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八九民运之秋后算账

1989年六月，北京一条街道上，一名戴手铐的男子被士兵带走。

李鹏在与学生对话时说，政府不会对学生秋后算账。但邓小平与李鹏等主导的中央政府，既然敢开坦克进京、敢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枪，当然同样会不守承诺，对参与民运的学生与市民进行秋后算账。

我的同学六月中旬从北京坐车回家途中，途经邻县时，被当地警察盘查，发现是来自北京的学生，立即拘审，因没有发现证据（传单之类），第二天释放，而我七月中旬被通知回京返校接受教育，到合肥火车站时，因为当天没有车票，就在车站边购买了票贩子车座号（车票上粘贴的座位号），被联防人员抓住，他们第一句话就是：又抓到一位学生。他们搜查我的包裹与衣物，没有发现证据，只好释放我，当他们搜查我随身小包时，我非常紧张，因为我回家时，包里收藏了一些传单，留做纪念。后来才知道，家人早已将其烧毁掉了。

火车一入北京城区，顿感气氛肃杀，整个北京处于戒严状态，火车道口均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大街上看到的人，明显看出某种压抑与不安。

但单位的小环境，却回异于社会大环境。中国艺术研究院属于文化部，院长是文化部部长王蒙兼任，但王蒙在这历史关键时刻突然“生病”了，并“因病”没有去看望戒严部队，他是唯一没有去看望戒严部队的部长，继而“因病”而辞去文化部长的职务，当时的王蒙因此赢得了整个文化界的敬意。不仅如此，文化部系统因此没有受到严酷的整肃。

先说说单位对研究生部的处理，当时的研究生只有十一名，一年一度的进修生基本完成进修回到原单位，所以对参与学潮的学生的教育只针对我们在校的研究生们。艺术研究院薛副院长主持对学生六四之后的训导，但口气非常温和，理解学生反腐败的愿望，但应该通过更好的方式，做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云云。他最后宣布：为了加强对同学们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单位决定，让同学们到电影资料馆（小放映室）看一周的爱国电影，包括小城故事、一江春水向东流、重庆谈判等等；二是到北戴河进行为期一周的爱祖国体验教育。与其说这是对我们的训教活动，不如说是对我们一次精神抚慰。

单位为什么会如此宽厚对待学生？因为文化部没有高压，还因为当时的院领导是李希凡、刘颖南等均有右派或受文革冲击的经历，他们对八九民运整个过程都的观察与认同，内心是支持学生的，当研究生为广场学生筹款时，院领导们都慷慨解囊，六四之后上级开始秋后算账，院领导们必然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学生，同时给上级一个交代，这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另类呈现。

当时听说一位学生到保卫处那儿汇报，一位博士生在整个运动中是召集人，还有六四之后，仍有人前往广场附近参与抗议活动，但保卫处让这位举报人提供物证，否则就要追究他的责任，这位举报人灰溜溜地不敢再言语。

单位基本可以控制单位内部事宜，超出单位范畴的举报，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警方会直接过问追究。

六四之后，本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著名学者田青研究员在上海音乐学院讲演六四真相，受上海方面举报，田青入狱，被判刑（后由于赵朴初出面营救而提前出狱），本院马文所著名青年学人万同林，在武汉大学参加会议期间散发了一些北京民运的传单，被武汉大学举报，万同林一直被警方定期约谈，最终被解除公职。一位在文化部任职的上届毕业生因参与游行，被调离文化部，到艺术研究院做研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保护），全院每一个参与游行示威者写检查交待，特别是党员、戒严之后还参与示威者，重点检查。但我一直没有写检查，相关部门追我的检查书一直追了近三年时间，直到毕业之后，但我一直没有写。毕业之时，我没有被留院，后来通过导师程代煕先生的努力，才获得机会到杂志社做编辑。

性情刚烈的戏研所所长苏国荣先生愤而辞去所长（副局级）职务，一些其它单位传来的消息更令人难过，有单位年轻人因在单位黑板上写下“打倒李鹏”，被下放到外地，还有人因捡拾了士兵物资，被拘捕，最严重的听说被枪毙，北京各大学当届毕业生，多不能留京工作，一些留京工作的，则被安排到工厂企业单位，秋季大学开学之时军训也成为惯例，对大学生思想与行为都更加严格管制。大量军转干部被安排在宣传、文化、教育部门，让他们成为思想文化教育界的监守者。

邓小平说，八九民运是因为教育的失败，他不深刻检省自己没有及时推动政改，是政治腐败造成了社会不满与示威，却将问题推到教育身上。这样，思想与教育界全面左转，党组织对学生无微不至地洗脑与控制，八九之后，教育与思想领域保守退化严重。直到今天，宣传系与教育系仍然是反普世价值、反民主宪政的堡垒与重镇。

思考之一：八九六四之后的秋后算账，终结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与希望，让中国政治进入又一个寒冬，八十年代是生产与生活回归常识、常态的年代，但在政治与市场经济层面，并没有回归常识与常态，正是因为政治领域与市场经济没有自由开放，所以才造成了政治腐败与民主运动，但邓小平九二南巡，只开放了市场经济，政治改革仍然固步不前。这样的政治高压一直持续到今天，引发大面积的腐败与严重的社会问题。八九六四之后的政治清洗，邓小平不仅在精神气质上终结了中国八十年代希望之春，还通过清洗改革派、禁言思想者，使大量知识精英流亡或失业，这意味着政治文明与思想领域的进步与改变，又要滞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漫长的时间。

思考之二：大气候与小气候：尽管政治大气候严酷，但仍然有坚强不屈者，军界有三十八军的军长徐勤先抗命，文化界有王蒙称病不慰问戒严部队，还有更多的人辞职或退党，他们坚守自我信念，不畏政治暴力。而当时的许多单位，冒着各种风险，保护参与学潮的学生或职员，使更多的人免于被政治迫害。如果说六四之后，像文化部部长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们还有精神风骨、能守住良知底线的话，但到了2008年零八宪章签名事件，部长与领导们则完全以保护自己为前提，零八宪章上出现了我的名字，单位就免了我杂志社社长之职（北京大学与人民大学对签名教授的处理却相对宽松，或没有处理），茉莉花运动之时，我在网络微博上思考革命与反革命问题，遭到警方拘审，单位不去追问真相，过问警方是不是非法拘审了我，而是视同我有罪，不允许我出国参与学术交流活动。文化官员官僚化与党化，不再有正义之心和人文关怀，而这无疑也是八九六四之后的负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