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人猪狗不如的奴性说开去

说起国人的奴性，就像六、七十年代的棉衣：略向前倾，则后摆翘起，似谄媚。略后仰、则前摆高挺，恰趾高。若笔直、则前后不搭，人若悬空。不知是哪位高人设计的，全国一样。恰似博主周围，定不乏此等同类：

——“想那么多干什么，好好过日子吧，别人都这样。”
——“就凭你，你能干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有本事你去天安门换相片去。”
——“别想那些，你连单位的领导都当不上，还想管国家大事？”

凡此种种，懒得与其共语。

奴性的表现是对强人的无限容忍，对弱者的无情践踏。

不幸的是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虽然在忍受着他们的冷嘲热讽，可还得为他们的幸福而奋斗。有时难免像北京“肥猪满圈李宝贵”一样，破口大骂：就是一群猪。

说猪，老夫不由想起小时在山区小镇所经历的杀猪往事。每到寒冬腊月，我们这里的人家最大的一件乐事就是杀年猪。当男人们在屠户的吆喝声下，死命地把猪往案板上抬时，猪往往会嚎叫起来，这倒也正常；奇怪的是：那些或近或远看热闹的狗这时也会突然间集体狂吠起来，而且只要猪一息尚存，这些狗都会“革命”不止——有的狗甚至从一家跑到另一家，为那些走向屠案的猪“壮行”。

狗与猪既非“同志”更非“同志加兄弟”，好像与“解放全动物”的伟大理想也牵扯不上，此外似乎也没有“掀起狂吠新高潮”的任务，从实践来看，狗的行动除了带来人的斥骂甚至砖头之类的报应外，什么也没得到。然而狗为啥非要这般“毫不利己、专门为猪”呢？这是怎样的一种无私奉献？这是怎样的一种阶级感情？这是怎样的一种动物主义精神？现在细想，应该有且仅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物伤其类，畜同此心！

如果说人与动物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么应该特别体现在这种“同情心”上——同情心不需要特别精心的培育，它本身就是一种最符合畜性与人性本能的自然感情。

只是对狗而言，“同情心”出于本能，而决定人类“同情心”，则是社会制度。正如孟德思鸠说：“宽和仁慈的国民性情，只出现在民主的国度”。

历经数千年的专制治理，今天的中国人，且不谈“宽和”、“仁慈”这些“先进性”情感，甚至连同情心这一最基本的情感都失去了。因为专制统治通过禁止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集体性活动，把个人变成一粒粒孤立的沙子，从而让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没有任何合力、特别易于治理的散沙。正是这样处心积虑制造的“沙漠”，让中国社会失去了生机与活力，让中国人的人性缩小成完全的“自我”。

看看中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让人不耻的恶性事件，无一不是在为中国人同情心的缺失添加着新时代的注脚。歹徒大街上当着数百人砍断人手臂无人报警；一个恶徒在公共汽车上居然能强奸女乘客；乞丐在人来人往的桥上可以强奸过路女人；环保卫士在先后20多人进出的公共厕所里强奸了少女……中国人性的极端堕落比中国政府一手泡制的“5000年来最高盛世”更让人震惊！

就是在那些“非突发性的”、涉及到某一个群体甚至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中国人也同样冷漠。政府开征特产税时，没有谁提意见，也许因为我们不是农民；接着开征工商税，也没有谁提意见，也许因为我们不是个体户；此后开征增值税，还是没有谁提意见，也许因为我们不是老板；现在，本届政府已经直冲着住房征税，我们还是发现不了一个对此有意见的人！

——难道中国人天生就喜欢以缴纳税费为荣？实际就是如此，由于几千年的奴性统治，确切地说从宋朝开始，强国弱民的统治手段就为上层阶级所尊崇，并一直成了沁入骨髓的真理。毛时代也一直强化这种理念，而今更胜。就像鸟儿在笼里关久了就不再会飞。鲁迅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为开启民智而奋斗一生，望我等由一群猪里演化出的猪精能不弃同类，继续努力。

忧从心起，磕睡上来，忽而做了一梦。梦见自己到了天堂，发现天堂里居然也自上而下分三六九等，从自由自在的欧美层往下逛，是无忧无虑的猪狗层，接着往下逛，发现竟是中国人层！我为此找到上帝抗议，上帝笑着对我说：“孩子，那些漠视同类的处境、对同类乃至自身的遭遇都一言不发的人，本来就是比猪狗都不如的人啊！”

——悲哀，本由“猪狗”组成的国家，何谈人权沐浴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