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回顾(2)：胡耀邦逝世导致学潮

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学的民主墙上，一幅哀悼胡耀邦的对联讽刺中共官场现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

就在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并开始游行静坐抗议的同时，上海也发生了一件影响甚大的事件，其后果对整个六四事件的升温影响极大。

4月17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与北京的《新观察》杂志，联合举办了一场纪念胡耀邦座谈会，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出席了会议，有人大胆发言批评中共的政策。世界经济导报负责人钦本立决定在4月23日出版的报纸中用多个版面刊登这些激烈言论。

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得知消息后非常紧张，派出曾庆红对文章进行审查并要求删除部分激烈的文字。结果，在4月23日报纸出版当天，世界经济导报并未删改，而是全文刊发了原定文章。虽然上海市当局下令封杀报纸的发行，但仍有部分报纸已经出街。

海外媒体对当时中国自由派媒体《世界经济导报》没有正常出版做出了相当详细的报道。4月26日，江泽民在市委大会上宣布撤销钦本立的社长职务。而中国很多新闻工作者，包括当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工作的编辑，则发表声明支持钦本立，并首次发出了新闻自由的呼吁。

4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文中用词强硬，定性学生的示威为“一小撮人发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动乱”。

4月27日早上，北京十多家大学的学生从校园出发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的言论。非官方统计的数字，当天北京大约有近十万学生参加了游行，许多学生写下了血书，并做好了政府武装镇压的准备。在游行中学生们高喊反贪腐、反官倒的口号，并高喊“共产党万岁”，表达他们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只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整场游行长达十四小时，学生冲破了北京警方设置的多个封锁线，而政府在游行中表现克制，警方和学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

当天，围观的北京市民人数超过一百万，这是自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最大型群众游行。当天，一个全称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学生组织宣布成立，代表北京市所有大学的大学生。

4月28日，中国政府安排了一场和学生代表的对话。出席官员包括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学生方面约有四十人。但官方拒绝承认北京大学生的北高联，吾尔开希在会上被拒宣读北高联的七点声明后，进场不久便愤然离场。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三个小时的对话现场录影，以表示官方重视对话和诚意听取批评。两天后，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也和北京大学生举行对话，同样没有实质结果。

随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问朝鲜回国，气氛有所缓和。

5月1日，“北高联”召开中外记者会，发表一连串公开信，包括“告全国同胞书”、“告香港同胞书”、“告全国同学书”和“致领导人书”，呼吁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民主自由。

5月2日，北京大学生的学生领袖分别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等递交请愿信，要求政府在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他们提出的要求，否则会在五月四日举行大型示威。学生提出对话以“七条为讨论基础”。

5月3日，中国政府召开学运爆发以来第一次中外记者会，拒绝了学生的所有条件，并指责请愿书近乎威胁，所提条件，例如由普选产生和“非法”学生组织推选代表参加对话，政府难以接受。

袁木说：大学生“……就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而且要超越政府之上……不仅不合情理，还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相当程度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袁木又在会上强调学运由一小撮“黑手”在策划。他点名以美国为基地的“中国民主联盟”及暗示方励之在背后出主意。

5月4日，学生再次上街游行。游行队伍在人民纪念碑下发表一篇“新五四宣言”，指出这次学运是七十年前五四运动以来最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目的是争取“民主、科学、自由、人权和法治”，并宣布翌日开始复课。

当天，来自北京的三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和学生一道，举行自建国以来首次新闻界抗议游行，抗议“被迫造谣”，博得北京市民及学生热情及衷心的鼓掌。

中国各官方媒体的新闻尺度也在不断抗争中打开缺口，各种报纸甚至刊载了学生游行的过程和照片。

同一天，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开幕仪式，总书记赵紫阳在亚银年会开幕礼讲话。赵强调应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应透过改革和合符理性和秩序的办法解决。对于严重的贪污问题，赵直言是因为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公开化及透明度不够。赵紫阳希望与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学生都广泛对话，交换意见，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基调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完全不同，显露中共中央对学运态度分歧，也成为日后保守派打击赵紫阳的“罪证”。

在“五˙四”游行翌日，来自三十多间高校的学生代表选出“对话代表团”，继续贯彻学运的长期目的──透过与官方对话影响国策。

5月6日，代表团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呼吁尽快对话，但不得要领，学生与政府关系进入胶着状态。

5月9日，北京逾千编辑记者联合签署一封请愿信送交全国记协，要求与官方对话，争取新闻自由及讨论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等问题。

5月10日，超过万名高校学生参与单车游行，在中央广播电视部及新华社门外高呼要求新闻自由，声援新闻工作者。

官方在此时亦破例地与新闻工作者对话，当时主管新闻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于五月十二日与《中国青年报》工作人员对话，表示中国新闻工作已到“不改革不可”的阶段。

中央更成立五人小组，有系统地与各种媒介工作者对话，但由于中苏高峰会议在即，预计对话须待五月下旬才开始。

五月初开始，大批外地大学生赶赴北京声援，再次鼓舞了北京学生心底不灭的激情。于是，各院校又相继宣布重新罢课。坚持得最彻底的北大同学表示，罢课是一种象征，藉此表明民主要求的意愿，又认为运动尚未结束，同学们争取的目标尚未达到，他们表示为平等对话作准备，除非对话有合理进展，他们才考虑复课。

政府对学生坚持罢课没有任何反应。

5月12日晚，政府的答复仍是限制对话人数和形式，另外只允许报道部分对话内容。

部分学生已决定采取较激烈的抗争手段，在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发起绝食行动。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有2千多名大学生参加。由于广场上的气温很热，很多绝食学生不适而晕倒。在广场附近经常听到救护车的警号声。

5月15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这是三十四年以来苏联首脑首次访问中国，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临时改在机场举行。

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在电视转播中，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表示，中共党内重大事情需要由邓小平拍板。

官方媒体开始出现同情示威学生的声音，中央电视台出现广场示威画面。

5月16日，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5月17日，北京百万群众大游行。在其他地方，总共超过两百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普通市民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

5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北京的绝食学生代表对话，为时50分钟。李鹏与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等人在会面时针锋相对。

5月19日，名义上仍然是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到达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含泪对学生说他来晚了，“来日方长”，请同学们停止绝食。资料显示，当时赵紫阳已经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完全失势，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时在全国，多个中国野战军部队频繁调动，当局暗中积极部署，北京的气氛日趋紧张，局势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