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唯一女将军为何建国后未授军衔？

　　张琴秋（1904年11月3日—1968年4月22日），又名张悟，浙江桐乡人，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女将领。1924年入党，先后就读于浙江桐乡石门振华女校、浙江杭州女子师范学校、上海爱国女校、江苏南京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等，后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长征及抗战期间曾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团长兼政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路军组织部长，抗大女生大队大队长，中国女子大学教育长等职；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和副部长等职。

　　可是，像这样一位红军历史上唯一的女将军，为何建国后竟未授军衔呢？这是因为，像其他许多类似的革命军事先驱一样，他们在建国后甚至在建国前，就已经比较早离开了军队，离开了作战前线，转业到了地方建设部门工作。

　　红军老战士王定国回忆说：“1955年授军衔时，张琴秋已转业到纺织工业部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虽然她失去了授军衔的机会，但是大家都称她是没有授衔的女将军。”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张琴秋在石门振华女校读了8年书。在这里，张琴秋结识了她的小学同学孔德沚，这对她的第一次婚姻乃至一生都发生了重要影响。从振华女校毕业后，张琴秋先后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在上海读书期间，张琴秋经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沚，很自然地认识了孔德沚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着也认识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

　　早在1921年4月，沈泽民就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在沈雁冰的支持下，张琴秋考取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正巧，党派沈泽民 去南京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两人于是同行。入学不久，张琴秋由于家庭困难，便辍学回到母校振华女校担任代课教师。

　　在半年多的代课日子里，张琴秋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她看到了军阀统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张琴秋把自己郁积在心中的烦恼和苦闷，全盘写信告诉了沈泽民。她的直率和富于反抗的见解使沈泽民深为感动，他发现年轻的张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于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热情写信帮助，并先后寄去《社会科学概论》等许多进步书刊。在沈泽民的帮助下，张琴秋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感情也日渐升温。

　　1924年初，张琴秋辞去母校的代课教师，来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恰巧沈泽民此时也已回上海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泽民建议张琴秋报考上海大学。张琴秋听从了他的建议，顺利地考取了该校社会学系，与时任该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同为社会学系的同学。1924年4月，经杨之华和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徐梅坤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琴秋与沈泽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婚后与沈雁冰夫妇、瞿秋白夫妇比邻而居，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充实的生活。不久，杨之华又介绍孔德沚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沈雁冰夫妇、沈泽民夫妇都成为共产党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会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了一级，与博古、杨尚昆、李伯昭等成为同学。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学生回国分配工作。1930年4月，周恩来同志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邀请，赴莫斯科。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泽民和张琴秋绕道法国，乘法国邮船回上海。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毅然决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医院。

　　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在去鄂豫皖苏区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一个是西装革履的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的阔太太。1931年5月上旬，他们来到苏区的中心金家寨。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显得英姿飒爽。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年仅27岁的女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显示出了文武全才。张琴秋组织宣传队时，亲自教姑娘们跳苏联海军舞、乌克兰舞。后来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她又组建了四方面军剧团，给大都是童养媳出身的演员们上文化课，并编写剧本。在带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张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到了1932年秋，在蒋介石20万大军的“围剿”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决定红军的行动方针的黄柴畈会议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负责人都赞成红军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线，伺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但沈泽民却不愿走，表示要留下来坚持斗争。他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我的岗位在苏区，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我的职责是和苏区人民在一起，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苏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张国焘最后同意将沈泽民留在根据地，此时已担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师长王树声)的张琴秋随大部队转移。客观地说，当时转移是正确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转移保存了革命力量。但沈泽民舍不得离开根据地，为自己埋下了后患。

　　由于长期的劳累，而营养又不良，沈泽民的肺病复发了，经常吐血不止，这让张琴秋非常担心。大部队转移前，张琴秋与沈泽民见了一面。张琴秋要沈泽民先去上海治疗肺病，但沈泽民已和鄂豫皖苏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不愿意离开。

张琴秋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成了他们夫妻的永别。主力红军转移后，在敌人的严密“围剿”下，留守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沈泽民又感染上了疟疾，生命垂危。沈泽民对工作满腔热情，却缺乏领导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徐向前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沈泽民时说：“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的很。”经过实际斗争，沈泽民已认识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并给中央写了工作报告，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沈泽民勇敢地承认错误，决心转变，还提出了正确的方针，这是很难得的。弥留之际，沈泽民将瞿秋白送给自己的怀表转赠给徐海东，留作纪念。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病逝，年仅33岁。为了纪念沈泽民，当时由瞿秋白任校长，毛泽东、林伯渠等任校务委员的“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

　　1963年4月15日，沈泽民的迁葬追悼仪式在红安隆重举行。张琴秋携女儿玛娅参加了迁葬仪式。抱着沈泽民的墓碑，张琴秋泪雨纷飞，心如刀绞。在回顾沈泽民时，张琴秋曾深情地说：“泽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使我找到了党。从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这条温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则，像我这样的人，至多不过当一名贤妻良母罢了。没有党的引导和帮助，决不会走上革命道路。这是我永远也忘怀不了的。”建国后，张琴秋在北京担任领导工作，在她的床头，一直放着沈泽民的两张照片，寄托了她对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丈夫的无限思念。1932年10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转移，向西挺进，转战了三千多里，最后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转移途中，在小河口会议后，张琴秋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大巴山区立足稳固后，张国焘开始秋后算账，罢免了曾对自己独断专权提过意见的张琴秋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一职，贬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江县(今通江县涪阳坝)县委书记。

　　1933年夏，张琴秋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后任妇女独立团团长兼政委，1935年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6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会师后的红二、四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20人任西北局委员，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1936年7月，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婚，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已怀孕的张琴秋作为组织部长，担负着繁重的干部调配工作。不久，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要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以使她能安全分娩。

　　但在临泽守卫战失败后，西路军后勤单位被迫撤离。在撤离途中，“马家军”的骑兵穷追不舍，张琴秋恰巧在这个危急时刻分娩了。由于战场的特殊环境，这个婴儿没有存活下来。这次分娩给张琴秋留下了严重的妇科病，使她此后再没有能够生育。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包括张琴秋在内的20多位师团级干部参加。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宣布，他和徐向前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余下的部队组成几个支队，就地分散活动。当晚，陈昌浩和徐向前悄然离开了部队。临别时，由于西征失败，陈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与张琴秋说什么话。

　　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不幸被俘;“马家军”审讯她时，战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伙夫。就这样，张琴秋在战友的掩护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顿时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

　　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国民党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张琴秋犹如久离母亲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倍感到党的亲切、组织的温暖。她看到延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激动得热泪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组织要求工作。

　　在张琴秋的多次请求下，她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进行短期的学习。1938年春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任生活指导处主任，后调抗大女生大队任大队长。1939年“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倡导建立女子大学。不久，张琴秋又调到王明兼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任教育长。她不仅是个经验丰富的组织领导者、训练有素的军事教官，而且也是个出色的教育行家。张琴秋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火一样的工作热情，深入浅出的教学艺术，以及高超的组织才能，都给在女大工作和学习的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大家赞扬她说：“我们的教育长又能文，又能武，真是个文武双全的女将军。”

　　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自己的故乡武汉，后来回到延安，在中宣部当了一名普通的科长，同时在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兼课。在延安，他们夫妻团聚了。每逢周末，张琴秋就到陈昌浩那里，并悉心照料着陈昌浩与前妻刘秀贞的小儿子陈祖涛。陈昌浩过去的老部下王树声、李先念、李天焕等，这时也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节假日也常到陈昌浩居住的窑洞里去看他和张琴秋。

　　由于过度劳累，陈昌浩的胃病复发，久治不愈，在缺医少药的延安无法根治。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时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于8月20日作出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医治。同时毛泽东也批准陈昌浩可以携陈祖涛一同去苏联治病。8月27日，周恩来、陈昌浩、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高岗之子高毅、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在延安机场登上了一架道格拉斯飞机。张琴秋也到机场为陈昌浩送行，两人依依惜别。

　　在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后，他与张秋琴的婚姻便名存实亡，组织上同意了张琴秋与陈昌浩解除婚姻关系的请求。和陈昌浩解除婚姻后，张琴秋在对待陈昌浩的前妻和孩子上，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对他们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受到人们的赞扬。

　　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

　　苏井观是河南潢川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入党。1931年春，张琴秋与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时，苏井观已在红军卫生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张琴秋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被张国焘解除后，调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担任政治部主任，和苏井观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巧的是，苏井观此时也蒙受不白之冤，不再担任医院的领导职务，被降为医院附设的卫生学校校长。

　　张琴秋担任医院政治部主任之后不久，就主持审议了苏井观的“案情”，确认他在政治上是清白无辜的。然后报经上级批准，在全院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上，宣布恢复已被停止了一年半的党籍。不久，苏井观被任命为总医院院长。他们相互配合工作，关系就更为密切了。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时而分开，时而相聚，并都经历了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和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的全过程。这两段经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张琴秋在河西走廊兵败之后被俘，苏井观则要比张琴秋幸运一些。他跟随李先念指挥的支队，终于冲破敌人的重围，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星星峡，被奉党中央指示来接他们的陈云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去苏联。

　　1941年苏井观从苏联回延安以后，知道张琴秋和陈昌浩的婚姻已经解除，他和张琴秋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每逢节假日，苏井观都要派警卫员陈明镜牵着马，去把张琴秋接到柳树店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卫生部来相会。

　　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苏井观和张琴秋结为夫妻。婚礼在苏井观居住的窑洞里举行。徐向前和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都赶来向他们庆贺。新房的墙壁上张贴着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友撰写的一副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2]

　　这副对联令人颇多回味。此时，新郎苏井观已经三十八岁了，而新娘张琴秋还比他大一岁，都已不再年轻。无论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在革命的征程中，他们都经历了艰难曲折和酸甜苦辣，老战友们都是完全了解与深切同情的。

　　与苏井观、张琴秋交往很深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1943年7月，周恩来、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当时延安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苏井观和张琴秋，向这对新婚夫妇表示庆贺。周恩来和苏井观频频举杯，相互敬酒。对他们的婚事，周恩来感到很满意。

　　建国以后，苏井观、张琴秋夫妇双双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部长：一个在卫生部，一个在纺织工业部。他们相敬相爱，过了一段十分美满幸福的生活。

　　1962年，苏井观被发现得了癌症。怕妻子担心，他一直将自己的病情瞒着张琴秋。其实医生在确诊之后，便通知了作为病人家属的张琴秋。出于同样的心理，张琴秋也对苏井观“守口如瓶”。就这样，夫妇俩人就相互保守着同一个已不成为秘密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