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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还没有登基,但主流媒体已经抬起了轿子。主流媒体鼓吹的各种让美国“回归正路”的“新政”之一,就是“新的税收政策”。这个政策有两个要点,一是否定川普的公司减税法案,拜登称该法案并没有帮助美国中产阶级,反而让亿万富翁、大型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富裕起来,所以企业税将从21%提高到28%;二是对年收入40万以上的家庭征税,从37% 提高到39.6%,这是民主党极左派“绿色新政”要求的。
为了鼓吹“新税”,“研究报告”成了最美好的愿景。根据拜登团队的“研究报告”,实施上述新税政策,不仅仅会增加政府税入(说是新税政策将在10年内增加约3.4万亿美元的税收),而且会让中产阶级降低税负,贫困人口享有更好的福利。更重要的是,根据研究报告,新税政策,支持美国工人,并为教育、基础设施和医疗的大型复甦举措提供资金,让企业和富裕的美国人「支付他们应得的份额」。当然最辉煌的成就将是重新搭建美国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架构、改善美国的财富再分配方式。
仔细读过“研究报告”,我发现所谓的“新税政策”,基本上就是把川普上台之后实行的所有对企业和对个人的“减税政策”废除掉,恢复川普之前的税收规则,政策。因此,这并非什么“新政策”,不过是向后回归而已。
既然了无新意,那么检验这个“新税政策”最好的照妖镜,就是历史。在2008-2016奥巴马执政的8年中,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的财富从社会财富总额的27.2%,增加到31.3%,而中产阶级(高财富组50-90%的家庭),占有的财富从社会财富总额的40.3%,下降到38.2%;而最底层的50%家庭,占有财富的比例没有改变,均为1.2%。同时,奥巴马8年,美国政府的债务从2008年的10万亿增加到2016年的19.6万亿,几乎翻了一番。
数据真的很打脸。
顺便插入几个数据:2019年,美国最富1%占社会财富的比是30.5%,低于2016年的31.3%,同时最低层的50%占社会财富的比是1.9%,比2016年的1.2%,增加了约60%,一切发生在刚刚过去的3年之内。
言归正传。美国社会财富分配和占有不公平的日益加剧,并非吉祥之兆。现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的财富超过了50%底层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的15倍,这样一种极度不公平,不公正的财富占有方式,最终将危及国家的安危。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促成美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左转的重要原因。
美国社会财富分配和占有不公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但这个不是一个仅仅靠税收可以改善的问题。因为社会财富分配和占有不公平日益加剧是全球化和废除金本位制主导的。
在全球化之前,社会财富分配有一个强制的“滴漏机制”,即“先富必需带后富”。最好的例子是当年发明相机的“伊士曼柯达公司”的发展。1888年,伊斯曼公司正式推出了柯达盒式相机,但历时20多年,相机总销量才达到20万部。为了增加相机产量,柯达公司很快成为当地最大的雇主,而由于对工人需求极增,公司不得不提高工资和福利,这带来了公司所在地纽约罗切斯特的繁荣。这反过来又成为公司产品的市场。因为对市场的需要,工人的需要,公司必须同工人和公司所在地分享发展的成果。
在全球化之下,市场是世界,工厂也在全世界,比如苹果公司,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工厂,绝不愁最便宜的工人来源,市场也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其产品生产在2004年到2020年间,从几亿增加到几千亿,苹果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里福尼亚丘珀蒂诺市的繁荣,并没有因为苹果公司千倍的扩张而出现相应的飞跃,因为生产和销售都与公司所在地无关。用行话说,全球化下,“财富滴漏机制”不复存在。
由于资本在全球化下自由流动,趋向劳动成本和资源凹地,所以,全球化下资本独占。任何税收的改变,只能推动资本的外流,不仅不能改变现存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而且会恶化国家的税收和就业现状。这是为什么拜登所谓“新税政策”必然泡汤的根源。
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财富分配占有不公根源问题,是金本位制废除后,政府/中央银行可以凭空创造货币财富,并将其通过金融市场进行分配。事实上,197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创造的“财富”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比如1977年,美国股市总市值不到1万亿,现在将近40万亿,意味着将近40万亿的货币财富被凭空创造出来并通过股市分配到股东手里,这几乎是实际GDP增加量的3倍。不要说股市只创造“虚拟货币”,只要是货币,无论是从股市来的,还是出售产品来的,他们都具有对商品和服务的“索要权”。金融市场的独占性和排他性,造就了盖茨,贝索斯等人的暴富和巨富,加剧了社会财富占有不公。
这个基本根源问题不解决,要想改变美国现存的财富分配结构纯属梦话。而且,不仅不能改变现实,而且会将现状带入更加恶劣的境地。这也是民主党极左派不学无术,让人鄙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