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封建统治者的领土观

中国人喜欢自我欺骗，由来已久。

比如中国人总是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讲：“祖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中国的领土并不神圣，自古至今，已不知被侵犯了多少回。人口才是统治阶级的最爱，“寸土必争”完全是一句空话。

一、古中国的领土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国家古代都有一个掠夺土地、人口的时代。但中国有两点不同他人：

1.专制中国以治人为主，因此最看重中原大地。中原之外是四夷，蛮荒之地，有多少算多少，“小大由之”。中央往往采取“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册封制度、和亲制度或属国制度，交税即可，进贡即可，认可中央即可，懒得多管。因而中国绝不会像麦哲伦、哥伦布那样去开拓那些荒无人烟的土地。就是说，中国四周的领土往往是一种松散的存在。

2.专制中国不是契约国家。契约国家土地管理明确，定义详细，人的管理相对松散（可以自由迁徙）。中国正好相反，人的管理相当严酷，编户齐民，土地管理相对松散，往往用“自古以来”证明自己。因而总是与邻国纠纷不断。近代更与国际法格格不入。

人治就是治人，土地次之。

二、统治者的领土观

就古中国——中原——而言，自汉唐以后，基本上再无新的扩疆，只是在辽东、塞外、百越、西藩四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而已。这种频繁变化的疆土你来我去，随意丢失，毫无神圣可言。

真正扩疆的是元、清两朝。这种外族带来的土地与内地往往是两张皮。此时的汉人是受压民族，对这样得来的土地不会得利也不会珍惜。元、清两朝统治者则觉得“新疆”是自己的私产，鼎铛玉石，金块珠砾，而不足惜。太平时肆意搜刮，危难时割地求和。

统治者眼里，神圣的是政权，而不是领土。

三、汉民族的领土观

汉人是农耕民族，重视土地但只重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国土大小于己无关；热爱国家但只热爱中原大地，不愿迁徙边疆。汉民族确实追求“大一统”，希望中国越大越好，希望汉文化越广越好，但本质上没有远离乡土、帮国家抢夺新土地的积极性。被迫为国土（甚至是他国的国土）打仗，死后连尸体都运不回来，活着的老兵还得为生计去中央上访，最可爱的人变成了最可怜的人。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无道，则庶人不敢议。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统治者如何暗箱操作国家领土，当然也不知道它有多么神圣。

四、边塞民族的领土观

中国有多个不安分的地方：说四川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说山西是“乱则先叛，治则后安”（阎锡山1949年4月才离晋赴台）。其实边塞尤其如此，中原一乱，四夷独立。中央对边塞民族要么特别优待，特别关照，要么严加防范，严加镇压，高价收买又十分猜忌，总之与内地不一样，造成了“边塞与内地永远不一样”。到头来是“出力不讨好，改土不归流”。

以台湾为例，台湾人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不满由来已久。他们说，天朝“强盛时攻打台湾，衰败时割让台湾，失败者霸占台湾，得势者打压台湾”，全不以台湾为念。汉人如此，外族何如？

比较而言，边塞民族最认可“领土神圣”，然而也最危险。

五、革命者的领土观

包括古代的农民起义，中国近代革命都是以夺取中央政权为最终目的，并不关心领土的完整。甚至为了取得外国的支持，不惜出卖领土。为请日本出兵，孙中山承诺割让东北；为请苏联出兵，毛泽东支持蒙古独立；李大钊支持苏联占领东北，张国焘策划波巴独立，不一而足。1944年11月7日，东突分子在苏联飞机、大炮支援下，武装叛乱，11月12日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旧中国称“伊宁事变”，新中国称“三区革命”。毛泽东大声欢呼：“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统治者“割地保平安”，革命者“割地闹革命”，只求政权到手，哪怕山河破碎。何来神圣之有？

六、毛泽东的领土观

毛泽东认“庄严国土”吗？

青年毛泽东鼓吹湖南独立，中年毛泽东实行苏维埃割据。如果说这是“革命的分裂”“革命的卖国”，解放后的毛泽东依然不把领土当回事。放弃对蒙古、外兴安岭的主张，放弃中印冲突中已收回的土地，甚至为了“世界革命”，为了充当共产霸主，随意将领土划给朝鲜、越南、缅甸。事实上，今天的东海、南海纠纷，与毛泽东耽于内斗、不争国土、贻误良机大有关系。如果在50、60年代积极争取，虽不说易如反掌，也是大大有利于我。

毛活到现在，说不定昆仑山也被“截为三截”，送给普京和奥巴马。

七、新时代的领土观

中国的领土实际上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最明显的是所谓“960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一开始就是个约数，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职员在办公室估出来的。今天科技如此发达，可以精确到0.1平方公里，究竟是多少？——无法公布。

众所周知，今天只允许老百姓叫喊钓鱼岛，还有更多的领土问题是不能议论的，国家有关领土的双边协定也是不告诉你的。与俄罗斯、与吉尔吉斯、与越南、与缅甸……“寸土必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