶然看到英国诗人James Fenton在血腥镇压后不到两周所写的诗《天安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他的话甚至比当时还要真实：

“天安门广阔又干净

你看不到那些死了的人在哪里

你看不出那时发生了什么

而且你不能说天安门……”

原文链接：Dangerous memories of Tiananmen Squ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