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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在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都是彻底的失败?中国政府的反邪教运动,用意真的是为了公共安全吗?
中国国务院在事前无声无息下突然高调公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多国语言向国际公布。香港《明报》发表评论《白皮书的失败》,作者陈文敏认为,如果白皮书是想争取外国人对香港问题的理解,那是彻底的失败。
陈文敏认为,一国两制建基于中央政府对权力的自律,而白皮书正正失去了这份自律。白皮书发表后,英美的反应基本是中国正在收紧甚至破坏一国两制。主权至上,一国两制或一国三制在主权至上的原则下皆随时可以变得名存实亡。香港一国两制的构思原为台湾而设,白皮书只会令台湾人望而却步,亦是对已经积弱的马英九政府的一次打击,这影响可能是国务院始料不及的。
在国际层面,陈文敏认为,白皮书除了打击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外,基本上是一无是处。在香港,白皮书只会激起更多人的不满,不但不会对占中造成打压,相反可能只会推高“6.22”的投票率。
中共过度表演?
时评家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如果现在才看出中共的过河拆桥、翻脸不认账的本色,就未免太后知后觉矣。
李怡认为,中国虽是大国,但不是泱泱大国,泱泱大国除了讲国力之外,还指怀有宽大的气度与良好的风范。中共它知道自己违反诺言,尽管一开始它就没有想过要遵守;因为它知道缺乏正义,尽管它也从来没有心存正义;因为它知道多数意向在哪一边,尽管它要硬说什么外国势力;因为它虚伪并由此而产生恐惧。
李怡说,中共的过度反应,给了一些投机者乘机表态、谄媚、争宠的机会。爱自由争民主的香港人则从这些反常的反应中,知道人们原来不是弱者,尽管表面看来力量悬殊。这样就无疑让我们平添了勇气,正义在手,勇者无惧,我们不须妄自菲薄了。
“两制”关键在核心价值
《明报》发表文章《两制的鸿沟》,认为《基本法》是管制特别行政区的工具,不是保障香港人权利的小宪法。作者吴霭仪说,心怀故国的香港人,曾经想象,五十年不变的空间,会给中国大陆良好的机会变得开放文明,与香港居民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接近,两制之间的鸿沟会逐渐收窄,“一国”的威胁随之而逐渐抚平。可惜的是,几番折腾,大陆经济起飞,制度却无真正改革,争取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依然受到重大打压,新闻与信息自由依然是镜花水月。经济起飞的结果,只是令中共政权更加财大气粗,而国际舆论变得投鼠忌器。
吴霭仪认为,维护“两制”的关键问题,始终在于香港人核心价值的强弱。他们相信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不可侵犯,相信法治的本质是令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相信为维护法治,司法必须独立,相信任何人行使公权,必须向公众问责,相信政府必须公开透明,受到公众的监察,而新闻自由是监察政府、监察社会、体现言论自由的必须。我们寄望于民主选举,让每个人的意愿得到在政治架构内体现,寄望于民主议会制衡行政机关,令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这些核心价值愈强,“两制”便愈清楚明确。
打压的不仅仅是“邪教”
作者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中国反邪教意在加强政府控制》,指出中国正在进行的反邪教运动犹如项庄舞剑,其意并不仅限于邪教,还有那些主流的宗教活动。中国政府的反邪教运动用意并非是为了公共安全,而是要整肃、打击所有不顺从的独立教会及其信徒,从而加强对中国社会的控制,稳固其自身统治。
慕容雪村认为,虽然基督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在数十年反宗教的宣传和鼓动之下,大量的民众不仅缺乏宗教常识,而且对各种宗教都极为反感。和100多年前的义和团一样,他们很容易就会把一切新兴的、外来的宗教都视为邪魔外道,把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视为自己的大敌。
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了“邪教组织的六个特征”,其中包括个人崇拜、无视道德以及限制人身和精神自由等等。慕容雪村说,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在共产中国找到现实的证据。这段话在网上被大量转发,许多人都有意地将它指向共产党自身,含蓄地发表评论道:感谢政府感谢党,我终于知道哪个才是最大的邪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