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乱世的官二代们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登基，成为了大清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在随后的政治卡位战中，一群年轻的满洲亲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掌握了大清帝国最后三年的政治命脉。

宣统皇帝的生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担任了摄政王；两个亲叔叔，载涛和载洵都加封了郡王衔。不久，21岁的载涛掌管了禁卫军；22岁的载洵得到了海军大臣的职位。在此之前，40岁的镇国公载泽出任度支部尚书，控制了大清国的财政权；42岁的肃亲王善耆当上了民政部尚书，获得了大清国的警务权。

几乎所有的强力部门都掌握在了皇亲国戚们的手中，与此同时，袁世凯开缺回籍，张之洞驾鹤西去，皇族内阁横空出世。似乎谁也挡不住满洲亲贵们抓权的脚步，然而就在皇族内阁成立后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划过夜空。

难道这帮王子王孙就都是一群酒囊饭袋？其实，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贵族政治团队不仅人才济济，而且改革意愿不打折扣。

“载字辈儿”的佼佼者

如果说“载字辈儿”仅仅是因为血统就能走进权力中心，倒也未必。大清帝国走到1908年，已经度过了悠悠二百六十余载。凤子龙孙大把的，其中能上位的还算是有点真才实学。就说这个摄政王载沣，也算是有过历练。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狩。第二年大清国签下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中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年仅18岁的载沣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力、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这次出国，载沣还很讲“作风建设”，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成功地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

因出洋而名闻中外的载沣，回国后就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1903年春，刚满20岁的载沣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1907年6月19日，24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

正因为有过“海外游历”的经验，载沣有了初步的现代大国意识。他敢于派出军舰到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巡逻，在1910年底还派出“海圻”号去美洲慰问侨胞，解决古巴、墨西哥爆发的排华动乱。在清朝遗老遗少中，载沣是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

载沣可以拍着胸脯说：“我的成长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也许他还可以这样自信地说：“一个人出生在好的家庭，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只靠父辈影响，即使给了你这个位置，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出洋考察”造就的两颗政治明星

1905年，大清国逐渐从“庚子国变”的打击中走了出来，缓过了这口气儿。与此同时，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深深地刺激了大清国的统治者们。随即，新政进入了“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这一年，清政府迈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在出洋的“五大臣”中，37岁的载泽和44岁的端方尤为耀眼。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身份为皇室宗亲的载泽。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载泽回国后，立即成了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者。

在日本考察时，载泽感触很深。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

双方就立宪国与专制国的异同，大清改革的核心要务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镇国公载泽被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击中了。回国之后，载泽奏请立宪，提出了立宪之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不过他也指出：“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最不利于官。”

载泽所说的君主立宪的三大利，打动了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1906年8月，大清帝国权力中枢召开了研究立宪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醇亲王载沣、所有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从此，“立宪”成为了大清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五大臣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端方。当年，有“旗下三才子”之说，所谓“旗下三才子”指的是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他们三个都是皇上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纵观端方的一生，闪光点几乎都是不断带兵平定各地的“乱党”，可谓是革命党人的一颗克星。

实际上，端方是一个维新派。《清史稿》中记载，戊戌变法时，他曾奏上标榜维新的《劝善歌》，受到光绪皇帝赏识。但是，端方没有因为戊戌政变而被边缘化，反而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道员升到了署理陕西巡抚。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逃亡西安，端方以拱卫周备，深得慈禧欢心。庚子年，各地义和团闹得厉害，陕西却在端方治下十分太平。义和团没起来闹事儿，教会也比较收敛，足见端方的本事。这一点，太后老佛爷看在眼里。局势稳定之后，端方出任湖北巡抚，与张之洞搭班子。

张之洞的改革花架子多，端方比较务实，不搞表面工程。他的改革力度也超过了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也比较自由化。他曾顶住张之洞的压力，帮助湖北留日学生办报纸，还曾资助典型的革命派人物——蔡锷。这些也只有根红苗正的亲贵才敢干，干了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政治动机。因此，端方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1905年，端方被召回北京，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人选。1908年太湖秋操，他担任总指挥，在演习中第一次使用热气球进行空中侦察，并进行火炮的校射。

此时的端方与载泽一样，成了满洲贵族中推动立宪的积极分子。同时，这两颗政治明星也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关注。1905年之后的《纽约时报》对这二位的报道就没断过。

因偷拍而落马的官员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这年11月15日，慈禧奉安大典隆重举行。作为朝廷大员之一，直隶总督端方参加了葬礼。按照成例，一位官员可以带几位仆从跟随。在端方所带的仆从中，有三位摄影师。他们用冒烟的照相机和另类行为很快就引起了葬礼主管官员的注意。就这样为了抓拍头条而来的摄影师，却成了当天的头条。

结果，端方被牵了出来。由此创下了两项之最：最短命的直隶总督，最早因偷拍事件落马的官员。

这可帮了袁世凯和革命党的大忙，因为端方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如果由他掌握直隶，或许可以消化掉袁世凯的北洋军。而且，端方与张之洞搭班子时一手缔造了南方新军，如果有端方在朝里顶着，新军未必会乱。

只可惜端方再次回到历史舞台已经是1911年5月，他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此时，“保路运动”如火如荼。四川总督赵尔丰因此被免职，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前往镇压。端方到四川后，武昌起义已经成功，以至于军饷不济。端方的手下军官挑动军队哗变，端方和弟弟端锦被哗变的士兵杀死。

独当一面的“铁帽子王”

大清国建国之初，有八位“铁帽子王”，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肃亲王豪格。豪格是皇太极长子，当年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大清皇帝。最后豪格与多尔衮僵持不下，只好由六岁的福临继位。

从豪格算起，肃亲王的爵位传到善耆这一代已经是第九代。不过，善耆这个铁帽子王早已远离政治，虽然是个王爷，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待遇，享受这个级别。

善耆干练、开明、为人豪爽、个性诙谐。“庚子国变”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这时善耆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善耆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建立起中国最早的警察制度。

1902年，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领导新建立的巡警。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后，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有一次，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许世英此举不但未获罪责，反而得到赞赏。

善耆掌握着大清国的警务大权，职责就是消灭革命党。不过，这位满清王爷对革命党颇有兴趣，有一次同盟会开会，善耆送去1万两银子，同盟会就这钱能不能收展开过争论，最后还是收下了。

1911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被捕后善耆亲自为其说情，免其一死，还对他优待有加。据说，二人在狱中相谈，甚为融洽，最后相互仰慕。善耆此举使得革命党人对满洲亲贵有了深入的了解，为辛亥革命的妥协打下了感情基础。

手握军权谈改革

说到晚清之中有谁能带兵，除了端方之外，当属铁良和良弼。

铁良的祖父曾为江西吉安知府，但是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家境败落，最贫苦时一度断炊。无奈之中，铁良只得放弃科举。从神机营月薪一两的“书手”干起，历任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户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陆军部尚书，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铁良是晚清贵族中少有的人才，他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十分注意训练部队，使得中国建立了一支可战之军。1903年，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清廷设立总理练兵处，统一编了新军。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并暗中监视袁世凯。

1906年官制改革，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统一为陆军部。铁良专任陆军部大臣。慈禧恐袁世凯尾大不掉，将北洋六镇中的一、三、五、六镇尽数划归铁良统领，造成铁良与袁世凯相抗的“均势”。

实际上，早在1905年，铁良任户部尚书时，就开始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同时，铁良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依靠留日归来的良弼联络士官学生，与袁世凯嫡系倾轧。不仅如此，铁良用人不拘一格，后来革命党人中的军事人才吴禄贞、蒋百里都是这位王爷提拔上来的。

1906年春夏之交，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纷纷回国。8月26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项，在这次会上，关于立宪缓急，铁良和袁世凯又发生了一场争论。在他看来，主张设立大权独揽的“责任内阁”，还想担任副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野心已昭然若揭。袁世凯随后觐见慈禧，联合奕劻参了铁良一本：“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结果弄巧成拙，西太后本来已经拟旨，不让铁良等“反对派”再参加御前会议，但袁世凯的表现，让她马上改变了主意，将此旨“留中不发”。

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上谕，设陆军部，一切军务均归其管辖，任命铁良为该部尚书。袁世凯大势已去，只得主动交归北洋六镇中的四镇。次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失去了军权。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死，铁良因劝说隆裕太后训政，企图排挤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排挤出京，调任江宁将军。

尽管如此，铁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仍然相当抢眼。他与两江总督张人骏死守江宁。江宁陷落后，他又跑到陕西组织了一支部队，经历大小数十战，攻克了十几座县镇，几乎控制了全陕西。就在此时，清帝宣布逊位，这位忠心耿耿的铁王爷只好放下武器。

最后的皇权捍卫者

晚清宗室中另一位有军事才能的人就是良弼。良弼，姓爱新觉罗，虽出身满清宗室，然而血统疏远，其远祖是努尔哈赤之弟，该支系后又因故族籍被革，直到嘉庆年间才得以归宗，且仅是“红带子”，身份低于真正的帝胄“黄带子”。良弼还是“苦出身”：他幼年丧父，家业早衰，全赖母亲抚养。

不过比之平民百姓，贵族毕竟能获得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22岁时，良弼由湖北省选送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年后，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入练兵处。成为了陆军第八标统带官。宣统元年，清廷“从良弼等之建议”，仿日本参谋本部设立军谘府，以统筹全国陆海军事宜，军谘大臣载涛不谙军事，凡事皆以良弼为“谋主”，后擢升禁卫军训练大臣。

或是得益于早年的磨难，良弼没有八旗子弟的纨绔习气，为人简朴上进，讲究忠孝，且有真才实学，《清史稿》上说他“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此外尚有清廉、知人善任诸般优点，在集体堕落的晚清官僚队伍、尤其在宗室中，堪称鹤立鸡群。

1912年1月12日，良弼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26日，议事毕回家，在光明殿胡同家门口，遭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杀手彭家珍向其投掷炸弹，被炸伤左腿，不治身亡。《清史稿》记载，良弼临终之际，反赞刺杀他的彭家珍“奇男子、真知我者也”，并感叹“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良弼死后，宗社党大多鸟兽散，大清王朝也在一个月之内寿终正寝。

八旗子弟的主流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如载泽、端方、铁良、良弼之类的人毕竟不是主流。他们是“八旗子弟”中最优秀的代表，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八旗子弟”的主流还是载振这样的“贵二代”。载振是总理大臣奕劻的长子，乾隆帝五世孙。1902年，他曾挂着贝子的头衔，代表清朝廷赴英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1903年赴日本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回国后，他奏请成立商部，任尚书。1906年，成立农工商部，任大臣。也算是“成绩斐然”。实际上，载振的思路才是“八旗子弟”的主流思维。借着祖上的势力，赶紧发财！都说现在的“官二代”坑爹，晚清的“贵二代”不仅坑爹，他们是坑祖宗。他们的高调、招摇，成为了租界里所有的报纸争相报道的花边新闻，也就成为朝廷无能、权贵腐败、造反有理的最好证明。

一小撮满洲亲贵的力挽狂澜，挡不住另一大批满洲贵族的挥霍无度。这些人挥霍的不是银子，而是政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