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的英魂

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一个同样美丽的春天，一个和今天同样灿烂的日子，风和日丽，鲜花烂漫，在满清专制统治下的广州，响起了一阵阵枪声、炸弹声、冲杀声，和尸体倒下的声音，黄兴等一百多个志士，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史称广州起义（或黄花岗起义）。成败的结局其实早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志士们赴义时的从容与慷慨，这些人大部分是一介书生，并不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坚韧和那纷飞的血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谭人凤说：“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罗家伦把这一幕称为“壮烈的开国序幕，灿烂的碧血黄花”。主帅黄兴右手被打断两指，足部也受了伤，他能幸免于难纯属偶然。当他从死亡线上逃出来，遇见3月29日夜从香港带二百多志士赶来赴难的赵声时，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两人相抱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一代雄才的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受伤而疲乏的黄兴，想见时也晕过去了！”

有人不惜牺牲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也有人冒险为牺牲者找到了埋骨的青山。没有暴露身份的同盟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与广仁善堂商量葬事，共有72具死难烈士（无论是阵亡还是被处死刑的）遗骸埋葬在广州白云山南麓的红花岗（红花冈也从此改名黄花岗），统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实牺牲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据调查确认的至少还有14人，黄花冈烈士起码有86人，这还不包括受牵连被杀的，据时在广州新军任管带的革命党人应德明回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后，清军戒备森严，下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白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二倍以上。”此外新军各营中以革命党人名义被杀的人数约等于黄花冈的烈士数，“死于非命，惨不忍言”。“其处死之法是用七寸长钉，对准头脑，一钉致命，随即用蒲包一裹，弃尸海中，惨酷形状，令人酸鼻。”（《黄花岗起义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324页，32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些死难者，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被无辜牵连的，90年来，又有多少人想到过他们呢？黄兴，还是孙中山所悲痛的都是“吾党菁华”的丧失，其他被杀者并没有进入伟人的视野。在想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同时也想起了这些几乎已被历史遗忘的死难者，因为他们的生命也同样宝贵。

黄花岗一役，赵声气死，胡汉民心灰意冷，黄兴悲痛之极决心暗杀清廷官僚为死难同志复仇。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再想起那些年轻的殉难者，他们的热血多少次模糊了黄兴的双眼，他曾写下《蝶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一词和“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春云湿黄花”一联，献给死难的同伴。事隔十年孙中山先生还悲痛不已，认为“吾党菁华，付之一炬”，悲痛与惋惜之情长久地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英烈的音容笑貌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但他们慷慨赴义，浩气凛然，毫无畏惧地面对比他们强十倍、百倍、千倍的专制暴政，这一勇于赴死的精神风貌，百年后依然震撼着我的灵魂，使我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长短，有的人活着他永远死了，多少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都不过是一杯粪土而已。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着，他们长存在人类的记忆里，成为人类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丰碑。

一百多年前那个黑暗的春天，他们在广州街头或郊外的刑场上倒下，罪恶的满清专制政府为他们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去的，他们只是为了做一个人，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奴隶一般佝偻在权势的脚下，一个不愿做奴隶的时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曙光初露，他们知道，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终结。因此谭嗣同才那么勇敢地面对了死亡，秋瑾才那么坦然地迎接了死神。菜市口和绍兴，乃至整个中华大地至今仍飘荡着他们不灭的英魂。为了做一个人，就是这普普通通的理想激荡着多少青年的灵魂，使他们勇于就死，一点也不犹豫就走向了90年前的广州，黑云压城，难道成败会在意料之外？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精卫填海、是夸父逐日，他们浩浩荡荡，写下绝命书的时刻，让我无可抗拒地想起了那些远古的神话，那些足以传诵千秋万代的史诗般的神话。我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是想要成为神话才踏上腥风血雨的征程，他们都是些普通的人，为的是过上更美好的普通生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仅仅自己，也是整个民族都能摆脱奴役、压迫和不平等，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义无返顾。人人都有追求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他们刚刚朦胧地懂得。砸碎暴政的锁链，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国，就是他们牺牲的初衷。林觉民写与妻书时、方声洞、李晚他们写绝命书时，这一切都表达得清清楚楚。他们都是那样年轻，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岁、赵声31岁。历史学家罗家伦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写下——“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藏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没有青年的理想，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没有追求理想的热忱，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据罗家伦统计，在烈士名单中有9个留学生，28个海外侨胞（其中有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个记者，2个教师，12个工人，14个农民，14个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完全超越了某个阶级的局限，都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由此可见，自由、幸福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并没有阶级、职业、贫富的界限。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不管他们生前是学生、工人还是教师、农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的英名镌刻在黄花岗纪念碑上，也镌刻在所有后来者的心中。

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犹豫就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拿起了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百年前的羊城三月，勇敢地面对死亡。他们是真的猛士，是民族的精华，他们用他们的热血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理想之歌。百年之后，这歌声依然感动着后来的人们。

黄兴“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勉力用左手写下了《致海外同志书》，力赞林文、方声洞、喻培伦、李文甫等先烈，称未死的朱执信“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受伤之后，仍“其勇有加”。由黄兴口述、胡汉民执笔的长篇报告中，他们痛悼同伴死事的壮烈，通篇饱含着真挚的感情。称李文甫“非常猛烈”、受伤被俘“从容谈笑以死”，在提到他和朱执信、陈与新时，说虽以他们的“温文，而敢先当敌，无丝毫之怯懦，盖义理之勇为之也。”“此次死者多英才”，多“仁勇俱备之同志”。

他们的殉难使黄兴悲恸不已，终生难忘。一年后，他在南京黄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及其高深，当未发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至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身中数弹，犹以手枪毙多人。他如窦鸿书、李君荣诸君，虽系工人，然皆抛弃数百元之月俸，从事于革命事业，捐躯殉国，犹足钦佩。总之，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一个碧血横飞的春天，一个绝望的春天，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90年前先烈们倒下的那一幕，不仅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会感动着人性未泯的人们，让我们在他们曾经流淌热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仰望苍穹，他们的眼睛就是那布满夜空的星星，遥远地注视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教我们学会勇敢，懂得谦卑，在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路上继续跋涉、前行。

没有黄花岗英烈的碧血横飞，没有他们舍生赴义的慷慨豪迈，我们无法回答为什么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在中国。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热血在这片古老的专制土地上铸造了崭新的共和国。百年后，先烈们的理想之花都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吗？他们当年所追求的生活已化为13亿国人的普通现实了吗？我们赢得了自由和做人的尊严了吗？

想一想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黄花岗先烈的理想依然还只是理想，满清政府倒了，日本人、国民党都被赶走了，但中国人民仍然没有赢得自由和幸福，内心就无比痛苦，我们愧对黄花岗的英魂，全民族愧对黄花岗的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