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抗日”行径与皖南事变的由来和真相

历史的真相是隐瞒不住的

一、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曾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由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由中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出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打内战。然而，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却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平型关战斗的话，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勉强打过一场所谓的百团大战的话，那末，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水，甚至是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何以竟会发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变发生的政治、军事动因

其一、政治动因。在了解了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军一贯地不抗日和打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诱发皖南事变的直接政治动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所掀起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发生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和阴谋之后，是毛泽东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顽”指示和决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其次，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毛泽东曾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并且这封指示信曾具体指示新四军应该如何“打顽”。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不仅为属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新四军绝对地不听从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而且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一领导，直至造成皖南事变的发生，制造了它的政治动因。

其二、军事原因。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绝对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军才会绝对不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岂但不服从，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以屡屡大规模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由是，新四军才在对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屡屡袭击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杀身之祸。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终于反击了他们。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已经承认了新四军绝对不服从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事实。他们说：“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批评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显然，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

这显然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彻底违背。

三、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中共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借口抗日以扩张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造两个中国了。并且，谁要是妨碍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逼迫出来的一场军事事变和政治事变。只不过打够了抗日军队、一再地不听从抗日命令的新四军，在这一场事变中吃了亏。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一般民众、包括国际间难以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这一先天优势，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当作者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作者大吃一惊。因为当地的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