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意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

敌人意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它为政治报复和人类的仇恨情绪打开了一扇泄洪之门。一个人，从周围的人群中挑选出某些特定的对象，用带刺的皮鞭抽打他的脊背，用灼热的铁铬头反复烙他的身体，或者掐住他的脖子令其窒息，用子弹打爆他的脑袋，然后将其丢进焚尸炉，总之，为了杀死其同类时刻紧绷头脑中的某根弦，这里面包含了某些冷酷而又残忍的东西。

在这个冷血的世界上，那些被界定为“敌人”的人，必须时刻面对来自同类的侵犯、骚扰，乃至拷打，以及在酷刑与拷打之下发出痛苦的呻吟和低哮之声。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时刻面对来自死亡的威胁。作为被社会所弃绝的一个多余之物，他的存在与否都变得毫无意义。

这种意识，将人们带入到一种处境。它在每个人的脸上都贴上一个标签，这是一个由正义的审判官、证人和卑污的被告，施暴者与反抗者，沉默的观众、趾高气扬的胜利者，破坏分子、告密者、刽子手和死者共同组成的世界，一个黑白分明、两极对立的世界，其中充斥着极端、偏执、猜忌和莫名的仇恨。显然，这样一个世界不再是供人们自由栖居的生活场所，在那里，人们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时刻警惕周围发生的一切，他们总是怀着戒备和恶意的眼光去揣摩他人的心理，并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出卖任何人来保护自己。

革命总是会伴随这样一种情境，并且，这种矛盾一旦被确定下来，就是一种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斗争关系，其中没有任何对话或妥协的余地，或者供人喘息的空间。它与无数破裂的家庭、妻离子散、断头台、血肉横飞和不分青红皂白的秘密处决如影相随，最终，以一方的完全胜利、另一方的死亡悲剧而告终。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适应它，即便这种革命自认为它所标榜的原则有多么美好而又充满正义。猎杀他人、在他人的脑袋上狠狠地踩踏几脚，渲泄自己内心的仇恨，亦或相反，自己的头颅在他人脚下作徒劳无益的挣扎，在他人的追逐嬉戏中遭到逮捕、猎杀，如此不堪的场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不体面的，既不人道又没有任何美学上的价值。

这里面隐含了一些道德主义的东西，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应当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在这一领域并不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分，一个人否定他人的生命及其价值，同时也是在挑战生命现象这一观念本身。真正持久的和平以及正义的实现永远都不可能扎根在屠杀和虐待生命的心理学基础之上。在此意义上，即使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的生命权利也是不能被轻易剥夺的，除非签署这一死刑命令的人以及那些行刑者们在实施这一想法之前，就已经考虑好了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对这一极端人类行为的补偿。

相形之下，革命者的世界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在那里，“敌人”的存在不仅是革命精神赖以运转的原动力，同时也是革命者自身存在的价值所在。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种族，一旦被贴上“敌人”的标签，就意味着他们从此失去做人的正常权利，成为某种毫无价值的社会寄生虫，因此，他们迟早会从社会的肌体中被清除干净。而对于革命者来说，这份工作恰恰赋予他们的生活以全部意义。“阶级斗争”正是这一思维的产物，那些资本家、土地主、旧世界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同路人、自由主义者、宗教异端份子，成千上万地从人群中被识辩出来，像待宰的牲口一样，遭到系统的羞辱、玩弄、鞭打和猎杀。伴随这一历史进程，“人权”这一观念被以“进步”之名行进的抽象历史观所取代。

1989年以及更晚一点，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时刻。“苏东剧变”还原了事实的真相，将革命的无上荣光从充满启示录般意义的圣坛上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世界之中，同时也揭开了社会主义的神秘面纱。在革命的意识形态鼓噪之下，它策动那些被仇恨和愤怒所充满的人们向其周围的邻居们宣战，从而挑起了一场荒诞的人与人之间的内部战争。这场战争除了给人类行为打上兽的印记，在所有人的头脑中套上一根恐怖的锁链，由此营造出一种脆弱的、用带刺铁丝网围困起来的虚假和平氛围之外，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至于那些围绕社会主义所发明的关于真理的语言，仅仅是革命的鼓吹手以及那些狂热却又置身于被催眠状态的精神错乱者们的一派胡言乱语而已。

今天的共产党人被他们自身过时的思想意识所捆绑，并没有从他们的前辈们那里汲取到什么新的东西，他们或许很难理解一个浅显的道理：依靠践踏和虢夺他人生命得来的安全感既不真实，也不可能持久。在篡夺权力的过程中，这种杀戮行为似乎还可以借未来美好的名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作辩解，但众所周知，改进社会的努力，永远也不可能通过迷信暴力、制造屠杀的残酷现实来完成。

事实上，他们的前辈们留给其政治承继者最深刻的启示是：“革命”会成为一个不断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最终，除了“敌人”的意识可以永存于世，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他们的世界中可以真正流传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