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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水浒传》都看过多遍,老实说,看不出有什么英雄气,多的是流氓气。看史记,倒看到沛然而至的英雄气,让人感觉到人的尊严和伟岸。作为一个士,孟子可以不买君王的帐,在两人的会见中,可以对君王说,喂,你走过来。庄子可以对于宰相的聘书嘲笑一番。因为在他们眼里,你一个君王所拥有的权力,在我眼里并无多少价值,而我所拥有的智慧,却是你君王所没有的,我们之间是平等的,作为一介布衣,我照样可以傲视王侯。而在《三国》与《水浒》中,追求权力,却成了所有人奋斗的目的。
为什么中国人往后,精神反而越萎靡?为什么士气从春秋战国之后每况愈下?为什么我们从昂首挺胸的人反而变了俯首膝行的奴才和精神侏儒?这种返祖现象为什么愈往后愈厉害?这当然不是这么一篇短文可以说得清楚的。但是,贵族精神的逐步流失,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什么叫贵族精神?确实也是众说纷纭。但是,我以为,有一条是必须的,那就是心中有自律的底线、行动有严格的规矩,他们可以不计成败得失,自觉地坚守心中的底线和规矩,并以此为荣。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战争历史,就是贵族精神逐步消灭的过程。众多的战争,催生了中国兵法的异常发达。兵法的精髓是什么?就是为了实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无论是孙子司马吴子孙膑兵法还是以后出现的三十六计,兵法的所有法则,概而言之就是两个字:骗人。如果说,在战争状态下,骗人尚勉强可以理解,那么正常社会还以不守规矩和说谎为荣的时候,道德上就没有了底线。
从史记中,我们还能看到贵族精神的一些风采,也可以看到最后一抹贵族精神的晚霞是如何消失的。
周天子分封的宋,是“亡国之余”,他们是殷商后裔。宋人坚守其原有的礼制和宗教,在文化上有着自己的骄傲,所以在整个中原地区,显得有些另类,在许多当时的著作中,宋人都是迂阔的象征。“守株待兔”、“揠苗助长”等贬义的成语,写的都是宋人。坚持讲“礼”的孔子,也是宋人。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争夺中原霸权,宋襄公为了削弱楚国的力量,出兵攻打楚国的盟友郑国,楚国就攻宋救郑。于是宋、楚爆发了“泓之战”。
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领了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
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拒不同意: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公孙固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宋襄公又不允许:“不鼓不成列”。直待楚军列阵完毕后,方下令击鼓进攻。但是由于实力悬殊,宋军大败。宋襄公的卫队全部被歼,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重伤。
面对失败,国人皆怨襄公。但宋襄公并未觉得自己有错,他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自己遵守规矩行事,胜负乃是天意,作为元首,自己并无不当。
泓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宋国在泓之战后,从曾经的春秋五霸之一,沦为二流国家。
正如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泓之战标志着自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出现在中华大地。
公元前637年五月,在病床上辗转了半年之后,宋襄公在悲怆中死去。作为一个贵族精神的象征,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泓之战后,偷袭、诱骗变成了战争的常态,以水淹城、围困全城、饿死百姓、驱妇女上战场、掘敌方坟墓等殃及无辜民众的战事也频频出现,成千成万地杀俘也变得不稀奇,原先宋襄公所坚持的道义与规矩,已逐渐成为遥远的回忆。一个世界变成了如此的模样,是社会共同选择的结果。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一种文明,建立难,破坏易。以秦灭六国而言,是野蛮战胜了文明。以楚汉相争而论,是流氓战胜了贵族。从人的精神上说,汉以后的文化,并没有逐步进化,而是相反。
宋襄公是敢于失败的英雄,行为有点像一千多年后西方的骑士,是唐吉诃德。在西方,唐吉诃德为人所尊重,认为他虽败犹荣。而在东方,只讲结果不论手段,所以,对宋襄公的评价,愈往后愈低,常常被嘲笑。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还被一个大人物称之为“蠢猪”,恐怕是所有评价中最差了。真是夏虫不可以语冰。只是整个社会都聪明得过了头,当所有的“蠢猪”消失了之后,我们才忽然发现,所有人也都变成了只讲吃喝拉撒而不讲人的尊严的蠢猪了。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汉统一中国后,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也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留下的,也只有个别人的坚守与抗争,往往也得不到社会与大众的认同,变成了个人自撞南墙式的殉道。
一个社会,只想实际利益而不顾道义规矩与名声,会怎么样呢?现实就是最好的说明。因为我们都自觉地“不可沽名学霸王”了。
司马迁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目光穿透了历史的时空,不在一时一地的胜负上作评判,而是着眼于人类的文明发展。他在《史记》中对宋襄公的评价仍然是肯定的:“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很明显,司马迁是认同宋襄公的。只是,司马迁也死了两千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