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日记揭批延安时期毛泽东江青所享特供

1940年6月15日，萧军来到延安，这是他第二次来延安。第一次是两年前（1938年3月）的短暂停留，而这一次，他在延安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萧军一家随“鲁艺”前往东北解放区，告别了延安和中共中央。这六年时间对萧军而言，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重要时期；对中共历史而言，是中共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萧军在此期间写下了内容丰富的日记（萧军著：《延安日记（1940—1945）》（上下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以下简称《日记》，引用只注明上下卷和页码）。《日记》中大部分材料未曾披露、足够新鲜，对于通视中共政治文化传统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作为一个作家，萧军的心灵是非常细腻的。他刚到延安就发现，这里开始制造“谄上”的传统：“一些人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然后慢慢地爬”，萧军认为这是“新兴的官僚主义”（上卷页1）。

　　有一次他开会回来：“忽然一辆汽车呜呜地叫着从人群后面冲过来了，从人群中冲开了一条路……去了。当时使我感觉到好像从我的心上这样冲开了一条路，我和这坐汽车的人有了区别。我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但我不知道这车里坐的什么人？”（卷上页162）还有一次，萧军到河西山谷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他不禁联想，“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上卷页175）。

　　萧军看望住院的爱人王德芬的时候，听到在他看来是“很多丑恶的事情”：“李伯钊注1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萧军慨叹“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上卷页200）。

　　萧军对延安日益明显的个人崇拜现象非常不以为然。他某天“去马列学院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有几张照片，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的照相特别放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中国也正在进行这现象，这是奴性的表现，我反对它”（上卷页115）。他看到个人崇拜的结果是：“一般党员当然要以支书的意见为意见，所谓‘正义’‘公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这里还要说‘群众意见’这是骗人”（上卷页318）。

　　首长们享有特权，老百姓们自然有看法：“看见我们同志把很多吃不了的饭全喂了鸡，他们心疼死了，他们说‘我们在家里落下一粒饭也要拾起吃了啊！这里却喂鸡！”（上卷页538）萧军有一段时间自愿离开延安到二十几里路外的农村生活，深切感受到那里的居民只有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没有权利的享受，更谈不上文化、卫生、教育等。一天晚饭后他到借住的村长家，村长小儿子问他：“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萧军被这孩子的话震动了：“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与—这给与了孩子这印象”（下卷页277）。此后他“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出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个吃公粮的人！”（下卷页288）。

　　萧军看到延安周边地区居民文化生活状况之差，出乎想象。一位刘姓老人谈起光绪年间的事：“那时候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有六个麻钱一个……今刻……”（下卷页317）这位老人留恋着自己的时代，左肩上还垂留着一条小辫子。萧军明白他对目前社会的不满和不解。他感觉到，“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下卷页293）。对于中共当时力捧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当地老百姓也不买账，他们说，“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下卷页339）如此可反映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观念如秧歌词中所唱：“革命工作做得好，毛主席请你把官封……”（下卷页331）。

　　延安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女性地位方面。

　　萧军初到延安就非常看不惯毛泽东和王明两位夫人的作风。他写道，延安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女人，一嫁了好丈夫，就丧掉了自己的人格和工作岗位，随丈夫“光荣”去了。萧军把她们比作“月亮”，自身没有热力，借重丈夫的光辉，“蓝苹，孟庆树，就是此流人物的代表”，他甚至毫无保留地写下，“这些卑贱的东西们比外面社会以生殖器做工具而换得舒服的女人们还要自娇自傲，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上卷页8）。在萧军看来，延安的一些女人很有一点虚荣、意志薄弱甚至情操低下，男人们则利用自己的地位等优越条件、利用女人还不够强健的弱点占有女人。他很打算写一些小说暴露这类“革命的流氓”（上卷页74）！

　　还有一种萧军看不惯的现象是外国专家在延安的表现。有朋友告诉萧军“中央医院一个苏联外科大夫要找一个临时爱人的事，他是有老婆在本国的”（上卷页68）。萧军也曾亲见中央医院一位苏联外科医生把一只老百姓的狗随便用手枪射杀了，翻译还大叫让路人拖去吃狗肉；几天后又见这位医生骑马追着几个女孩子说笑，有点流氓性（下卷页106）。

　　延安的法制状况也远不能让萧军满意。他在一次参议会上听主席高岗报告，一位名叫李景林的参议员，因为枪支走火打死了人，主席团决定开除他的议员名额。这时萧军提出反对。他认为，根据“外面”的刑法总则，这个议员的罪名尚未确定，因此不能先行“褫夺公权”。他主张先停止其议员职务，交由检察机关调查；待审判庭判明罪行，再来决定处分。这件事让萧军对主席、政府和法律教授生出一种无知的可怜（上卷页333）。萧军还听过延安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的经济状况，包括制作鸦片烟膏，他很难过。厅长说，“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上卷页399）这让萧军不禁感慨：革命的花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萧军之所以不满这些现象，是因为他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不良现象如果发生在“外面”，那是没有什么的；但这是在延安，就分外令他惋惜和怜悯。他在日记中记下这些不满纯粹是从共产党利益出发，希望帮助共产党人建立德性，改变各种官僚主义习气和不良作风。

　　萧军眼中的“整风”

　　从历史研究角度说，“整风”和“抢救”运动一起，都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注2。萧军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中下层干部整风情况和“抢救”运动状况，《日记》中这两部分内容着墨较多，这里分开来谈。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整风运动正式开始。萧军对于整风运动在落实中的表现，总的讲是持批评态度的。《日记》记载：3月某天，萧军“在中央研究院看他们‘整顿三风’的壁报”，看到“有些人被骂了：罗迈注3，欧阳山等，但那些文章却是粗糙的”（上卷页426）。6月2日，萧军参加了题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顿三风讨论会。他的观感是：“他们全是在那里瞪着眼睛扯谎”（上卷页486）。

　　萧军对于整风运动的看法，从他对王实味事件的态度足可呈现。

　　萧军和王实味并无太多交往，在他眼中，王实味不过是一个摇摇晃晃高个子，白面孔，半疯狂的神经质的人。后来王实味找萧军时，他还有避嫌之意，不愿理会。

　　虽然中共对王实味的批判已经开始，但萧军在1942年5月23日杨家岭召开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直陈自己对于王实味的观点：“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上卷页476）。某天他听说王实味自动脱党，他认为，如果有此说，“这是党内一些无知的人以批评为打击的结果”，“这是不能作为叛徒看的……只能说是革命逃兵”。他甚至专门为此去见毛泽东，毛“似乎很困疲和懊恼的样子，也许在烦厌我又去多事”，但萧军严正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耐心解释，他觉得毛“似乎也明白

　　6月4日，萧军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二次对王实味斗争会。开头两个发言的就从思想、政治、组织上用各种证据证明王实味是“托派”，有计划、有阴谋地破坏党、侮辱党。当王实味站起来辩解时，立刻就有人打断他的话。萧军感觉他们“像一群恶狗似的，伸出嘴巴向他围攻……而主席还纵容着不管，这简直是一种阴谋！”这场会议给萧军以强烈刺激，《日记》中不少笔墨写下了他的愤怒和痛恨，以至于他说“这是最不愉快的一天”，“我更确定我和这党的关系”（上卷页490）。几天后他见到王震，王震说王实味“简直不够一个文化人”，萧军继续解释说：这是对思想战斗问题，不是对人的问题（上卷页493）。

　　萧军对王实味的仗义执言遭到中央研究院等八大团体的反对，他竟然收到108人签名抗议书，信中写道：“我们这次座谈会是清算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反党活动……因此不仅党员应该积极拥护，而且一切党外人士也应抱同情的态度，给与积极的帮助”云云（上卷页501）。有朋友善意提醒萧军明哲保身，“不要弄成王实味第二”（上卷页595）。

　　但是在日后有机会的场合，萧军照样毫不妥协，坚定认为王实味不是托派，尤其反对“诬良为盗”的斗争办法（下卷页86）。直到1944年，萧军检点旧刊物，细心重读王实味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六期上的文章《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他说“实在还寻不出他的‘托派’和‘特务’主张在哪里”，如果一定要说王实味是“反革命”，那么“只是这作者对于共产党两位愚蠢、武断、机械论者的‘理论家’—陈伯达，艾思奇—做了批评”，而且萧军认为这批评是应当的。因此萧军认为，政治上需要这样一个“牺牲者”，这是一种可怜的“政治戏法”（下卷页346）。

　　总的来讲，萧军对中共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十分不以为然，他觉得“他们口头上说不怕批评，不怕舆论，实际是外强中干，比方‘轻骑队’现在就不敢出来了，报上也再见不到一篇批评性的文章”（上卷页527）。

　　整风运动的结果在延安以外的地方上更不能让萧军满意。年轻的作家柳青告诉萧军：“第一个感到负担重……地主与贫农苦，中农好……下级干部贪污腐化……军队的纪律也不好了……人民逃避兵役，并不如报上所说‘母送儿子去当兵’……这是仅有的偶然现象……人民对两个政权全是冷漠的，对于共产党本希望能好些，如果和国民党一样，他们就失望了……对法律不满……他们不乐意被选举，选举上是认为倒霉的事……人民不信任边币……”（上卷页600）。

　　“歇斯底里”的“抢救运动”

　　《日记》中关于“抢救运动”的笔墨较多且较为集中，让人看后触目惊心。萧军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从赞同到怀疑、反对和愤怒的心理转变。这正让人看到“抢救运动”的“歇斯底里性质”注4。

　　萧军在这年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年来，在延安处刑的案件好像特别多起来”（下卷页77）。他开始参加杨家岭的特务反省大会，此后他的日记中越来越多记载某某因为是国民党特务被保安处捕去，听说某某也是特务，某个“小鬼”也参加了特务工作，听说招待所又发现两个特务，等等。

　　萧军对国民党的下流政治手段充满了愤恨和鄙视，对于利用“特务自白”方式昭告和教育延安军民，他非常赞同。之后各种坦白大会密集进行，萧军越来越多耳闻各种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6月28日，“招待所几天来几乎每天开会到深夜，已经发现了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五六个”，“今天早晨芬告诉我有一个人跳井”（下卷页156）。6月29日，“晚间去旁听斗争特务赵××”（下卷页159）。7月1日晚间“是五个人坦白运动的报告”（下卷页162）。7月15日，“现在边区已经进入紧张情绪中……康生根据了一些材料报告进攻边区及大后方人民情形，主要还是限十天内特务自首，否则即按战时法令惩办—不经法庭审判即可枪决。”报告中开始动员、组织自卫队，并宣布“自由主义即为反革命”。萧军认为这一运动是基本正当的，应该以此促进自首（下卷页197）。

　　7月1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此后“抢救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

　　康生报告第二天，即7月16日，“他们几乎一夜没有睡，在开会，在斗争……这是为了响应大会的号召在抢救‘特务’”（下卷页181）。“因为一个叫赵文林的不肯承认他特务的关系，他们对他说服了一个月”，“进行过三日夜的说服，他还不能清楚自首，于是群众要求枪毙他，结果绑起来”（下卷页182）。7月17日，“晚饭后，因为散步，由王玉清向我提出警告了，希望我遵守十天约定的纪律，不散步，不会客，不到河边大便……”（下卷页183）。7月18日，“晚间又开坦白大会……已经肃出了五十个人……肃杀空气充满着每个人……那个赵文林也坦白了”，会议最后还宣布了“两条心”人们的名字，萧军也感到心跳（下卷页184）。7月19日，“夜间开大会，一个‘军事密探’被保安营绑去了”（下卷页186）。7月20日，“和艾思奇同居的一个女人姓王的，也成了特务”；“这招待所几乎成了个‘内奸’世界，这里住了150—200人，大约百分之七十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的”（下卷页187）。7月25日，“那个叫黄××的，被绑吊起来敲着耳光”（下卷页190）。7月27日，“去杨家岭参加抢救结束大会”，“由李富春报告直属十余机关于十二天抢救中，共抢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医院（八十一名）”（下卷页192）。

　　萧军感到，“如今每个人全在考验着人，每个人也全被考验着”（下卷页188），招待所的政治工作人员们“几乎不眠不休劝说着那些内奸、暗探……”，“我一想到他们那陷害别人的罪行便毫无怜惜”（下卷页190）。是的，在“抢救运动”进行相当长时间，萧军一直都持拥护态度，他表示：“我一定要为保护这个党，这个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而战”（下卷页187），“从这考验中人才能获得真理，获得人”（下卷页188）。

　　来看看“群众运动”的场景吧：在抢救结束大会上，十个单位代表联合宣誓“燃烧起了人底感情，掌声呼声开始爆炸了！……群众似成了烧起来的火焰……所谓‘人声鼎沸’这可以说明这时的声音。每个人的心全要跳出胸膛的样子……由台上下来的人被举在空中……国际歌声响起了！我流下了泪！罪人们得救了！”在这个机会中，竟然有三百六十人交上自愿坦白的条子。这种火山喷发般猛烈的场面让萧军十分欢喜：“他们得救了，共产党胜利了”；然而又使他恐惧：“这一千多共产党人中怀着两条心、三条心、半条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一旦危机一到，这是不堪想象的啊！”（下卷页193）

　　一段时间后，“招待所肃杀的气氛渐渐冲淡下来”，逐渐有人批评“抢救运动”中捆绑、打等过失行动。萧军的情绪开始冷静下来，逐渐有了反思。

　　9月14日晚，刘力果来找萧军，“他说他痛苦，因为他没有特务行为，而组织方面非让他坦白不可，不然就把他放在这里不管”，萧军感觉到，“招待所类乎这样人还很多，这样长期压抑一个人的精神和感情，将是不妥的”（下卷页227）。9月16日，“如今我对于一般政治上的宣传感到了普遍的不信任……对于共产党的一些宣传我虽相信，但不是十分”（下卷页229）。

　　陆陆续续各种“申冤”座谈会、甄别讨论会—“那些被‘抢救’过的人，全有愤不欲生、哭、恐惧的经历，落头发、死底恐惧准备等”（下卷页436），萧军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有了怀疑—听了很多发言材料，“对证着自己对于一些人和事底看法和推测，大致全是对的。”什么样的看法和推测呢？—“这次‘抢救’大部分是靠吓诈、株连等办法，很少靠证据解决问题，而且应用的是报复主义，巫神主义，形式逻辑，打手主义，立功主义，而决不是唯物主义—从现实出发，以至为了一条鲜鱼—真正特务—弄得满锅腥”（下卷页439）。

　　萧军开始越来越多地记下抢救运动中的悲剧。“艾青要自杀，自己恐惧，抢了两顶帽子”（下卷页442）。平剧院的阿甲告诉萧军一些抢救运动中的过火行动，“平剧院一个唱花脸的，吊死了自己”。萧军还得知青年剧院有两个人也自杀死了（下卷页511）。张仃对萧军说，经过此次“抢救”，他的精神和共产党远了，本想在整风中要改造自己，如今已灰了心。直到几个月后张仃还在阴影中，感叹这次抢救运动使“一般知识分子脱了一层皮”（下卷页592）。一个徐悲鸿的得意学生，为了追求真理来到延安，却以“政治嫌疑”为名，头脸蒙上黑布被捕到保安处，他受不了刺激而得病，无人照顾医治最终死亡（下卷页542）。萧军的好友李又然来找萧军，谈鲁艺抢救的情形：“周扬底凶恶，严文井、周立波等卑劣，假公济私”，“抢救中有的上吊，如今绳痕宛在；吞石子，杜矢甲跳过井……”（下卷页667）。高阳告诉萧军：王××在抢救时，如何逼死了一个弹三弦的青年上吊，而后带气活埋；一个青年用手枪自杀；一个女人打落了裤子，逼着女人和他恋爱，坐在他腿上写供状……（下卷页725）直到1945年9月初，萧军见到在保安处囚禁了三年的高阳，后者讲说了“那里面”无法无天的悲惨情形：一个东北女人“十五分钟”回答罗迈的“有问必答，言必对题，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罗迈还说他是“死特务”……（下卷页756）萧军某天深夜遭遇一个疯了的青年，一个“抢救”中的牺牲者—唱歌、踢他的门、答非所问，让他心里充满了心酸（下卷页767）。某天萧军的好友李又然来向他忏悔，说在抢救中因为周扬欺骗他，逼迫他要招供萧军是“日本特务”，而且由保安处派来一个叫马林的说萧军是日本特务正坦白、被捕、已招供了。后来李又然知道这是欺骗找过周扬，后者坚持否认（下卷页720）。“抢救”中甚至连萧军也躲不过“汉奸”嫌疑，支部要求他谈谈自己的历史情况。

　　运动的结果是人人自危：“人们开始在忏悔，自我批评、承认党是对的、掩护抢救者底‘得当’”（下卷页467）。“人们传说共产党如果国民党进攻，就要杀特务分子”，“一般共产党员养成了谨小慎微、颠倒是非，装腔作势的作风，说假话”（下卷页448）。萧军朋友李又然的感受是：“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投机拍马者—心中的暗礁……”（下卷页657）他还说，“对于毛……我早先是无条件五体投地的敬和爱……如今我有些怕和距离了……”（下卷页667）。

　　1943年11月3日，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所犯的错误的报告。其中讲到，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错误在于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和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是“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下卷页542）。

　　萧军则有自己的结论—“他们打着，骂着，甚至用手扼着人底喉咙，向人们要‘反革命’的口供、证据、关系……向那些为求民族解放、真理而来的青年们要无产阶级底‘立场’……这就是这些‘革命者’底‘革命工作’！他们如今竟一点没有良心上的愧悔，他们杀了人，却用无耻的笑脸‘道歉’来报偿……”（下卷页724）他一向秉持一种认识：“一个政党正当斗争的路，那是应该以宣传、组织、军事、理论、政治等光明手段来斗争”（下卷页86），但是“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于对它蔑视和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轻贱蔑视降低了它本身！”（下卷页681）。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永发先生曾说，整风运动“虽然蹂躏西方人所谓人权，并制造出许多冤错假案，但是表面上没有一个人人头落地。”注5他意指与30年代苏区肃反的杀戮相比较，中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统一思想、实现一元化领导的方法。但是，这种“表面上没有一个人人头落地”，而实际上很多人被迫自戕、自己结束肉体和思想生命的后果更可怕。延安经验在中共建政后延续下来，尤其到文革中登峰造极，戕害了更多人的生命。

　　革命者的革命观

　　萧军初到延安时心情十分舒畅，常到延河边引吭高歌，无拘无束，他那嘹亮的歌声震荡着两旁的山谷，天长日久人们也就熟悉了—那是萧军在歌唱注6！萧军思想有非常阳光、阳刚的一面。他终生都钟情于一个独立的文艺出版社，让作家自由发声。他的竞争英雄主义个性始终强烈存在。他对民主的渴望远超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他曾作为参议员参加延安第二届参议会的开幕式，他对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只有和各党派人士合作的义务，并没有权利……边区是共产党的，也不全是共产党的”等等感到喜悦，他起来呼应说自己到边区就是“来追求民主的”，因为“民主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他认为他“看到的这参议会就是真民主”（上卷页323）。他的心充满了希望。

　　萧军思想与中共文艺政策又相契合又相矛盾。他曾设想在文坛上施行“集体批判制”（上卷页33），反讽的是他后半生中却被“集体批判”搞了个死去活来。他在文化范围内主张“以协同一致为基底”（上卷页53），但从延安到文革他被排斥和打击的罪名都是和党有“二心”。他曾论断中国文艺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作品将会走下坡路，正向纯艺术的路上迈进（上卷页114），但他想不到这是自己一厢情愿、最不靠谱的结论—他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并引以为傲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结论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萧军与之宗旨完全相悖。他雄心勃勃想“把延安的文艺运动开导和整理出一个规模来”（上卷页135），最终却被组织“清算”注7。他阅读《联共党史》，说“这书使我喜欢读，它使我感情兴奋，伟大，并增强我战斗的意志”（下卷页25），“增加了对于真理的全面认识性，也更坚定了自己的脚跟和方向”（下卷页65），他把它比作“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下卷页38）。他这样一个强烈要求自由的人却被这样一部泯灭个人、强调服从和集体主义、塑造个人崇拜的著作所迷倒，这是他那一代人的集体悲剧。

　　其实，萧军对延安的根本问题也有隐约认识—他对“党”和“政府”的关系、“革命”的未来等都有所思考。

　　他发现“这里人民和政府并不是统一的，政府在观念上还把人民看成一种陪衬者”（上卷页334）。他说，“这里只有组织力量，行政力量，毫没有个人力量，所谓‘民主’，‘三三制’全是废话”（上卷页181）。他预见，“一旦有了正式政权，有了‘所争’的时候，那一定要有很多可耻、可卑、可丑的现象出现着。总之中国革命是长期性的，更是心灵的革命”（上卷页188）。

　　他预见，“不独中国，世界政治也要由武装斗争进步到议会斗争，由‘革命’到‘改良’”（上卷页516）。他把延安“三三制”的说法搬用过来，认为将来世界上也要存在一个“三三制”的国际机构，革命将以改良、竞争、合作、渐进等避免暴力的形式来进步（下卷页126）。他预判，抗战后“到议会竞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那是有着一个大小被洗刷的危机的”（上卷页359）。

　　对共产党的“爱”和疏离感从延安时期开始纠结了萧军一生。他从心底里对共产党充满了信任和“爱”，但却“因为‘爱’竟受了他们之中的各样损害侮辱”（上卷页54）。“伤害”、“侮辱”等词成为《日记》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他毫无保留地愤怒咆哮：

　　“这里给与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不能发声！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我不愿再在这里受‘优待’了！”（上卷页28）。

　　在“整风”过程中，刚烈的萧军看到了太多他无法承受的东西，一种距离感越来越强，“甚至对于到毛泽东那里去串门全没了兴致”（上卷页495）。所幸毛泽东那时的耐心宽容、“党外人士”、“鲁迅大弟子”和优秀左翼作家等的身份让他没有遭受更多压力，尚能“全身而退”。到文革时期，萧军可就没有这个“优待”了。

　　萧军常说，“我和党几乎是在靠理性结合着”（上卷页495），“只是一段路的同行者”（上卷页507）。所谓“理性”正是萧军和“党”之间相悖的根源。笔者理解，关键正在于他这一句话—“这延安对于我自己是不愉快的，但他对于大多数贫苦的人确是有好处的。那么我自己一些小不舒服算得了什么呢？整个的革命也是如此”（下卷页102）。所以最终，他只能“以‘坐牢’的心情来忍受一切”（下卷页8）—“忍受着，我将忍受地爬上十字架，我不想向他们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吐露半个字”（上卷页35）。萧军的“十字架”不是宗教或哲学意义上的，而是良心的十字架。当他设想的、也是他帮助建设的制度吞噬着他自己，“在我喂养起来的人，他们总要回头咬我的喉咙”，他还是铁了心忍受这种苦痛：“虽然我痛苦，但这却是我力量的源泉”（上卷页429）。他感叹“革命对工农带来的是利益，是愉快，对于智识分子却是生活降低，不自由”，他的结论是：智识分子应该克服这双重困难（下卷页119）。他想不到，这种忍受和克服本质上就是自由和民主的被束缚与泯灭，不论是政治、战争原因还是以国家、民族的名义。

　　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大家、老革命者何方先生曾说，“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模式、领导体制、宣传教育，以及上层建筑其他方面，包括党史编纂学在内，都还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还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注8萧军《日记》恰是从一个个点对这个结论的呼应和具体细致的补充。读者要感谢萧军先生真实的记录，唯其“腹诽”，方显“真实”。也应该感谢萧军先生后人呈现先辈坦荡的勇气和胸怀。此前，虽然萧军夫人王德芬曾写有一部《我和萧军风雨50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其中所述大致与《日记》相符，可见是参照了当时家属尚未公开的《日记》加上王女士的回忆而就，但是回忆的细致、深入及史料价值远不能与这部厚重的《日记》相比拟。笔者认为，就近代中国研究的价值而言，萧军这部《日记》超过了他那些在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长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