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马屁文佞智商低 ----- 裴毅然

中共很多政策竟是出自秘书、笔杆子之手。赫赫有名如三个代表理论便是王沪宁之作。

中共每每搞事，总有一批御用文人和帮闲文人出来捧场。但这帮无耻之徒，往往都是只习钻营，不谙学问，智商又低的冒牌学者，常常误国又害人。

文佞媚权，一九四九年后的大陆，涌同一篇篇歌共颂德的谀文，不断冒出一茬茬溜须拍马的文佞。可惜这些文佞只习钻营，不谙学问，智商又低，硬充学者，常常文不对题，拍歪马屁，拎着肉麻当有趣，摊开烂疮当乳酪，时不时整出“反弹琵琶”的倒帮忙。更可怜那些“领袖”，感觉不到这些滥文的“反作用力”。

八三年“严打”出于邓的几句话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国家人文历史》（半月刊），二○一三年第十六期一篇吹捧邓小平的〈“严打”政策是如何出台的〉。文章用一九八三~八七年“严打”说事儿，吹捧邓小平治国有方云云。文革后，大陆治安持续恶化，经济凋敝，就业困难，两千余万返城知青、进城农青“待业”。仅北京就有四十万青年待业，平均二点七户就有一位待业青年。思想苦闷、悲观失望、无事生非。文革的政治暴力此时转向刑事暴力，恶性刑案频发。

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下午，上海“控江路事件”，流氓们当街扒掉一名妇女衬衫、胸罩、裤子，肆意凌辱。警方出动大批人马，直至午夜才平息事态。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某男因失业失恋于北京火车站自杀式爆炸，九死八十一伤⋯⋯据公安部统计，一九八○年全国立案七十五万多起，其中大案五万多起；一九八一年增至八十九万多起，大案六万七千余起；一九八二年七十四万多起，大案六万四千起。一九八三年头几个月刑案猛升。

一九八三年二月八日，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在无锡向邓小平汇报：“现在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是年七月十九日，邓小平在家召见主管政法的彭真与公安部长刘复之，念了一段公安部报告：

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

邓小平没再念下去：“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接着对刘复之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于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共政治局下发“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强调从重从快从严处理刑犯。九月，全国人大常委配套决定，为“严打”完成司法程式。如此配合“从快”，上诉期限由刑诉法规定的十天缩至三天。

暴露小平迷信独裁不懂法治

此文意在歌颂邓小平果断决策，重典治乱世，“严打”有功。可马屁拍得很不是地方，“严打”恰恰暴露邓小平对现代法治一窍不通，情绪化处理暴力刑案，还在沿袭毛时代的运动方式治国，露了邓底。法学家指出：一九八三~八七年的运动式“严打”，政法一体，“政”大于“法”，重刑过度，罪刑失衡、司法不公，严重损害法治，无以形成良性司法机制。

“严打”批判西方的“轻刑化”，抱持封建司法观，用高压恐赫去“堵”，没有化解刑案高发成因的“疏”，违反现代理性，后果极其严重，实为邓氏治国败笔之一。文佞们因自己也不知道何为现代法理，以自己无知去吹捧邓氏的无知。

严打要求“从重从严从快”，各地公检法便追求数字化以邀功，冤杀一大批。这场轻人权、重刑典的当代司法事件，本该掖遮雪藏，偏偏谀士与大陆媒体把关者不明就里，硬将烂屎当美景，好像邓小平干什么都“伟光正”。此外，邓小平作为最高政治领导人，直接插手司法，家里办公，垂帘听政，而且还是关系全国刑典的重大国事，越权出圈，程序本身就有大问题。再则，“严打”只有短期震慑之效，治表不治本，只能说明眼光低窄。

一九八七年前后，邓多次对外宾说：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

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不受牵制，就能够立即执行，不像议会民主经过那么多复杂，那么多反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方面总的说，我们效率是高的，决定了就马上执行。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

这套“邓论”，他讲过多次。甚至说“我看美国搞不过苏联，苏联政治局开个会就能把这件事办成（按：出兵阿富汗），美国能办到吗？”邓小平居然将美国的三权分立说成美国有三个政府，不知道谁能拍板，三权之间相互扯皮，想办一件事很难。殊不知集权制的独裁虽然决策“效率高”，但在整体优率上（集智与纠误），则奇低。如毛搞文革，中共高层都知道毛错了，“伟大领袖”发疯了，但只能干等着毛伸腿，几百万人白白牺牲。才能结束！一权独大，何以制衡？小平同志如此低水准理解民主与三权分立，当然不可能再去推进民主。至于“美国搞不过苏联”，历史已有结论，无需我说。

严打冤死多大抓流氓贱踏人权

为体现从重从快从严，“严打”造成大量轻罪重判。当时有“偷一元钱判死刑”、一男青年为女友拍了一些穿着暴露的照片，判死刑，女友也判徒刑。一九八三年，一王姓女子与十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以流氓罪判处死刑，她留下一段很值得复述的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二十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西安妇女马燕秦因组织舞会与性关系较乱，抓审三百余人，成了轰动三秦的大案。马燕秦与另两名舞会组织者被判死刑，三名死缓、两名无期。这还是躲过“严打”高峰时的“宽大判决”，若在高峰时，至少要毙十余人。

一九八二年影星迟志强在南京拍戏，与一帮高干子弟跳贴面舞、看小电影，自愿“一夜情”，严打开展后，邻居举报，因无受害人，南京公安局本请单位领回教育一下就算了，但被《中国青年报》报导成“强奸”、“轮奸”，南京公安局、北京公安部等纷纷接到“民愤”电话，迟志强最后领刑四年。一颗青年影星就此陨落。迟的两位狱友，一位偷窥女厕，死缓；一位搂抱女青年，猥亵罪四年。

一九八三年，蚌埠青年李和嫖妓不给钱，判刑五年；“严打”开始后改判十五年，布告贴得满街；这小子不服上诉，赶上第二批“严打”，数量不够，改判死刑。北京一小伙大街上见洋妞与人撕打扯开上衣，上去摸了一把，枪毙。一女孩夏夜院里洗澡，同龄男孩路过，因院墙较低随便伸头看了一眼，女孩大叫“流氓”，男孩定“流氓罪”枪毙。泸州纳溪王小伙与同伴打赌，亲了过路女孩的嘴，枪毙。多年后，王小伙家属获赔二百元。七岁女孩与两位小男生有性关系，冠以“流氓团伙”罪名，判刑十五年，还游了街。严打胡判，甚至有人路边撒一泡尿，被判刑。

遮面怕真实都为一党专政找依据

用超越法律的高压进行“严打”，当然只能短期治表。第一次持续三年半的“严打”过后，一九八四年前八月，全国刑案与上年同比下降31%，犯罪率接近一九四九年以来最低。此后，还搞过三次“严打”——1996年、2000~2001年、2010年。但每次“严打”过后，刑案猛烈回升，1988年刑案上升到87万余件、1998年升至198万、1999年224万、2000年363万、2001年445万件。

近年，中共御用文人千方百计论证民主的缺陷，论证民主宪政不合国情，乃西方歧途，试图以否定西方民主导出中国可以不要民主的结论，至少现阶段“还不需要”。如《人民日报》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刊载〈中国超常增长的文明动力〉，将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获得的经济增长论证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甚至借西人之口：“一部分西方精英因此看到西式民主并非经济持续繁荣的必由之路，开始反思和修改其价值观”。如此颠倒黑白，当然只能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还在持用如此一戳即倒的拙劣逻辑，除了用权力垄断真理，倚仗暴力护航——不让论敌出声，难道还能为今天的“革命人民”认同接受么？如此显豁藏心，这回可是谁都明白了——都是为“无产阶级专政”寻找合法性。

今天，国人至少明白一点：有关中国未来的“最佳药方”，只能通过博弈在实践中获得，一种不让质疑的“真理”，绝不可能是真理。谁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谁的药方都无权免检。苦难的中国，一个世纪才“买”回这一点从苦难中得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