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长远影响

有些重大事件在过去很多年后，人们还会记得事件发生时自己在做什么。好像听闻或眼见那件事的一刻被定格在脑海里并留存下来。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查尔斯.伯顿清楚地记得，1989年6月3日那一天他是在魁北克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从广播里听到了解放军即将进城开向天安门广场的消息。他立即给北京的朋友打长途，要他们那天晚上不要再去广场。劝阻无效，他只好叮嘱他们注意安全。

他的朋友们那天晚上无人死亡，但是却目睹了镇压行动，“不仅在天安门，而且在天安门以东、以西；不仅在那天晚上，而且第二天，第三天…… ”他的一个在《人民日报》供职的朋友近距离看到一人被射杀，有两位市民跑过去抬尸体，也被当场打死。一下子三人横尸街头，再无人敢上前，只能看着军队把尸体运走。

伯顿教授是复旦大学77级的学生，很多同学在京沪工作。他回忆说，那些日子大家忧心忡忡，不知道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当时的忧虑和恐惧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心里还会很难过。

六四之前，中国国务院有一个由时任总理赵紫阳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六四之后，该小组被解散，严家其、吴国光等成员流亡国外，赵紫阳本人也被软禁至逝世。伯顿说，那以后对普通民众来说，与其关心政治不如关心自己，想想怎么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大家能钻政策的空子就钻，能占制度的便宜就占。六四后腐败渐成风气，到今天已经制度化。位高权重者固然财产以亿计，即使是伯顿的旧日同窗，有钱的程度也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谈到为何六四不能平反，伯顿教授想起70年代末在复旦上学时的一件旧事。他有一天在一位老师家里，正巧碰上公安局来人宣布为后者平反。老师过去的罪名被取消了，过去的房子也归还了。但是曾经迫害老师的那些官员并没有被追究责任，仕途仍然步步高升。伯顿说，过去的平反只是承认并改正政策的错误，但是并没有个人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具体到六四，到底是谁派解放军去天安门广场？谁下令让坦克开向无罪的民众？没有人承认。

伯顿教授说，六四后确实有政策上的改变，允许老百姓在党的控制之外自谋利益，允许更多样的娱乐活动，自由活动的空间比以前大，甚至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批评。但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众多参加者希望有更公正的制度、更公平的分配，这些愿望没有实现。伯顿认为，六四的长远影响之一是让老百姓明白关心政治没好处，公民意识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伯顿说，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在被准许的范围和空间内说话做事。反腐是共产党自家的事，老百姓别多插嘴，多党制更是提都不要提。

伯顿教授还记得，胡温领导时期的说法是中国确实需要民主和法制，只是由于某些历史和文化因素不可操之过急。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不该有，只是要等待时机成熟。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但是习近平上台后，一力反对“西方民主化”，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中国1998年就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生效似乎遥遥无期。这使伯顿教授乐观不起来。他表示，他对中国的政治未来不抱太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