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议柴玲之宽恕

非议柴玲之宽恕

前一篇“悼六四，谈宽恕”，本意是厘清不同层面的宽恕含义，减少朋友间没必要的纷争。不意我的文章，本身又让另一些朋友误解了。

柴玲她个人的宗教信仰或者她信仰上的思维方式，当然值得我们的尊重。不仅她宽恕原谅六四元凶，即使她要以身饲虎，都不是法律上的对错或者资格的问题。我们批评柴玲，不是要剥夺她个人的信仰选择和宽恕的权利。

但是，柴玲的声明，应该顾及自身的身份和社会影响力，避免对华人思想造成无谓的混乱。她如果一定要对包括非基督徒在内的华人发声明、表立场，至少要把话语说得周全一些，考虑非基督徒的思维和理解方式。 

设想一下：就算在美国这样的基督教文化的国家，如果基督徒小布什前总统忽然发表个声明，呼吁宽恕本拉登、凯达组织、萨达姆，美国公众会怎么反应？公众一定解读为小布什前总统反对继续追剿基地组织，反对奥巴马总统的中东政策，并为他当初发动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后悔自责。而假如小布什在911攻击之际跳出来讲宽恕，是不是该被人轰下台？ 

柴玲作为前学运领袖，在学运失败至今、中共从未停止镇压迫害民主人士、从未道歉认错之际，公开发表日前那篇片面的宽恕声明，实在有些阿Ｑ。而一些朋友一再引为经典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是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实现民主选举以后才启动的。所以，柴玲的声明在华人社会引起非议和反对，不要怪华人缺乏宽恕的文化，只能怪她自己缺脑子。

六四不是柴玲的私仇。如果是她个人的仇恨，她愿意原谅一个未曾道歉的人，那是她的大度和高尚。当刘晓波在法庭上平和地说“我没有敌人……”的时候，他表现的是他个人的高尚境界。但是，对于64之日那么多牺牲伤残的，后来被枪毙的，在狱中遭受酷刑的，家庭破碎的，出狱后生活无着的…… 柴玲作为前领袖，她有义务努力为他们争取正义和公道，在政府没有认罪道歉之前，她这“原谅”说很有逃避责任的嫌疑。为什么？柴玲我“原谅”了以后，我就可以歇下来了，“一切交给神”。而柴玲过去２３年为六四受难者所做的，确实很少很不够。

如果援引卢刚事件和赵承熙事件为例，证明柴玲的“原谅”说法很高尚，并不合适。卢刚和赵承熙属于个人事件，二人在事发后身亡。社会不存在继续为受害人主持正道伸张正义的问题。相信肇事者在一时的仇恨激动下失控，死人也不可能再道歉了。这种情景下，宽恕是对受害人家属最好的心灵良药。而假如卢刚和赵承熙还在招摇过市，欺哄瞒骗，面有得色，受害人的家属也会说宽恕吗？

如果柴玲的宽恕原谅之说纯属个人的信仰心迹，出于信仰生命上的谦卑，为了自身的心灵解脱仇恨的吞噬，无可非议。但是，她的话语，有企图影响公众对于六四事件态度的意味，涉及如何处置凶手的讨论。

“原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再纪念六四！ 如果我的朋友过去得罪了我，我选择了原谅他，继续做朋友。我既然原谅了他，我就不能动不动再提他的冒犯，否则我的原谅不是真的。如果我的朋友欠我钱，我决定不要讨；如果我还老把这欠款挂在嘴上，我真地豁免了吗？这也是大众对于“原谅”的理解。柴玲如果原谅了六四的凶手，并呼吁别人也原谅，她还要不要纪念六四，要不要他人纪念六四？

 有朋友担心说，如果不原谅，难道要以暴易暴？如果因为六四冤死无辜，我们将来就要枪毙邓小平和李鹏的后代，那叫“以暴易暴”。如果真有一天可以把李鹏送上审判台，那是主持正义，以直报怨，而不是“以暴易暴”。我们至今听到的都只是要求政府道歉的呼声，和将来审判凶手的期望，没有“以暴易暴”。柴玲用她的“原谅”说来否定“以暴易暴”，是无的放矢。

 柴玲说“我以耶稣万胜的名祈祷，那些受压迫和不公正的会早日得到完全的自由，而且，他们不会寻求报复，像大卫王的将领杀害押沙龙那样，而是有勇气来宽恕的”。柴玲的话语里给出的选项不完整，似乎我们的选择不是宽恕就是报复。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让凶手接受法律应有的制裁？如果李鹏之流有入狱的一天，那是公义的实现，不是报复。陈水扁入监是出于马英九的报复吗？柴玲反复用圣经里大卫和押沙龙的故事谈宽恕，意在告诉我们将来对待六四凶手的原则？这就是为何我说柴玲的宽恕之说有逾越个人宗教层面的意味。

押沙龙故事里的时空语境与今天是不一样的。以色列的大卫王是神膏立的，代表神的旨意。王要宽恕谁就宽恕谁，没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标准。追随押沙龙的士兵就该被杀？大卫为什么不能一样宽恕其他反叛者？所以，押沙龙是大卫的儿子，这是大卫宽恕押沙龙的主要原因。还有，大卫知道上帝借押沙龙惩罚自己的罪，是报应。用今天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看，该故事中的宽恕就未必有普适性了。六四凶手既不是受难者的亲属，受难者也没有屠杀过人。柴玲将该故事应用到六四事件上，莫名其妙，难免让人引申出柴玲主张“饶恕六四凶手，不要审判他们”的含义。

 我不反对柴玲谈个人宽恕和宗教宽恕。但我希望她的宽恕不是放弃她的责任，不是软弱地停止对公义的追求，不是抹杀惩罚犯罪的社会原则。真正的宽恕，是不需要以牺牲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代价的。柴玲的声明未必经过深思熟虑，所以我希望她能澄清消弭误会。

（柴玲今天的补充说明，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213227，只基于个人宗教信仰谈宽恕罪人，就合适多了。我基本没异议，只是对她“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好，伤害了你们的，我也希望你们原谅我”还有不满意。她还是在推卸责任。这么多人指责她当年的作为，是有缘由的。她为什么不能高标准点要求自己？柴玲这样的宽恕之说，不够打动人心，难以感人。）

Bunny：      “宽恕”不是美德 - 正义必须声张

伊萍：          从柴玲的原谅谈宽恕：对话兰冠云

兰冠云：       悼六四，谈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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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对仇恨情感的一点思考，就不放在正文中了。）

 仇恨感必然是罪恶吗？

比较悦耳流行的话语，是让心中充满爱，没有仇恨。好像仇恨感都是一种罪，不光明正大。但是，仇恨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的感情，仇恨感本身是否都是恶的？我看不是。对于罪恶的仇恨，嫉恶如仇，是一种正当正义的感情。如果一个人心中完全没有仇恨感，连罪恶都不仇恨了，这也就是恶了。所以基督教也是很强调恨恶罪的。

今天，邓小平都死了，我们仇恨他什么呢？其实是恨恶他的罪行。如有朋友说只有毛泽东是不可饶恕的，可是毛泽东也死了，为何无法原谅他？其实我们仇恨的也是毛泽东所代表的邪恶，毛泽东是人性卑劣品质的集大成者。

希特勒也是邪恶的，但我们谈希特勒、邓小平或毛泽东的时候，仇恨感的强烈度是有差异的。因为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过犯，直接影响了我们的人生，残害了故国的命运，我们有切肤之痛，所以，我们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仇恨感要比希特勒斯大林更强烈。犹太人对于希特勒的仇恨，也一定要强烈于他们对于毛泽东。而六四的亲历者，对于六四凶手的仇恨，恐怕又要强于非亲历者。

过度强烈的仇恨感，会吞噬人的心灵，对于个人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努力从更超越的层面看罪恶，把罪由具体的个人身上剥离，看罪之共性，有助于自己从仇恨的捆绑下解脱出来。我们试图理解人性的软弱和局限。如果自己在邓小平的位子上会怎么做？会不会也为了维持政权而决定开枪？如果自己是党中央的一员，会不会附和罪恶的镇压决定？也许也的。恐惧被清算报复而拒绝撤退的柴玲，与恐惧丧失权力而开枪的邓小平，若互换角色，做的决定很可能是一样的。对于人性的软弱，我们深深叹息，看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的谦卑，仇恨感会平和许多。

这一心理层面的宽恕，结果会怎么样？柴玲原谅邓小平李鹏以后，她看他们与看华盛顿奥巴马等产生的心理感觉会一样吗？不会，也不应该。最多是看邓小平李鹏的心态如同对希特勒一样，厌恶，绝对没有好感，但心情比较平静，不生气不揪心，不会天天想起邓小平李鹏来。这对个人心理健康是有利的。

但是，感情平静就好吗？不见得，感情平复后，人可能就没有做事的冲动，甚至是伸张正义的冲动。希特勒的帐已经被清算了，不需要我们再多做什么。而六四死难者尚未获得道歉弥补，流氓政府还在为非作歹，正义没有伸张。如果我们对于六四凶手的感情平复下来，我们还会努力吗？谁来为死难者伸张正义？我们推卸了社会责任。上帝允许人有仇恨感，或许本身有它的价值。

由此看来，仇恨感并不是完全负面的东西，并非必然是罪恶的，也非必除之而后快。只是仇恨要中庸有分寸，仇恨感里面也有追求正义和担当社会责任的成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