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左联五烈士

本文仅为辨识“胜利‘不然就死‘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前驱的血”而作。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

引文

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1]

四十二年前，一九六零年的深秋之夜，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文学爱好者，虽然饥肠辘辘，却怀着无限的崇敬，将这一首无题的“革命烈士诗抄”，抄录在他那本心爱的小本本里面。而他在这个小本本里写下的第一首诗歌，题目便是﹕“党啊，我的母亲！”。自然，这个党，就是那个正在逼他饿饭、并早已指斥他是一个“小右派”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他饿着肚子抄录下来的这一首“革命烈士诗抄”，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烈士诗抄。

所谓光阴荏冉，岁月如梭。一晃便是二十九年过去了。二十九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深夜，那个已经成为作家的“昔日文学少年”，居然就面对着他那个正做着大学校长的哥哥——一个满怀着对弟弟的担心，来劝说他再也不要“上街”的哥哥，噙着满眶的眼泪，大声地吼叫着说﹕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2]

这，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所写下的著名共产革命诗篇。而作家含泪脱口嘶叫出来的诗句，竟也把当时在场的本省一位“著名诗人”，感动得眼泪汪汪。第二天，诗人便把他的“壮举”传遍了那个缺少文化的中共文联大院。

那一夜，他几乎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痴痴地坐了一夜。清醒时，曾惊讶自己怎么就会面对着他的哥哥，嘶叫出那样的“共产革命”诗句。他明白，他的哥哥，一定是十分地伤心。而他，则已经怀着满心的羞愧了。因为，他在哥哥面前的表现，实在有些滑稽可笑，就像白天声讨中共天安门大屠杀的游行队伍所高唱着的，竟然是杀人党所唱的“国际歌”一样……因为，此时的他，早已不是饿饭时代的那个少年，彼时，他正在独自年复一年地清扫着历史的尘封，更在为胜利者所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里面，辨识着当代中国人民无穷苦难的真正历史来由。

或许，就是在那个漫漫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六四”长夜里，他也才突然地思考明白了，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这几代人，他们对“共产党进步派”的天生热爱，究竟来自哪里？而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天生仇恨，更是从何而来……？

一、“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文学自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自由

一个不争的世界文学史事实是，在我们中华民族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上，确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学；而在欧洲中世纪长达千余年的历史上，除掉宗教的经典、史诗和教会的文化以外，几乎没有个人创作的文学可言，甚至连中世纪之前的罗马希腊文学，都几乎与庞贝城一样，被深深地埋葬在欧洲的大地之下。之所以能够出现如此悖反的历史差异，其最为重要的缘由，大概就是中国的专制君主们，因不曾实行过残酷的宗教思想统治，从而使人民获得了文学创造的相当自由；相反，恰恰是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君主们，实行了残酷的宗教思想统治，所以，才因思想的绝对专制，而将人民文学创造的自由剥夺殆尽。

另一个不争的中国文学史事实是，中国的文学，恰恰又是在君主专制时代结束之后，产生了一次大发展和大普及。其原因，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型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他们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觉地担负起反对专制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才给当时的中国文学，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代条件。”[3]也就是说，正是伟大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才将文学的创造推向了一个更其高远、也更加普及的崭新历史境界。

然而，一个争论不休的文学史事实，却伴随着辛亥之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伴随着前苏联要命令和指挥中国共产党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和武装出卖中华民族，更伴随着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侵入，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应运而生，而产生了在辛亥之后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究竟有没有文学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虽因回首百年文学发展而已经能够“盖棺论定”，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只有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甚至是在辛亥之后军阀混战的年头，才产生了真正的好文学和真正的大作家，但是，迄今为止，由于一部部中共“中国新文学史”，依然要从那一部部用尽谎言编织的中国现代史“出发”，继续编织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没有文学自由”的历史性谎言，继续地讴歌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前驱的血，甚至将他们在外敌的命令和指挥下背叛国家民族的历史罪行，继续当作一篇篇大无畏的文学英雄的史诗来横加歌颂，这就不得不迫使着我们要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究竟有没有文学自由的问题，进行一次历史性的辨识了。

（一）

我们辨识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华民国国民乃拥有着极大的出版自由。甚至这个自由，迄今都为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文学家们，不能想象和不敢想象。

而所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期，一般地说，应该是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因一期北伐胜利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开始；准确地说，则应该从一九二八年二度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和中国获得初步统一及和平开始。因为，正是从彼时起，中国国民党才在她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历经了十七年民族民主革命，并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君主制度之后，又进行了十七年反复辟的艰辛历程，才终于领导北伐打倒了军阀，并真正地建立了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的政权。但正是这个因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才不得不实行“训政”的“第二共和”政权，却在她一开始，便被苏俄和中共将它定性为“国民党反动统治”。

但是，就是在这个刚刚开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文学不仅继承了辛亥以来的自由，而且享受着只有在一个真正共和的国家才可能享有的“出版自由”。因为，没有出版的自由，所谓文学的自由自然就是一句空话。对此，当年的共产派文化人竟在后来对它回忆道﹕“……我小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在乡间属于缙绅阶级一流的人物……乡居无聊，一九三零年春天刚过，他竟忽发奇想，决定到上海办一种《时事周刊》……于是，老师就带着我这个初到上海的无名小卒，一个乡下的小知识分子，居然轻而易举地就把《时事周刊》办了起来……”[4]如此的出版自由在中共已经统治了五十年的大陆，岂非只是一个“神话”？

而另一位共产派文化人，则更其详细地追述了他们后来便再也没有享受过的这种自由了。他说﹕“……刘吶鸥愿意拿几千块钱办出版事业，邀望舒与我合作……这个计划，商量了五六天，就决定了。于是我们一方面编印了一个小型的半月刊，定名为《无轨列车》，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便在《无轨列车》上公开发表了……同时，刘吶鸥在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租下了一座临街的房屋，开设一家书店……叫做《第一线书店》……”[5]这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直至今日的中国大陆文化人来说，不过是一个“梦幻”而已。

但在当时，甚至那两个已经有了革命作家名声的丁玲和胡也频，竟也要“摹仿当时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沈从文也支持他，有朋友赞成，于是，《红黑出版社》和《红黑月刊》都办起来了……”[6]他们的幸运，是否直到今天，都还是当代中国文学青年所梦寐难求的？

（二）

我们辨识的第二个结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对那个一心要推翻她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同样给予了若大的自由。因为，由各类新文学史家所提供的史实，实在是证明了了这种自由的确实存在﹕

“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一群共产党及左倾青年，从武汉回到上海，开设了《春野书店》，创办了《太阳社》，并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办了《太阳季刊》，宣扬‘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主要人物有蒋光慈、钱杏村，杨村人、洪灵菲等……”香港的新文学史家如此说道。[7]

一九二七年八月，当郁达夫将创造社的出版部交给成仿吾之后……其机关刊物，先是《创造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又创办《文化批判》，“……中共党员成仿吾攥‘文化批判祝词‘，强调‘没有革命的力量，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已属共产党腔调……一九二九年又出版《流沙》，李初梨主编，于创刊号发表‘流沙前言‘，称﹕‘……文学是唤起阶级意识的一种工具‘”。台湾的中共党史专家则如是说。[8]

“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的思想运动。它适应于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在文学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这个新的口号……”[9]当代的中共新文学史家，于此，虽然没有承“国民党反动派”的情，却对中共文化人敢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倡导“要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如此“欣然于怀”的歌颂。虽然，他们五十余年来，除掉继续敢于歌颂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文学以外，还敢于歌颂过什么样的文学呢？

“国民党反动派”们是用实际行动来给予中共提倡“共产革命文学”的自由的。中共新文学史家们居然也十分情愿地对此“作证”说﹕“……口号提出以后，很快便得到了两个社团内外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在先后出版的《流沙》、《战线》、《戈壁》、《洪荒》、《我们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东月刊》等杂志上，都曾展开热烈的宣传和讨论，从而形成了盛大的声势……”[10]

于是，当代的中共新文学史家们才会这样兴高彩烈地为着别人的自由写道﹕“在大革命失败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的历史转折阶段，正当知识界和文学界不少人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犹如在白色包围的环境中树起了一杆鲜艳的红旗，振奋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11]

“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学上对于“要革自己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文学家，非但允许他们“结社、结伙”以宣传和从事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事业，甚至允许他们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公然建立“左翼作家联盟”，并允许这个共产党的“作家联盟”来创办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文学杂志，以宣传和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即﹕“来革他们这些反动派的命”。所以，中共新文学史家们，才能意气昂扬地告诉我们说﹕“左联自成立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和秘密发行的《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文学》(半月刊)等杂志，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至于由‘左联‘成员出面主持编辑、出版的刊物，为数更多。”[12]然而，这对于五十余年来从来就无权享有任何文学结社自由的中共文学史家们来说，岂非是一个“致命的嘲弄”？

有计划、有步骤地要颠覆中华民国的苏联共产党，其时，不仅正在命令着和指挥着中国共产党的造反和革命，而且还在谆谆地教导着中国共产党，为了促使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和成功，还必须将文学当成“整个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特别是苏维埃俄国的“马教”文艺理论，来武装中国的共产派文化人，以符合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原则。因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13]因为，“我们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上打好基础”；[14]因为，“……我们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15]所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已经获得了极大出版自由的中共文化人，又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立之初，就谨遵教主列宁的教导，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被列宁称赞为“整个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优秀著作”的蒲列汉诺夫理论，特别是他的“马教”文艺理论，进行了急切的翻译和介绍。

于是，在国民党刚刚开始的“反动统治”下﹕

一九二八年二月，托落斯基的《文学与革命》即于北京《未名社》出版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九三零年六月，他们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它包括﹕

冯雪峰翻译的，苏俄——卢那卡尔斯基着的《艺术之社会基础》；苏汶译的，苏俄——波格丹诺夫着的《新艺术论》；冯雪峰译的，苏俄——蒲力汉诺夫着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译的，苏俄——卢那卡尔斯基着的《文艺与批评》；冯雪峰译的，苏俄——梅林格着的《文学评论》。

一九三零年六月之后﹕鲁迅译的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亦在光华书局出版，并首先发表在一九三零年六月一日的的《新地月刊》、即《萌芽》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上。其后，苏俄的《唯物史观文学论》和《艺术社会学》也都在这套丛书中相继出版。

“国民党反动派”所给予的自由实在不可谓不大。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给予自己的敌人以这样大的自由；因为，自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专制政权不用说从来就没有给过他的敌人以这样的自由，而且也没有给过任何文化人，哪怕是他自己的“文化奴才”以这样的自由。

（三）

我们辨识的第三个结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给予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种种自由，而且还给予了他们“批判和斗争”其他文学的完全自由。

当代的中国新文学史家们对此倒是羞羞答答地说过﹕“……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他们模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革命的界限，将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都一概当作革命对象，声称‘拜金主义派的群小是我们当前的敌人‘，‘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把‘五四‘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予以否定，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他们首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鲁迅……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16]

虽然，曾被他们指骂为“二重反革命”的鲁迅，在中共已经意识到彼时非但不能得罪，而且还必须团结、尊重，甚至必须“利用”之后，中共的文化人们不仅立即收回了他们的投枪，而且立即把鲁迅捧上了中共左翼作家旗手的宝座。于是，一边在国民政府领着三百块大洋月薪的旗手，一边也就原谅了那些曾向他投枪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们”，甚至说﹕“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17]

好一个“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用的方法”！幸运的是，鲁迅本人无命熬到“苏维埃的政权之下”，但是，那些所有熬到了“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中国文学家、文化人，甚至包括中共自己的文化打手们，又有几人没有被那个“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整治得死去活来，其中无数被这种方法送掉了性命的，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永远无以治愈的伤痛，早就“血溅文史”了！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以“制造阶级斗争”和“制造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来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所以，哪怕你并没有想做他的敌人，他也会寻找出敌人和制造出敌人来，以便制造阶级斗争，更使之尖锐化。

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这些敌人很容易就被他们找到了。而这个敌人，就是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正在遭遇苏联的公开侵略和颠覆，并正在遭遇着日本帝国就要大举侵略中国的威胁之时，由执政的国民党或曰亲国民党的文人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而他们的主要文学理论便是﹕“艺术和文学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为了某一个民族、并由某一个民族产生的。其目的，不仅在表现那所属民族底民间思想，民间宗教，及民族的情趣，同时在排除一切阻碍民族进展的思想。因之，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的新生命。”

于是，号称“没有祖国”，呼叫“只有苏联才是我们的祖国”，而且在苏联侵略者已经武装占据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居然还要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要发起全国暴动来“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共及其无产阶级文学家们，对于这个“文质彬彬”的民族主义文学主张，自然是“怒火中烧”。于是，他们立即便将一顶“法西斯主义文学”的帽子扣到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头上，而指责“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的鲁迅，竟然用尽了“辱骂和恐吓”，来辱骂和恐吓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者，是“文化流氓”，是“洋大人的宠儿”，不，是“宠犬”，直至指责那些主张民族主义文学者，都是“上海滩上沉沉浮浮的流尸”。[18]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们，岂止是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亲国民党、爱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学”这样一个敌人，并将他们辱骂得灰头土脸，斗争得体无完肤，而且，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绝不容忍其它任何一种文学存在的专制本能，更使得他们对与自己有着不同观点的“新月派”和其它文学流派，大张鞑伐，必置“敌”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他们不仅将主张人性文学、反对鼓吹阶级性文学的梁实秋，辱骂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将他辱骂成“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无人豢养，饿的精瘦”的“野狗”了[19]

至于由他们自己为了扩大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而制造出来的“与文学自由派和所谓第三种人的论争”，其结局，便是在他们果然夺取了政权之后，便立即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用的方法”，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那些曾假扮成与他们有“不同文学见解的同志”，整治得死去活来。[20]

（四）

如果今天有人要问，为什么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派作家，和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居然就能够“横行”在中国的文坛之上，想出版革命文学，就能够出版革命的文学；想结社结伙，就能够结社结伙；想宣传马列洋教，就能够大肆宣传马列洋教；甚至想辱骂和恐吓谁，就能够辱骂和恐吓谁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给了他们太多的自由！

所以，我们辨识的第四个结论，就是号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中共文化人，他们所索取的绝非仅仅是文学的自由，而是对文学自由的利用，即利用这一自由，来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煽动和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甚至是公开号召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直至嘶喊要“杀光国民党反动派”。然而，就连这样的“自由”，“国民党反动派”竟然也还是给了！

后来曾被中共文化界打成右派、更被中共文革整治得家破人亡的三十年代共产派文化人柯灵，就曾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得意”地说过﹕“……《明星半月刊》的文字，都与电影有关，却又不是为电影而电影，为艺术而艺术……锋芒所及，政治现象，社会风气，艺术问题，凡与电影直接间接有关的，借题发挥，无所不评，无所不谈……为介绍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凡当时对推动革命（按﹕共产革命）有重大意义者，《半月刊》曾尽其所能，任宣扬之劳……”[21]至于这家《半月刊》所发表的“何必枪口对内”一类的漫画，就更是为公开地拥护共产党发动武装叛乱和揭露国民政府“打内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欺骗作用。

至于共产派作家胡也频在他的小说《到莫斯科去》中，无情地嘲讽三民主义，肉麻地歌颂马列洋教，公开地侮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就只能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所谓的五烈士中，真正有些文学才华的柔石，在他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之中，就更是将那个社会描绘成了一个“为残暴者把持所有”和“四周是怎样地黑暗”的“万恶世界”，所以，他才要“在黑暗之大神的怀中挣扎”，“要痛快地破坏这存在中的一切”。而他的这些“文学语言”，却是在中世纪一般真正反动和黑暗中生活了五十年的几代中国大陆作家们，死都不敢下笔的“呓语”！

但是，三十年代享受了太多自由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们，由于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全在暴动造反之间也”，所以﹕

他们笔下的文学主人公才会这样地想着﹕“第一，是唤醒民众，深入而扩大地唤醒他们，把他们吸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革命的队伍……”[22]

才会这样地喊着﹕“斗争呀，朋友，只有无情的斗争，最后的胜利才是我们的……”[23]

才会这样地叫嚣着﹕“……因为这时代的要求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所以，“我自然是要贯彻我的主张，须要流血。不流血——不流一次大血是不行。就是我们要得到大成功，我们必须经过许多小暴动，否则，要再一次将我们的全民激动起来是不可能的……”[24]

于是，五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个，也确实是富有一定文学才华的殷夫，便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歌唱道﹕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血字》1929，11）

我们的摇篮上，
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
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波，
我们的前面是世界共产主义。
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死仇敌，
我们是旧社会中的小暴徒，
……
我们要斗争，要破坏，
翻转旧世界，犁尖破土，
夺回劳动者的山，河！
我们要敲碎资本家的头颅，
踢破地主爷的胖肚，
你们悲泣吧，战栗吧！
我们要唱歌，要跳舞。
……
我们的旗帜显明：
斧头镰刀和血迹……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1930，5）

在这里，无论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表现了如何真诚的信仰和如何动人的才华，然而，我们却正是从这些号召“革命”和“仇恨”的诗句之中，听到了“中共第一代红卫兵”就要开始杀人的疯狂叫嚣，看到了中共从“杀人镇反”、“杀人土改”、“杀人文革”直至“杀人六四”那一幅幅血淋淋的杀人历史画面……而这位三十年代的中共红卫兵诗人，为了“推翻和杀光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而写下的另外一段“文学诗句”——

我们要把敌人杀得干净，
管他妈的帝国主义国民党，
管他妈的取消主义改组派，
豪绅军阀，半个也不剩……

（《五一歌》，1930，4，25）

——就更只能令所有遭遇过中共历次杀人政治运动的几代中国人，“闻诗而丧胆”。

然而，他们竟然就能够作为“文学作品”，而公然地发表在和嘶喊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而这类公然用墨写下来的要号召杀人的“血字”，竟然就在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中，无处不遇——在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之中，那个与一位共产党“革命家”通奸的国民党市党部书记徐大齐的太太，不仅立即觉醒到，“只有到莫斯科去”，才能为她那个被处决的奸夫报仇，而且她还“……立刻便觉悟了，觉得纵任把徐大齐杀死，于她，于洵白，都没有多大益处，因为像徐大齐这般人，甚至于正在等着候补的，是怎样地多啊。她觉得她应该去做整个铲灭这伙人的工作，否则杀死一个又来一个，这不但劳而无功，也太费手脚了……”[25]

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倘使一旦激起了五十年来无辜死于无产阶级铁血专政下的无数冤魂，甚至是激起了他们亿万亲属的巨大觉醒，岂不是又要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重新制造一场——

“今日他们的天堂，
明日他们的地狱，
今日我们的血液写成字，
异日他们的泪水可入浴……”

（《血字》，1929，11）

的巨大人间悲剧吗？

（五）

我们辨识的第五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不仅有号召杀人的自由，而且，当他们非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而是因为参加叛乱叛族、特别是因为中共自身对他们的出卖而死之后（参见下文），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居然还能够拥有对他们的悼念权、宣扬权，甚至是藉他们的死来继续公开号召发动中国马教共产革命的权力﹕

“五烈士”刚被处决，时已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手”的鲁迅，这个只因为传统的本能未泯，晚年的欲望太过，而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伟大作家，就敢于写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这样一篇悼念文章，从此将“五烈士”“非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事实，公然制造成了“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历史性谎言。

“五烈士”死后两个月，中共的《前哨》杂志（后改为《文学导报》公开出版），又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和“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思想家书”，鲁迅更为美国的杂志写出了“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不仅敢于公开地攻击国民政府，而且敢于公然地欺骗世界舆论，以骗取国际间的同情。

“五烈士”死后不过七个月，沈从文，这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被整整剥夺了三十余年创作权和知名权的三十年代著名作家，竟敢于写下长篇传记《纪胡也频》，而当时的《上海时报》亦胆敢自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起便开始连载了。

“五烈士”死后两年，即一九三三年初，鲁迅又写出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再一次藉追悼“五烈士”而煽风点火。而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不仅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且“为发表这篇文章，我还编了一页文艺画报……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一张柔石的手迹……又配上了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还加上了鲁迅的照片……”[26]

一九三三年七月，胡也频的同居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和中共左联的书记丁玲被捕，居然能够轰动中外，就是因为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不但无数民间的自由报刊敢于报道她的被捕，而且民间的大报《国闻周报》犹敢立即连载沈从文迅速为她写成的长篇记实文学《记丁玲女士》。而沈从文，这位后来被共产党的作家协会领导丁玲同志“弃之如蔽屣”的真正文学家，那时还敢于在《记丁玲女士》的跋中写道﹕“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轻人的血写出的，同这个社会的种种恶劣习气作战，同不良制度作战，同愚蠢作战，他就不能吝惜精力和鲜血……”

我们姑且不论一九四九年之后，也就是沈从文所谓的“那一页较新的历史”写成之后，成千上万被无产阶级专政无辜斩杀了性命的中国人，非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为他们写下一篇悼念的文章，甚至连一句同情的话都不敢说，有的更要在冤死者的尸体前，用声嘶力竭的批判和斗争，来向共产党表达他们的无比忠心。我们单单只说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屠城当中，和在屠城后的屠杀中惨遭横死的青年，于今已经十三年过去了，但在号称拥有数千名大小作家的当今中国文坛上，迄今又有哪一位“新时期文学家”，敢于为其中的任何一位写下一篇悼念与追思的文章，就不用说更有哪一家中国的报刊敢于发表这样的一篇悼念文章了！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真正“黑暗无似”的时代，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还要在他们叙述中国新文学史的“学术著作”中，歌颂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诋毁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至于一些当代作家们，他们居然还能够在挥洒着国中人民的血汗，于海外招摇过市之时，竟然就能厚着脸皮地嘶喊着说﹕“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自由过……”（姑隐其名）。

（六）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我们辨识的第六个结论，就是三十年代的“反动派国民党”，确实也曾“限制”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自由。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宣部就曾颁布过一个《宣传品检查条例》，规定对于“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之反动作品，要分别予以查封、查禁或究办，违抗者加重处分。各级党部如发现反动刊物，得请当地政府先行扣留查勘。出版物与宣传有关者，并应送请审查。

一九三零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出版法》，规定发行新闻纸及杂志应向政府登记，禁止出版品意图破坏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违者，出版品得予以扣留或禁止其发行，负责人得科以罚金、徒刑或拘役……而任何出版品，凡牵涉到国家的对外事务和国民政府重大政策者，需在出版后，寄送本地国民党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各两份云云……

由是，“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封闭了创造社，于一九三零年查禁书刊288种，多数为中共书刊，但中共却改名另印，或秘密发行……”[27]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当真是为对付所谓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才制造了这样的“恶例”、颁布了如此的“恶法”吗？[28]

二、中共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直辖文学支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我们姑且不论，倘若要从中国新文学甚至中国大陆人民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悲惨遭遇来看，国民党反动派所颁布的“恶例和恶法”，乃具有何等的英明远见。而这个“恶例和恶法”的要害，不过仅仅是要禁止宣传洪水猛兽的共产革命、即苏共与中共要在中国制造的“赤祸”罢了。然而，即便如此，它也是“先有自由，后有审查”，即规定民间出版的报刊杂志“应于发行时以二份寄送内政部，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所属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之警察署。新闻纸或杂志有关党义或党务事项之登载者，并应以一份寄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一份寄送中央党部之宣传部”。这相对于“没有自由，却要严查”，甚至“普天之下、莫非党报，率土之滨、莫非党刊”的中共专制极权统治相比，上述于外患内忧之下，由面对苏联侵略颠覆、中共武装造反的“国民党反动派”所制定的“恶法和恶例”，单从保卫国家和民族的起码要求来看，它是否也“恶”得太不够了呢？

我们姑且不论，即便是在这个“恶例和恶法”的限制下，中国正常的文学发展，应有的文学成就，非但丝毫未受影响，甚至成果辉煌。而且，即便是中共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本身，如果它真的仅仅是一种文学，文学史的事实，也已经证明了它们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围剿”和摧残。例如，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巨著——一部意在批判那个莫须有“托派”和证明中国民族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的长篇小说《子夜》，就非但能够出版，而且能够走红。还有，就是一直到死，都在一边领着“反动政府”三百块大洋的干薪，一边却在“死骂”着这个“反动政府”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手鲁迅，他非但“哀荣”卓著，而且“生荣”辉煌，除掉他那个“既以批判他为始，又以辱骂他为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以外，真不知还有谁整过他，批过他，斗过他，让他挂过牌子，还是“坐过飞机”，甚至是逼他上吊或投河？就更不用说是劳改、劳教了！至于江苏省警察局对他的“通而不辑”，无非是徒招来他更多公开的“辱骂和恐吓”罢了！

然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已经推行改革开放以后，直到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害死了、逼死了无数的文艺家，包括他们自己的文艺奴才之后，它都仍然在坚决地拒绝颁布任何一种“恶例和恶法”。因为中共领袖陈云早已斩钉截铁地指示说：“过去我们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与国民党斗，现在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跟我们斗，所有民间出版物，一概取缔，不许存在……”[29]

因此，要想了解“国民党反动派”那两个“恶例”和“恶法”的来由，要理解已经给了“革命文学”之如此大自由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何又要制定这样的“恶例”和“恶法”，来得罪他们和他们的“革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由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来由，特别是这个“联盟”要充当中共武装背叛国家民族之“直辖文学支队”的特质，予以根本的辨识。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何对于已经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公然号召要杀光国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文学家们，国民党反动派都不禁、不杀，后来却又偏偏处决了那五个中共的“红卫兵作家”呢？而这五位中共的红卫兵作家，当真便是为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吗？

（一）

根本的辨识之一，就是必须认清北伐成功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状况。特别是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共“左联”发动与建立的历史背景。

简约地说，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的成功，不仅打败了辛亥之后各路持枪复辟的大军阀，而且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将一个久陷战乱和分裂的中国推向了初步的统一与和平。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走过了十七年艰难的反复辟历程之后，终于迎来了可以进行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崭新历史阶段。犹如苏俄的托洛斯基所言：“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重要问题”。[30]

但是，由于托洛斯基在一九二七年“联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中被斯大林彻底斗倒，并被解除职务，这就使得新沙皇斯大林要继续命令中共公开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欲望，非但不曾收敛，而且愈加迫切。此其一。

其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零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由是，斯大林认为，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将促其灭亡的“预言”已经实现。因而，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特别是进一步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国际条件已经形成。

其三，一九二九年三月，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阴谋策动中共暴乱，被东北当局察觉并逮捕了共产党三十九人，驱除了众多苏俄外交人员。于是，七月中俄绝交，八月至十一月，苏联红军大举侵略我国，曾担任过广东革命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亲率八万苏联侵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张学良的东北军惨败，我旅长韩光第阵亡。由是，由苏俄掌控的共产国际认为命令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胜算，已经显然提升，遂决定命令中共要以“里应外合”之方式，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口号，配合苏俄侵华战争，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以一举推翻中华民国。

其四，一九二九年三月，原桂系军阀发起“两湖之役”，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军阀残余之残余”们开始持枪叛乱，以企图维护北伐之前地方军阀武装割据的“山大王”局面。于是，四月至十月有冯玉祥夭折的武装叛乱；九月有广西宣布独立及张发奎、唐生智之武装叛乱；一九三零年二月，原来亲共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又纠合各路反蒋势力，推阎锡山为首领，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于是中原大战爆发。这自然又使苏共立即抓到了命令中共在中国制造武装暴动的大好历史机遇。

更何况：

早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当斯大林派来的第二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中共的“八•七”会议时，就作过“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已经确定要在中国“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罗明拉兹曾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共提出了必须建立“认俄作父”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曾通过由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时中共革命的任务“是……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工人斗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

此后：

“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经“……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 [31]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在苏联已经决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时，共产国际执委竟然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命令中共‘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苏联‘”。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藉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

而当中国人民反抗苏联侵略的战争惨遭失败之后，为了使史称“中东路战争”的苏联侵华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武装保卫苏联的“序幕而非尾声”，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称：“共产国际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要求中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地战斗”。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真理报》立即发表社论，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斗。”

…………

彼时，虽然祖国的外患若此，中共却非但不收敛它“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方针，却在苏俄授予他们的这一叛国旗号之下，遵俄命将武装叛国叛族推向了顶峰阶段：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领袖李立三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即称：“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此时，中华民国保卫国家和收回中东路国家主权的反侵略战争虽已惨遭失败，但中共却仍然要受俄命、乘外敌得胜之势发动全中国的武装暴动。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对此，中共党史专家只能坦白地说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32 ]——此时，虽然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但中共仍要“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以继续制造本国的混乱、暴乱和暴动来保卫他们的“苏维埃祖国”。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此时，虽然苏俄侵华战争早已胜利，但中共仍甘心接受侵略者的指示，竟然以继续保卫侵略者为由，加紧了对自己祖国采取“积极进攻”和“集中进攻”的武装叛乱。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于是，一场要在各个方面以出卖祖国和民族的武装暴乱和暴动，就要拉开帷幕了。

这才是中共一手策划、领导和发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特别是他们要迫不及待地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

（二）

根本的辨识之二，就是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当时祖国正在遭遇苏共与中共“里应外合、交相戕害”的痛苦历史背景，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诞生的真正政治背景，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本文作者要称这个“左联”实际上不过是中共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一个“直辖文学支队”了。

因为，中共新文学史家们几乎全部老实地交代过：“左联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事业加强领导的直接结果”。[33]然而，这个正在被中共加强领导的“革命事业”，其实质，就是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那个名声很大、后来也被中共迫害得十分凄惨的共产派文化人夏衍，就老实地说过：“左联直属由中央领导的文委领导”。[34]当然，这个中央，如上所述，就是那个在苏联侵略自己祖国时要遵俄命拼命“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共中央。

但也正因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迫不及待地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所以，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也才老老实实地招认说：“对敌斗争的形势，紧迫地要求左翼作家团结起来……一九二九年秋，党指示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以及为鲁迅影响下的作家们联合起来，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党指定创造社的冯乃超，与太阳社有关系的沈端先（夏衍），以及与鲁迅合编过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较早对鲁迅有认识的冯雪峰筹备左联。”[35]

所以，中共的文学史家们才会下结论说：“左联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宗派情绪、广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他们甚至还甘愿“招认”到底地说：“左联的成功活动，大大地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她明确地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才争……”[36 ]而这个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英勇斗争”的左联，目的就是为了配合“武装保卫苏联”，手段则是要用“文学”来号召和发动“全中国的武装暴动”。

至于左联成立的事实经过，就更是体现了它作为一个“直辖文学支队”的组织证据，从而也才能够使“中国的现代革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37]

一九二九年春，中共江苏省委特设立文化支部，以华汉、潘汉年、彭康三人为干事，作为领导上海文化运动之核心。[38]

——这是在苏联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夕。

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原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咖啡馆二楼，由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同志主持，有作家鲁迅、郑伯奇，以及中共党员作家夏衍、冯乃超、彭康、阳翰笙、蒋光慈、戴平方、洪灵菲、柔石、冯雪峰等十二人秘密参加，召开了筹备左翼作家联合组织的工作会议。[39]

——这是在苏联已经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后。

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在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的主持下，四十多位“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秘密集会（与筹备会议地址同），宣告中国无产阶级战线的第一个统一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会议选举鲁迅等七人为常务委员，蒋光慈等为候补委员，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和文艺大众研究会等。

——这正是苏俄命令中共不要将他们发动中东路战争的胜利作为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的“尾声”，而是要作为在全中国发动武装叛乱的“序幕”之时。

当时的中共特工头目和后来受中共之命做了“汉奸”的潘汉年，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第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斗争；第二、确定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第三、发展大众化的理论实际，即从事工农才争；第四、要执行自我批判。——中共强迫中国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或许正是以此为始。

一九三零年二月十六日下午，鲁迅、沈端先等邀沪上“无产阶级文人”十二人开筹备会，讨论题目是：“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的任务”。

所谓清算过去则有如下四点：第一是小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第二是过去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第三是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的“助政治运动”的任务。第四是批判不正确，即不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也就是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

所谓确定目前文学的任务，第一是对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表现的严厉的破坏。第二是对新社会的理念的宣传和促进新社会的产生。第三是新文艺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

此后，用中共新文学史家的话来说，就是“左联还在北平、日本东京建立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创办刊物。它的成员迅速扩张到了全国各地。”

左联，还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犹如中共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样，左联也成了该国际组织的“中国支部”。

这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直接政治背景和组织背景。倘使有人对“直辖文学支队”的提法有异议，那么，用左联成员、共产派文化人柯灵的话来回答就是：“三十年代初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开辟的第二战场。”[40]

至于后来对“国统区”的资产阶级文化人根本没有兴趣，甚至用了许多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整治得死的死、伤的伤、哭的哭、叫的叫的毛泽东，竟然也在他对自己喜欢的延安土包子文学家讲话时指出：“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41]

然而，必须指出、或需要“正名”的是，被共产党文化人所称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被毛泽东所指的“十年内战时期”，就是中共在斯大林命令和指挥下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之始，真正的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已经胜利结束，此后，不过是“第二共和”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为维护国家统一而不得不平息残余军阀叛乱的短期战争和零星战争，和中华民国政府不得不围剿前苏联命令中共进行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卫国战争及民族战争罢了。而当代中国所有的新文学史家们之所以都将他们的文学史写错了，把中共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直辖文学支队”看错了，就是因为，心中只有中共伪党史的他们，却对我们祖国的这一部现代史全然无知。就此而言，他们比当代中国大陆历史学界那些早已在进行着痛苦历史反思、并已经获得了惊人反思成就的的历史学家们，实在已经是大大地“落后”了。

（三）

根本的辨识之三，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不是“心甘情愿”地成了中共武装叛国叛族的“直辖文学支队”？

回答无疑是确定的。因为这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仅用文学的手段参加和号召中共的武装叛国，甚至直接地参加并号召了中共的武装叛国。

就前者而言，除掉前文所引的左联作家们那些号召发动共产革命和号召杀光国民党的“文学作品”以外，犹如中共新文学史家所说，左联为鼓励作家的创作“为革命现实服务”，一些刊物还直接刊载了正在实行武装叛国的“苏区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消息”。而左联的作家们，更“用无产阶级思想感情逐步地克服并代替了小资产阶级感情……以至怀着深厚的热情描写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故事……”“五烈士之一的冯铿开始主要写抒情小说，参加共产革命后开始写作号召参加共产革命的小说《乐园的幻灭》、《突变》，还有《小阿强》和《红的日记》等”。“五烈士之外的共产作家洪灵菲的长篇小说，上部虽描写了性格不同的三个农民对封建统治的自发性反抗，下部则描写了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下有组织的斗争’。”[42]五烈士不仅全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柔石还立即写作了“伟大的印象”一文，用“文学”手段详细而又激情地报告了中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盛况”。

他写道：“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飘扬起来了！”我们的主席向我们和平地温声地作这样的郑重的开幕词……他写道：“悠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他写道：“……我们分散了，负着这些工农底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国各处深入，向全国工农深入；我们的铁的拳头，都执着猛烈的火把。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的火焰，也将由我们底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血、以火、以死等待着……”

他终于压抑不住地在他的“革命文学”中嘶喊道：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猛烈地扩大红军，
组织地方暴动，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

（柔石：一个伟大的印象）

就后者而论，由于左联的纲领鲜明地写着：“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

所以，“烈士们生前大都从事革命活动，又以文学为武器参加战斗”。

所以，“尽管左联是文学家的组织，但从领导到每个成员都没有把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局限在文艺的范围，而是以参加政治活动、进行革命斗争为第一任务。”[43]

所以，“左联作家们直接参预了同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斗争……许多作家走上街头，在中心城市举行公开的‘飞行集会‘，‘节日游行‘，‘总同盟罢工’、甚至宣传‘武装暴动‘和高喊‘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武装保卫苏联‘之类‘脱离群众’的口号……”[44]

——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略感“羞涩”地这样说。

但五烈士之一的殷夫却毫不羞惭地大声疾呼道：“政治上目前一个克不容缓的急务就是：武装拥护苏联。”

他宣称：“做文化运动的人，也即是参加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人。”

他甚至讽刺说：“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畏惧实际斗争，怕做艰苦的工作，便自动地投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去吶喊几声，自以为是既安全又革命的妙计”。[45]

于是，“……左联特别是在红五月的五一前和五卅前召开两次大会，左联成员贴标语、散传单……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都参加了。”46

而在“与敌人作生死决战的时候，他们已经坚决底感觉到、并且将要通过红五月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47]

于是，夏衍老实地交代说：“……一次在南京路飞行集会，闸北区负责人布置了一、二百人占领山东路附近的一个慈善机关（这是商会办的一间冬季对贫民施粥的院子）结果二十多人被捕，我侥幸脱险……”[48]看来，正是左联，才首开了中共红卫兵“打砸抢抄”的“雄风”。

对此，受了诱惑的文人鲁迅“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郁达夫甚至奋激地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49]；但“茅盾因不参加飞行集会”，便“被一些人视为‘自由主义‘”。[50]

一九三零年的秋天，祗因蒋光慈反对在他的住处开会，并强调“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但“不几天，左联党组的负责人就对蒋光慈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动！’蒋光慈为此交出了‘退党书‘，十月二十日，在中共的《红旗日报》上，便发表了‘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的消息。”[51]原来，中共的这条共产革命的“贼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只有“开除”而没有“退出”这一说了。

我们还有必要继续罗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中共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之“直辖文学支队”的其它更多犯罪行径码？他们对他们的“苏维埃祖国”的命令执行得该是何等地忠实，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背叛又是何等地无耻和无情。

三、“五烈士”非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亡，是为参加武装叛国叛族、更“为中共出卖而死”

有一个可笑得完全讲不通的结论是，所谓左联五烈士是为文学而死，更是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不知道是无知、无赖、抑或是不敢，竟然迟至今日，还在振振有词地说着：“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大部分被进步文艺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恶极，对左翼作家进行了疯狂镇压……最后，敌人使出了最后一招：杀戮。”[52]

我们似乎不必再重复前面已经提及的那些“文学的事实”了。这些文学的事实，就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中国共产派作家们所拥有的创作和出版自由之大，只能使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共专制极权统治下的作家们，不能、也不敢想象。但就上述这个在当代中国任何一本新文学史著作中都能够看得到的“历史结论”而言，它的纯粹的“胡说八道”，实在只能使得稍有脑筋的读者，都能够指斥他的荒诞不经。因为，既然“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对左翼作家进行了疯狂的镇压，甚至使出了最后一招：“杀戮”，那么，“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还有可能大部分都被“进步文艺”占领码？如果是，五十余年来，共产党倒真的是对一切“反动文艺”都进行了疯狂的镇压，甚至不知已经用过多少方法，“杀戮”过了多少次，但为什么“反动文艺”，“反动文艺刊物”和“反动的文艺团体”，迄今非但一点阵地都占领不到，而且五十年来连一家也不能够存在呢？

一句话，就是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在撒谎，而且撒的是“弥天大谎”，并且只因这个谎言，是撒在绝对不准许别人说话的前提下，甚至已经撒了成千上万次，所以，它才不仅成了“事实”，而且成了“真理”。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左联五烈士的“文学”虽然是“要革别人的命”的，但是，他们也绝不是为了这个“要革别人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甚至都不是因为他们早已直接地参加了中共受俄命所发动的武装叛国而死的，而是在参与中共叛国叛族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时，因参加了中共的残酷内讧和内斗，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卖而死。

而要了解“五烈士”究竟是怎样地因为参加中共的残酷内讧内斗而死，我们就必须对左联成立前后中共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有一个起码的辨识。

（一）

这个起码的辨识之一，就是后来被共产国际批判和否定的所谓立三路线。但这个所谓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却是由斯大林决定的、并且从来也不曾改变过的“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根本路线”。

本文在论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何竟然是中共叛国叛族的“直辖文学支队”时，就已经将苏联如何命令中共叛国叛族，和中共怎样受俄命而疯狂进行叛国叛族的事实，作了相当事实性的介绍。现在，本文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个相当事实性的介绍，就是立三路线的事实性真相。

因为，事实上，立三路线的由来，就是根据中共“六大”决议。而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就已经遵俄命提出了要在中国“争取革命高潮”和“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此其一。

二是立三路线又是根据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给中共中央的三封指示信而来。因为第一封指示信，就已经肯定中国“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它甚至指示中共要“积极的展开着、并且是日益地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三是立三路线的代表作，就是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那个有名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并指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是最决定胜负的力量……所以要组织政治罢工，扩大总同盟罢工，加紧武装组织和训练，以竖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该决议案还将“汪精卫的改组派和陈独秀的取消派列为残酷的反革命派，而号召揭露和消灭。”此即所谓立三路线的基本精神。

四是上述决议案在送达莫斯科之后，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根据这个决议案所通过的“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乃与立三路线完全一致。不仅肯定了中共这个决议案的正确，并指示要将“建设苏维埃和红军为第一任务，”，指示中共要“尽量发展政治罢工，凡在革命斗争发展的地方，要努力企图把革命的职工运动，从秘密状态之下公开出来……”左联的公开成立和公开活动就是受此命而来。

所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就曾为立三路线辩护说：“……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与国际不同呢？……目前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53]

（二）

这个起码的辨识之二，一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这一旨在疯狂发动武装叛国叛族的立三路线遭遇了惨败。二是不懂事的李立三还在自以为能够夺取伟大成功之时，曾口出狂言，不仅要发动中国的武装暴动，更要藉此来发动世界的共产暴动，并且要把苏联“拉进与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之中”。三是他甚至敢于对苏俄“大不敬”地扬言说：“等我们打下了武汉之后，我们就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跟共产国际说话了！”这就是后来共产国际指斥李立三“竟敢于将对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的来由，更是共产国际要将立三路线定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实质上是托洛斯基路线”的由来。

然而，一是共产国际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二是失败的责任只能由李立三来承担；三是李立三的“口出狂言”得罪了共产国际；四是中共党内的各派反李势力早已在准备着“夺取权力”。而在各派反李势力中，最有力的是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即共产国际派，和国内实力派、即罗章龙与何孟雄派。

于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而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由于被共产国际认为“不是清算立三路线，而是调和立三路线”，所以，共产国际便干脆派遣它的东方部部长、俄国人米夫带领着早已垂涎中共最高党权的王明派人马，赴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清算立三路线，并为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亲自扶王明上马，以建立一个从今以后能够绝对服从共产国际即苏共的中共中央。但是，清算李立三虽然获得了中共地方势力派罗章龙和何孟雄等的支持，但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情有独钟”，却引发了他们的激烈反对。于是，曾反对过李立三的罗章龙和何孟雄等人，首先由“海总党团发表了反四中全会的决议案”，而出席了六届四中全会的罗章龙又于会议闭会次日，即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就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要求“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一月十七日，何孟雄又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了“全总党团会议”，用王明的话来说，就是“公开向党进攻……”

“为了扑灭这场刚刚燃起的反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火焰，米夫和王明一方面利用共产国际的领导权控制局势，一方面对党内不同意见者进行压制和打击……元月十三日，在六中全会闭幕后的第六天，米夫和其他国际代表亲自召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开会……他们在会上宣布，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会受到处罚，以至开除党籍……”。王明甚至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同志组织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54]而“当时受到开除党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担任各省、市、区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就有二十多人……”[55]

由苏俄钦定的王明中共中央，在这场关系到党内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在关系到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权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挑战的恶斗中，岂但是要“不惜进行严厉的组织制裁……”，而且要“借国民党反动派之刀，来惩处他们自己的不同党见者们”了。李立三被“带回苏联受审”时，共产国际领导成员古丘莫夫曾当场揭露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

“有中共分子三十人被政府拘禁于南京，其看守队竟为共产党分子所控制。中共南京市委主张看守队叛变释狱，而中共江苏省委竟主张将被拘者处死，以便号召全国暴动。结果，这些被囚的囚者，竟被中共自己人亲手枪决，而看守队事后也被缴械……”[56]

昔日，中共李立三的江苏省委竟能够为了激发武装暴动的“革命激情”，而如此大批地杀害自己同志；此时，中共的王明，为了捍卫自己刚刚夺取到手的权力，又将会怎样地“借刀杀人”呢？

先看当时的中共中央领袖王明是怎样向他的俄国主子“汇报”的。王明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汇报文件《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的经过》一文中，曾明确地说道：“罗章龙把一切托陈派、被开除、来历不明及我们一部分同志几拾人在一个旅社开会反党，使我们二十五个同志，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牺牲，在北方的被监禁。上海东方旅馆二十五人被破获是罗章龙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

按照王明的话来判断，就是二十五位共产党员在东方旅社被捕一事是共产党自己告的密，并且告密者就是反四中全会的首领之一罗章龙“同志”，被捕者就是以何孟雄为首的反四中全会派的“共产党同志们”。其中笔名叫李求实的，就是五烈士之一的李伟森。

但是，台湾的中共党史学家王健民，却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第九九页中，引用《中共透视》第144页的资料，同样明确地揭露说：“关于何孟雄被捕，乃陈绍禹之告密”。而陈韶禹就是中共领袖王明。

这两条分别揭露了不同人告密的资料，有一点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论是王明的揭发，还是中共党史专家的揭露，均指出了告密者为共产党自己。

由于一九四五年之后，王明已经被毛泽东斗倒斗臭，所以，中共的党史学家们，便敢于为指责王明告密陷害自己的同志，提出了有力的佐证。

佐证之一，就是何等被捕前，“……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逮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57]

佐证之二，就是后来曾担任过中共驻苏联大使的刘晓曾证实说：“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其实，他不叫省委管，也没有让中央管。并认为：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58]

佐证之三，还是这个刘晓，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传到江南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王明听到后‘表情异常冷淡’，以后又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59]

佐证之四，就是中共党史学家证实说：“何孟雄等被捕后，龙华看守所的中共秘密支部按照王明等人的指示，拒绝接受他们党的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活动。”[60]

佐证之五，就是：“……当何孟雄等二月七日晚被处决后，王明还在对他们继续进行批判。当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的恶耗传来，王明冷淡的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出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的，还继续向烈士身上泼脏水，继续攻击诬蔑他们，胡说他们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的必然结果……他还恶狠狠的宣布：‘……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要省委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等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和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61]

够了。因为，综上所述，事实就是：以何孟雄为首的中共四中全会反对派，在他们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于上海东方旅社举行“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的会议时，恰恰是因为中共自己的告密，才遭遇了国民政府的逮捕。而国民政府在接到告密之后，对这些在苏俄武装侵略自己国家时，竟能为“里应外合”，而受俄命号召并发动武装叛国叛族的国贼和族贼们，予以逮捕，并于二月七人日将他们处决，实为天经地义。就不说，逮捕的机会竟因他们自己来告密提供；就不说逮捕他们之日，又正是他们在我们的敌国派人来领导他们继续为害本国之时……

在全世界被称为最为民主的美国，当年那个曾甘做前苏联间谍的爱森堡夫妇，就被送上了叛国者活该的不归之“椅”，并且永无平反之日；同样是在这个堪称世界最民主的国家，当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之难袭击了他们可爱的祖国时，那个要帮助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权来反对自己国家的年轻人，今天又因为“叛国罪”而身陷囹圄，并被判刑二十年，虽然他已经在狱中忏悔过自己的叛国罪行……

（三）

至此，我们最后要辨识的则是，正是在鲁迅为纪念所谓左联五烈士所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这篇文章后面，竟然附有这样一注释。这条注释明确地指出，所谓左联五烈士——“他们都是左联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们为反对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集会被捕……”

——这个日期和这个会议，恰恰就是中共何孟雄派开会发起内讧内斗的日期和地址；也是中共领袖王明和中共中央在本党的内讧内斗中为“借刀杀人”，而出卖自己“同志”的日子和地方。“中共的左联五烈士”只因全部参加了这一场血腥的内讧内斗，才与他们志在一起背叛祖国和民族的战友们一起，因被“本党”出卖而同时被捕，并在二十天后被同时处决。而在此之前，不论他们创作过怎样要“武装保卫苏联”的“文学”，如何要杀光“国民党反动派”的“作品”，甚至直接地参与了“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种种罪恶行径，“国民党反动派”都没有逮捕和处决他们。五人之中，唯殷夫曾被逮捕三次，然而三次均为“国民党反动派”教育释放。

现在，我们的“辨识”终于能够给五烈士之死因，作出这样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了。这个判断就是：

中共五烈士非为制造要革别人命、要杀光“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甚至不是为了自己曾参加和号召武装叛国叛族而死，而是与中共领袖何孟雄等其他二十位“中共反党同志”，一起被中共中央蓄意出卖而死的。也就是说，“国民党反动派”并非因为他们已经并正在制造要革自己“反动统治”命的“文学”，才把他们逮捕和处决的。而中共和中共的同路人们，之所以要回避这个根本的历史事实，非要将他们定案为“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甚至称他们是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流了鲜血和送了性命的“前驱”，无非是他们为了隐藏自己的罪恶和为了继续煽惑人心的需要，而给予历史和文学史的又一个赤裸裸的栽脏罢了。就所谓的“左联五烈士”这一名号而言，亦不过是不解真情的鲁迅，所赠予这五个叛国叛族青年的一个伤心“谥号”而已。

结束语：

本文意在辨识所谓左联五烈士之死，却没有对当年那五位文学青年的身世，作一个较为细致的介绍。总之，在那个年代，他们虽然出身不同，经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在那个鼓吹倒退的“主义”——实际只是一家来自西方的“邪教”，带着那面充满诱惑的旗号，打着它假冒的“西方科学”的招牌，吹嘘着它在俄国的“革命成功”，更包藏着新老沙皇俄国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野心，企图横行在我们正处于艰难变革中的国土上时，他们，一群小知识分子，一群文学青年，在人士的十字路口上，受诱惑了，被迷惑了，甚至要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那个“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这虽不是整整一代人的歧途，但却造就了我们整整几代人、乃至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巨大历史悲剧。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祖国和民族还深深地陷入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之中，而难能自拔……

至于由这个所谓信仰的悲剧，在文学上所造成的损失和损伤，而今竟也只能令我们“欲说还休”。因为，如果文学史的栽赃者们所言“确凿”，那么，即便有所谓“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驱的血”，它又怎样能够与中共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中国无数文艺家所流出的鲜血相提并论呢？就不用说“共产党进步统治”下的中国文学成就，又怎能拿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的中国文学成就相比！

而当年的那个十三岁的文学少年，今天，在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并在认真地反思着自己祖国的这一部新文学史之时，他对自己在少年时代就曾景仰不已的所谓左联五烈士，又只能怀着怎样的感慨？或许他只能将那一首所谓的革命烈士诗抄，因心怀别绪，而“篡改”成这样的伤心诗句吧：

龙华千载诉悲风，
国贼身亡志竟终；
马家桃花共家血，
一般腥膻一般红……。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