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回顾：周锋锁专访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回顾他在六四前后的亲身经历，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

周锋锁1989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四年级学生，在学生运动中组建“学运之声”广播站，并曾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

周锋锁回忆说，在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前，他曾多次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草地沙龙”、“民主沙龙”。当时社会上充满求新、求变的气氛，他和很多人是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

“80年代，思想的自由、开放、改变，是一个普遍的主题，在校园中也非常流行。我们普遍有一种使命感，觉得我们应该发出更多声音，促使这个国家的改变。在校园外也是这样，从79年开始就有反思、批判、求新这样一种气氛。在这种环境下，我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参与到这样一个我认为是完全自发的运动中。最后我成为北高联的常委，这是我后来被通缉的理由。在我看来，我这样的一个轨迹，其实是大部分人都有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学生，尽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所以参加到这样一个运动中。”

在89年的民主运动中，北大学生最先于4月18号提出了“请愿七条”。周锋锁认为，“请愿七条”的核心是“新闻自由”和“公布官员财产、反腐败”，这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普遍要求。

“学生运动的诉求其实非常明确。在那个时候，第一，有一个很具体的要求，就是新闻的自由。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新闻都是经过审查，说假话，造成这种洗脑，出现很多的弊端。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新闻的自由，这个要求在89年的运动之前，就很强烈。在运动爆发之后，就是胡耀邦死，大家开始悼念之后，有很多不同的（新闻）版本。比方说，官方的版本说学生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等等。但是对于参与的学生来讲，是觉得这是从心底里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机会。这样，一开始就在是不是真实报道这样一个事情上，跟官方有特别的冲突。所以新闻自由是很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民间普遍的要求就是反腐败。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双轨制刚刚开始，大家看到邓小平的儿子的‘康华公司’用双轨制、用批条就可以挣很多的钱。而那个时候物价上涨，老百姓看到很多弊端，所以对于反腐败的要求非常强烈。这两个在我看来是最明显的，最一致的要求。”

周锋锁说，89民运中提出的“新闻自由”和“公布官员财产、反腐败”，在今日中国仍有巨大感召力，也是中国实现民主的必经之路。

“现在我们看到中共它绕不开公布官员财产这一关，但是真正要公布的话，不可能把上层家族的财产全部公布，因为这样到最后就暴露了它的本质。这个是它绕不开的一个关口。现在我们也看到，在国内，像北京的新公民运动，南方的街头民主运动，他们都把公布官员财产这样一个要求到处传播。我想，在民间是有很强大的吸引力。对于这些人来讲，他们应该都知道，这个要求第一次提出来，是在89年提出来的。如果这个在中国实施，这是中国社会走向公正的很重要的一步。还有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新闻的自由。那个时候我们就写过文章，在89年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普通民众对于反腐败的要求，和知识界、学生对于自由的要求，其实它有一个很根本的，一致的方面，就是只有一个不受控制的，一个自由的、多元的新闻，才能够保证信息的透明，才能够真正有监督。有了新闻自由之后，所谓司法的独立，这些才可以实现。89年最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摆在那儿，这也是中国将来走向民主必经之路。”

周锋锁认为，六四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当然我觉得这个镇压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现在看来，是邓小平个人通过他的家庭作出来的决定。无论是李鹏的日记，还是赵紫阳的日记，都可以看到，他没有经过所谓的党内程序，也没有经过人大的程序。而且邓小平做这些，包括军队镇压，他都是为了避免这种程序。当时把万里软禁在上海，不让他回到北京，都是为了防止程序性的解决。所以基本上现在看来是邓小平一家人做出的政变，做出的屠杀的决定。当然动机是为了保护他独裁的财富。这二十五年来基本上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这种红色家族的权力和财富，要保证绝对控制。在‘四二六’社论之前，邓小平就有一个讲话，里面就提到‘杀人’、‘流血’。5月17号的时候，《李鹏日记》和赵紫阳的回忆录都提到，基本上是邓小平他们做出决定了，在邓小平家里开会，把别人叫去，问他们对戒严的意见等等。像这样大的一个事情，这样的决定，当然是非常偶然的。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是共产集权专制政权造成的‘家天下’的一个结果。就像一个封建王朝似的，它表面上有这样那样的程序，但是这些程序对于一个昏聩的老人没有任何约束性，对于家族的贪婪暴戾没有任何约束性。”

六四后，周锋锁遭中国政府通缉，6月13号在西安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没有判刑，1年后获释。出狱后，北京市政府和安全部门怕他的自由化思想影响其他学生，不许他回清华上课，把他流放到河北阳原。周锋锁91年从清华拿到大专文凭，离开了河北阳原的水泥厂，后在国内经商。他曾获得美国大学的物理专业奖学金，但中国当局拒绝发给他护照，未能成行。94年底中国当局突然又给了周锋锁护照，他在95年1月抵达美国，9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MBA（商业管理硕士）学位，现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从事投资模型研究工作。周锋锁还在2007 年与赵京共同设立了“人道中国”组织，关注中国的草根维权人士和良心犯，推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

周锋锁认为，如今的中共政权已在民众心中彻底丧失了它道义上的合法性。

“像我也接触过很多大陆来的人，无论哪个阶层，富商、平民或者知识分子，他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这个（政权）是必须改变的。现在大家不知道的是，怎样改变它，怎样进入下一步。但是，像这种环境的恶化、物价的高涨、正义的不得伸张，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我想中国内部的这些人，镇压人权活动人士的人，他们可以看看周永康的下场。每次有朋友被请去喝茶，我就说，你可以跟他们讲一讲周永康、王立军，他们的老板的下场。这样一个体制，会坑害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本身。他们对财富、对权力的迷恋，必然导致他们自己最后的毁灭。所以这个是没有别的出路的。现在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周锋锁对中共内部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抱希望，他认为中国的民主未来要靠民众自下而上的努力。

“习近平上台之前，其实我就对他有个评论。薄熙来的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习近平和薄熙来其实是孪生子。那个时候大家对习近平的了解还很少，对薄熙来的了解比较多。因为他们那样的一代人，他们作为红色贵族，他们觉得整个国家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基本上得到人民拥护的想法就是毛的那一套。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在习近平的身上都表现出来了，基本上也可以预测他将来的一些走向。就是，他希望以表面上的‘亲民’方式，来骗取民众的支持，但是他们并不会真正的把权利给民众，不会给民众人权、选举的权利等。而且对于人权的迫害、镇压，其实比以前更厉害。比如，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在机场被绑架，几个月之后，她垂死的时候，又被送出来。这样一种屠杀是以前的继续。而且曹顺利是要去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这种公开向世界人权理念、人权组织挑战，比以往更甚，是越来越疯狂的表现。所以从这方面看，对于这个政权，我不认为会出现一个开明的领袖，或者习近平本身有任何的希望，我认为是反过来的。只能把这个路留给民间，但是民间在这种非常弱势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星火燎原，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周锋锁呼吁中国民众积极参与推动社会转型。

“我想说的是，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这也是中国人所需要的、所向往的，也是可以彻底改变中国，给中国带来长治久安，带来人民福祉的最好的东西。这也需要每一个人积极的参与，需要大家尽力，而不光是在失望抱怨之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做的。如果大家想知道做什么，我欢迎大家跟我联系。我的推特(twitter)帐号就是ZhouFengSuo，现在我在推特上有2万多个follower（跟随者），很多都是从国内来的。我欢迎大家问我任何问题，也希望大家想一想：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大家要动手、动脑来改变现状。”

周锋锁说，过去25年，中国政府一直在封杀和扭曲六四真相，令很多人只要谈到89民运，就重复官方的版本，并不知道事实的真相，也令很多人提起六四就感到害怕、恐惧。89民运的失败，也让很多人对中国民主未来充满悲观情绪。不过，周锋锁指出，历史的演进往往不是线性的，过去的失败经验并不能作为预测未来的标准。周锋锁鼓励中国民众在极其黑暗的时刻，仍保持信心和勇气。周锋锁说，乌云肯定挡不住真正的阳光，自由民主这些人类社会的必然规律，在中国也不会是例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