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的知音故事

天苍苍，海茫茫，知音在何方，教人费思量。花儿会开，月儿会亮，只有那知音难觅，除却梦想。

从周璇唱的老歌，想到中国那些著名的知音故事——楚国钟子期之于俞伯牙，是知音。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伯牙的“高山流水”，只有子期能够听懂。后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西汉卓文君之于司马相如，是知音。相如夜于卓王孙家操琴而歌，“凤兮凤兮归故乡，翱游四海求其凰。”一曲《凤求凰》挑动王孙十七岁新寡女儿文君的心，夜奔相如。后两人开店卖酒，文君当垆，与相如白头终老。

梅志之于胡风，是知音

在大陆变色，只讲革命不讲人情的悲苦年代，梅志之于胡风，是知音。她一直站在胡风的身后，支撑著他，守护著他。一九五五年胡风因向毛泽东上三十万言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而系狱的时候，她没有接受劝告与胡风划清界线，因而也被定为胡风集团的骨干份子。她虽然没有被收监，但也被送到茶场的劳改队，和一群刑满释放的“女犯”一起生活劳动。胡风被投入监狱十年后，才被正式判刑十四年！这是梅志。

“文革”开始，刚获假释的胡风又被重判无期徒刑，发配四川。为了照料病中的丈夫，梅志离开劳改六年的苗溪茶场（四川雅安），到监狱中与胡风一同度过了六年。如果没有梅志的不离不弃，用柔情去温暖胡风那颗受伤的心，他肯定看不到毛死及其“四人帮”的覆灭！

一九八五年胡风弥留时，梅志强忍泪水对他说：“你放心，谁也不会再来诬蔑你，往你脸上抹黑了。我会为你说清的。”她以九年时间，完成了五十八万字的《胡风传》，以平和的语调讲述了胡风不平凡的一生，实现了“说清楚”的承诺。

新凤霞之于吴祖光，是知音

才子吴祖光被打成“右派”，组织上逼新凤霞（评剧名演员）与他离婚，她不同意，坚持祖光是好人，结果自己也被划成“右派”。“文革”期间，他们俩再遭迫害，导致新凤霞发病（脑血栓）半身瘫痪。

历尽苦难百折不挠的吴祖光有幸活下来。他退了党，无拘无束，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经常在全国政协里发炮。最大的一炮发于一九九九年——“天安门城楼上那个王八蛋的画像为什么还不摘下来？还让他继续在那里欺骗、愚弄全国人民？”《芙蓉镇》作家古华说：“在中国当代知识份子中，敢于大无畏地在北京庙堂上发出此一震聋发聩吼声者，祖光先生乃第一人。”

朱梅馥之于傅雷，是知音

梅馥是傅雷的表妹，小他五岁。两人从小便喜欢在一块儿玩耍。傅雷总是以小男子汉的身份保护著表妹，表妹手里有块糖和饼干什么的也总是给表哥留著，两人好得胜似亲兄妹。

婚后，朱梅馥以傅雷的喜好为喜好，除在生活上对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外，还是傅雷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好秘书”。有妻如此，傅雷三生有幸！

大翻译家傅雷性格率真，愤世嫉俗，脾气暴躁，梅馥总是以隐忍的柔情一次次浇灭丈夫心头怒火。叶永烈在《傅雷一家》这本书中曾如此评价这位伟大的女性：“如果说傅雷是铁锤，朱梅馥则是棉花胎，敲上去不会发出火花。”她从不发脾气，脸上总堆著笑。她是一朵“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梅花，芳香馥郁，名如其人。

梅馥明白傅雷的为人，了解傅雷的性格。她曾给远在欧洲不归的大儿子傅聪写信说：“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上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你祖母和你爸爸）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士可杀不可辱！文革初的九月二日夜，在红卫兵两天三夜不间断的抄家和凌辱后，翻译家傅雷“就像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傅聪语）”。就在那一夜，他与朱梅馥携手同肩，于上海江苏路的家中双双服毒自缢身亡。

朱梅馥曾经对傅雷说过：“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为防踢倒凳子的声音吵醒邻居，他们还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

悄悄地他们走了，因为“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所以不如生死相依。

杨绛之于钱钟书，是知音

杨绛之于钱钟书，是知音。她写道：“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他身著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

“文革”时，钱钟书夫妇同样在劫难逃，先后被“揪”出来。他们每天上班，各自在胸前挂著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并互相鉴赏。造反派把钱钟书的头发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杨绛便把他的“十”字头改成光光的“和尚头”。他俩在被批斗的日子，一同上班，互相照顾，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同事誉为“模范夫妻”。他们在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一九六九年钱钟书被赶到“干校”，有三人哭著送行，是杨绛、独女钱瑗和女婿王得一。七○年杨绛也被送“干校”，只有女儿一人默默送行，女婿已于一个月前被迫害而自杀！一九九七年钱瑗去世。一九九八岁末钱钟书去世。“我们仨”只剩下杨绛一人。她写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多么沉痛。

钟书病中，杨绛求上苍让她比他多活一年。她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吶！”她说：“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大哉啊，杨绛！

小凤仙之于蔡锷，是知音

一九八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知音》的电影，说的是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我耳边响起了李谷一的歌声：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一声声，如泣如诉如悲啼！叹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一声声，如颂如歌如赞礼。赞的是，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

早在一九五三年，香港邵氏就拍过一部《小凤仙》。那是陈蝶衣“屈蛇”来港写的第一个剧本。以前大陆人坐小船偷渡来港，匿藏在狭小的船舱里，要屈着身子，香港人形象地称之为“屈蛇”。

《知音》故事是：辛亥革命后，云南起义将领蔡锷到北京，被袁世凯监视软禁。后来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掩护下逃离北京，借道日本回到云南，宣布讨袁，各省应声而起，袁世凯称帝病死，护国讨袁战争取得胜利。但蔡锷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日本，不能实现他对小凤仙的诺言：“等诛灭国贼再建共和的那一天，我将伴着你，带着一琴一剑，放浪于重洋之间，呼吸自由青春的空气。”

小凤仙（1900─1954）原名朱筱凤，生于杭州。父辈原是浙江的旗人。母亲不久病逝，她被张姓奶妈收养，改名张凤云。辛亥爆发武昌起义时，张奶妈正带着小凤云在浙江巡抚增韫家帮佣。革命党响应武昌起义，在杭州起事，炮轰巡抚衙门，张奶妈就带着她逃往上海，衣食无著，将她暂押给姓胡的艺人学戏，取艺名“小凤仙”。跟胡老板辗转到达京师北京，在八大胡同陕西巷云吉班卖唱接客做生意，以其才貌色艺俱佳，名扬京师，成为红极一时的名妓。

蔡锷（1882─1916），湖南邵阳人，字松坡。家世寒微，父蔡正陵是农民，兼做裁缝；他从小聪敏过人，六岁读书，十三岁考中秀才，一时传为佳话。十五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拜师梁启超。戊戌政变失败后，松坡先后到武汉、上海、日本求学；十八岁回国参与反清起义，事败幸免于难，激愤改名“锷”，决心投笔从戎，再去日本，改学陆军。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称“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回国后，在军界威名鹊起。

蔡锷逝世时，小凤仙才十六岁。传有挽联祭拜她的知音，她的英雄：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再看一遍《知音》，愤然掷笔！琴弦断了，知音逝了，唯有一片迷惘！不错，我们都会死去，但共和不死！一梦醒来，却见红旗滴血，而今共和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