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他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元气

有一个名字，一看到，眼睛就会发亮。

有一个人，一提起，心跳就会铿锵。

有一句话，一想到，血液就会燃烧。

这个名字三个字——蔡元培；这句话八个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顾名思义：培育中华民族之元气；蔡元培——名副其实：中国现代教育之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辉煌最有魅力的篇章，中华民族现代心灵史上最大气磅礴最阳光灿烂最有思想重量最有人气的篇章，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中西融合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篇章。

直至现在，蔡元培和他的北京大学依然是中国教育的梦想。

1916年，蔡元培被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聘任为北京大学校长。就职第一天，即发表演说，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在其教育思想中，最闪亮的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这一主张后来被概括为"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京大学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因而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派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宿舍里，到处都在讨论、探究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以及思想、主义、政治制度，等等问题。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有力的武器。自由研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新主张。胡适力倡文学革命，推动白话文运动。几年之后，教育部即下令全国小学一律采用白话文为教学工具。根据同样的理由，他坚决反对学校内部和校际之间存有派系。他认为，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能有门户的领袖，"泱泱大风"，"休休有容"，为国家民族弘扬学术文化的光辉，才是大学应有的风度。

循世界大学之通例，践行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但不主张，而且坚决反对。譬如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在大学里是可以研究的，但在他长校的五四时代，北大并未开过马克思主义研究课程。经学教授中有新帝制派的刘师培先生，为一代经学大师，但刘教的是三礼、尚书和训诂，绝未讲过一句帝制。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内外的辜鸿铭先生，是老复辟派，但辜教的是英诗，从来没有讲过一声复辟。

这景象似乎让我们回到了先秦时代，或是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的时代，而蔡元培先生就是现代的孔子，中国的苏格拉底。

梁漱溟先生对他"到北大教书"的回忆，尤其让人神往——

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是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教师自由讲授，学生自由听讲，不但本校学生可以跨院系听讲，而且其他学校的学生和社会上的好学青年也可以前来听讲，学校并不干涉，还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任何其他学系的学生都多。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我自己的经验，当1923年前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只有九十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然而莫以为来听的人，都是钦佩这位主讲的。例如有彭基相、余光伟等同学，他们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讲。据闻，他们对旁人说："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这种状况并不可厚非，这正见出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大家都在为学术，所以学生求学并非只为取得资格，取得文凭。记得同学朱谦之曾反对学校考试，向学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蒋梦麟代校长随即有书面答复张贴出来，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像这样不计分数和文凭颇有其人，非只朱一个。（梁漱溟《我到北大任教》）

这才是大学应有的气象。而这样的气象在中国现在的大学里再也看不到了。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但蔡元培——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毕竟为中国的大学树立了一座谁也打不倒的丰碑，虽然我们至今还只能在心里顶礼膜拜。但想一想，起码能比照出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圣火，什么是魔障；想一想，心里就会有光明，就不会绝望，就不会堕落。

蔡元培先生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他本身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集中西文化之优长于一身的最高典范。他让我顿悟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只要具有强大的消化功能，对于好的东西，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吃进去就是，都可以很好地成为自身的营养，进而自然生成为一种全新的人格，根本不必计较于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在蔡先生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活生生的人面前，这个学术上争论了上百年的"体""用"问题显得多么幼稚可笑！

面对蔡先生的崇高，自然想到了司马迁当年面对孔子发出的那一声礼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心向往之"，"心向往之"，于你，于我，但愿这"心"不能死去，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