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文革还魂

我顺道北京，回老家，去看望亲朋，去拜会老友。

当然，也要去体验“新时代”，因为几个国内的旧识不止一次地指点我：你在国外生活太久，不了解当下的中国，中国的现实和你们在国外听到的不一样。

国航

见识过不少航空公司，但就公务舱的服务周到而言，首选国航。国航公务舱休息室宽敞舒适，餐饮的多元化，多样化（尤其是北京机场），让不少拥挤和无餐只有饮料的诸多大航空公司的休息室望尘莫及。

从行程中机上空姐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到北京机场行李转盘周围摆满的行李推车，和北京等城市国航的接机送机服务，让你从这些细微末节中深深体会到国航“服务周到”。当然，还有“速度”。在北京领登机牌，你把护照递进去，然后托运行李放上运盘，客服就把你的登机牌递给你了，绝不象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客服要在计算机键盘上敲打很久，才能打印出你的登机牌。

不过国航（应该也包括其他中国航空公司）时下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经营困境，出国的公务舱不能再满座了，我回程时，空位就很多。原因是现在司局以上的在职和退休官员一律不许出国，这些人的护照都收了。公务出国需要上级主管批准（司局级要部长批，处级要司长批），批准后就“连坐”，如果出国后消失了，负责批准的主管就“担当”，没有官员愿意“担当”，这样一来官员们都难出国了。政府官员历来是中国航空公司出国公务舱的主要乘客，“出国考察”风行时，国航的公务舱一票难求，现在几乎当天都能买到。

公务舱是航空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公务舱需求下行，航空公司利润下行，所以，难怪国航的股票价格在上海股市被腰斩，南航和东航在纽约交易的股票价格被“截肢”三分之二。

人人自保

几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约好要聚一聚。几年前抢着做东的公务员同学低调了，一位“地主”同学自告奋勇在一家中档饭店订了个包间 - - 据说他在西三环和四环间有4套房，现在月租金收入超过4万元。

几年不见，记忆中无所不谈，直面相对，毫无顾忌的同学会已经成为过去。大家见面变得客套多了，相对也谨慎多了，尤其是几个公务员同学。他们虽然就职于商务部，农村部之类的机构，但几乎都不谈国事，甚至对时下的中美贸易战也是一副不在意样子，更没人主动问我问询国外关于贸易战的舆论和动态。更绝的是，酒席上大家只叙友情，闲话家常，娱乐八卦，偶尔来个荤段子，一阵嘻嘻哈哈。言谈之中感觉不到真诚，反而觉得他们都在特定的面具下说话。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聚会很快就散场，大家客套话别，各自回家。我虽对时下同学间的“再陌生”感慨不已，但细细一想，又是完全可以理解，当“妄议”有罪，而言论又可以成为定罪的呈堂证供，匿名网络举报可以埋葬毕姥爷之类的“名流”，奉行自保和“人心隔肚皮”哲学的中国人，回归文革时“以邻为壑”，“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生存环境几乎是注定的。

红色恐怖

聚会散后，“地主”同学说时间还早，拉我去酒店喝一杯  – 大概是自从北京“三里屯”火爆出名后，泡酒吧成了“有钱人”的时尚。

我们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没有“第三者”，同学间终于可以坦诚交流。面具下和真面下的话题是不同的，后者更多是和个人生存，发展有关的现实。在讨论了“卖房换美元”，“儿女美国上私立中学”，“移民美国”这些“有钱人”关心的话题后，我问到他父亲的现状，因为他父亲算是他们那一代的佼佼者，差不多10年前就官拜付部长，几年前到美国访问，我还带着他们一行游览了几天。

他的神情变得激愤起来：“去年底就退休了，但前几月才回家”。

现在政府官员除了“在职监督”外，退休后都有“离职审计”，尤其是非习家嫡系的高官。他父亲退休第二天，一个“审计小组”就“进村”了，这伙人玩的基本上是文革时期“工作组”的那一套，不问青红皂白，进驻后就“走村串户”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同时对当事人“政治攻心”，敦促“坦白从宽”，总之，似乎不抓出个“大老虎”，“工作组”就太无能了。

搞了几个月，还真收到一封检举信，举报他父亲利用主持一个工程，受贿2亿多。工作组喜出望外，立马将他父亲隔离审查。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但工作组依然对他父亲定了个“大罪”- “党性淡薄，拥戴核心不坚定”，理由是他父亲过去几年的主要报告和讲话中“没有突出拥戴核心这个主线”，有的讲话甚至在“拥戴核心”的“大政上”“轻描淡写”。好在现在的部长出来解围，说是责任不全在他父亲，因为那些主要的报告和讲话都是部委会讨论定稿的。即便如此，他父亲写检讨，深刻认识是难免的。

文革期间，所有高官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最高指示”会下达，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点名，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说垮台就垮台，完全是毛皇帝一句话。现在高官们的处境同那时极为相似，也成了“革命的对象”，就连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说消失就消失。当做官成了高危职业，尤其是高官，当仕途的风险不可预见和估量，规避风险就成了官员们的首选。凡事力求自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成了为官之道。

“资本家”的困境

回到家乡 – 一个西部的三线城市，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城市扩张，高楼林立。

见到亲朋好友，最掏心的话题是“房产”，炫耀的就是有多少套房，因为过去几年三线城市房价暴涨，有个五，六套房就是千万富翁，这把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万元户”摔到一千条街外，这的确值得“自豪”。

亲戚中有几个“资本家”，近来他们的故事多。

大伯是这个城市最老资格的“私企老板”，从80年代中办服装厂开始，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近千员工的“高科技”（电机原件加工生产）企业，前些年生意好时，产值超过10亿。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但他上报的产值也不能低于8亿，这是市领导要求的，不听话就享受不到政府的“高科技”扶持和补贴。因为虚报产值导致的税收远低于政府的“扶持和补贴”，所以他还是听领导的话。

不过，他辞去了他在市政协和工商联的所有职务（兼职），冠冕堂皇的是“给年轻人让位”，出自肺腑的是“我不喜欢说假话，也不喜欢听你们说假话”。他说，他是经历过文革的，唱过“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现在要去唱“核心颂”总是“走调”，因此，还是退出所有社会活动好。大概因为是私企元老，历届市政府“统战代表”，企业又有一定规模，所以无论政府有何“新政”，至少是时下，他基本上可以安然无恙。

大表哥就没这么幸运。他在XX江边有两家造纸厂，沿江一共有12家造纸厂。不久前，他们几个厂的老板被市政府工商和环保局召集参加“集中学习”。学习方式同文革和毛时代相似：“封闭学习” – 几个造纸厂老板集中吃住在市政府的招待所，预计学习时间3天。

第一天是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伟大领袖”“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伟大理论”；第二天是学习市委市政府为落实“伟大理论”，关于关闭沿江所有造纸厂的“建议”，然后让老板们谈“学习心得体会”。

按照过去几年同政府交道的经验，“哭闹的孩子有奶吃”，大表哥他们几个老板说建厂是市政府批准的，向政府买的土地使用权是50年，还有所有工厂提供了1000多个就业，不能说关就关闭。如果真要关闭，政府应该补偿，同时安排失业的工人。负责主持学习班的工商和环保局似乎做不了主，请来了市里的主管付书记。这个30岁出头的付书记是几个月前中央机关派到市里的“交换干部”，据说下来前在“财经小组”任职，是刘鹤的“亲信”。所以，虽说是付书记，但书记们都得让他三分。

他对老板们的“哭闹”根本不屑一顾，大讲“拥护核心要有实际行动”，要求老板们“顾全大局”“真心实意跟党走”。利益攸关，老板们以沉默来抗拒。

学习班办了两天，毫无结果。第三天上午，付书记再度莅临，一脸严正地宣布：为贯彻“核心”的“伟大环保决策”，市政府将派出环保工作组巡视所有纸厂，提出环保整改规划，在环保工作组的整改规划实施前，所有工厂不得生产。同时，税务局也将派出工作组，核查所有纸厂建厂以来的帐目和税收，如发现任何违法违规的避税行为，将严厉处罚。

老板们全傻了眼，因为一旦这两个组进场，工厂注定保不住，现有的身家性命都会陷入危机，一个个争先恐后向市政府递交“自愿关闭纸厂”的申请书，同时“自愿承担”失业工人的“离职费”。

说起这段经历，大表哥感叹道：一个新政就把我们打回原形，早知如此，我当年把办厂的钱买房就好了。

这样的文革类似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此霸道的官吏，难怪这些年中国实业走上下破路，私人投资，尤其是中小私企投资大幅下滑。

今年开春以来我就开始做空中国股市，纽约股市上有个3倍赌上证50下跌的基金，再用期权的杠杆，基本是上证50跌10%，收益可达100%。从家乡回来后，更加坚定了我做空的信心。在相当的程度上，中国经济萧条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