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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岁末年初之际,中国接连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故:2014年12月29日上午,北京清华附中在建体育馆工程工地脚手架倒塌,造成10人死亡、4人受伤;2014年12月31日,广东省佛山市广东富华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发生气体爆炸事故,造成18人死亡、30余人受伤;2014年12月31日晚至2015年元旦凌晨,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其中1人生命体征尚不平稳,仍在全力抢救治疗中;2015年1月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北方南勋陶瓷大市场仓库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幢11层建筑物坍塌,5名消防员牺牲、14人受伤。如此高密度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给2015年开篇抹上厚重的悲情色彩。
然而,当我们翻开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发展史时,就会发现这片土地铺陈着太多的灾难,凝固着无尽的血泪,累积着如山的人员伤亡名册,积压着无数的重大伤亡事件,充斥着人祸。从中共建政之初的土改,到四清,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文革,到八九“六四事件”,到维稳等等,每一波运动中伤亡的生命都数以万计,而其中三年大饥荒饿死3800来万人,十年文革伤亡数千万人,更是和平时期旷古绝今的人类大灾难。
这片土地在半个多世纪来的接连政治运动中死伤无数生命,而在1989年之后的经济建设中,也持续不断地出现重大伤亡事件,导致诸多生命无辜陨落。虽然,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任何民族在某些特定时期或某些特殊地域,或因人祸战乱,或因天灾饥馑与疾病,而会出现人员重大死亡情况,但在既非战乱亦非天灾下,如中国这样长久而持续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情况,应该是世界各民族中所仅有的。
为什么中华民族近半个多世纪来就如套上魔咒般沦陷在生命灾难的深渊中无法自拔呢?我们只要静心审视一下这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灾难,就会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无形的权力主导之线,是因为权力的魔杖舞动着这个民族循环不已的灾难。此中,不仅历次政治运动显而易见是权力操控所致,就是经济建设事实也受支配于“发展是硬道理”的唯GDP政治需要。正是在1989“六四事件”后的政治危机中,中国当局意图从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取合法性资源而祭起经济建设的大旗,为了所谓经济高增长而不择手段,才导致了持续不断的各种人员伤亡事故,才带来流着鲜血的经济指标高升。可见,当年政治运动迫害死很多人,是为了所谓阶级理想与权力统治需要,而后来发展经济害死那么多人,本质上同样是为了维持权力统治。因此,政治运动与经济高增本质上都是权力统治的需要,都是权力主导下的人祸,是人生命权利被政治需要的侵害,是权力统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重点反应形式而已。
中国当局多年来一直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优先人权,来否定人权的平等性、普遍性。从这片土地不尽的生命灾难来看,就算生存权,中国当局也没有作出切实的保护,只是以发展的名义将饥馑死亡转化成了事故死亡而已。
纵观世界各国,一个国家政权如果不以保护该国公民的人权作为最高原则,而是以维护统治稳定作为最高原则,那么这个国家的灾难就会不断。这样的政权常常祭起所谓高远的阶级或集团目标,来让公民献出自己的权利乃至生命。这种政权骨子里无视生命,将民众生命当作其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这种政权下的统治者对生命丧失起码的敬畏,他们将公权力异化成集团政治理想的服务器,却放弃了服务民众、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功能。在这种权力意识下,政治运动与经济发展都成为权力通向所谓终极目标的手段与过程,而公民个体生命丧失却成为这种手段与过程的必然献祭。
试想一个可以制造数千万民众饿死与斗死的权力,怎么会在乎经济发展中死伤几十、几百的事故?在这种政治目标重于泰山,公民生命财产轻如鸿毛的权力意识形态下,只有唯权自尊,唯官自尊,而普通民众生命被视同草芥。对此,我们只要回顾一下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发生的那场夺去325条人命(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学生与中学)的大火,那一句“让领导先走”的索命语,以及后来“稳定压倒一切”的平息事端手段,就可以解读出这个社会公权力是如何蛮横无耻而无视公民生命,就可以理解这片土地人祸不息的深刻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