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 路在何方？

多名接近相关部门的专家均证实，“难产”8年的收入分配方案，很可能出台在即。

改革方案会不会“大而无当”？这一次的方案细节并未对外公开，媒体之前的报道也只是猜测而已。不过，该期待的不仅是方案的内容，关键是怎么通过配套政策把方案落到实处。收入分配本身就是个全局性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如果想让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合理，那就不只是要解决一个分配问题。比如灰色收入问题，它就可能和政治体制有关系，和人事制度有关系，和各种行政管制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不仅要解决和收入相关的直接问题，还要顾及其他一些相关制度和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可能会对收入分配的结果产生影响。比如说户籍制度，你说它和收入分配问题直接相关吗？当然不是，但它对收入分配的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分配改革和尊重市场之间有无矛盾？对竞争性的国企，国家或者有关部门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对垄断性的国企，国家就应当对其垄断利润加以限制，制定合理的工资方案。

如果“灰色收入”变成了“黑色收入”，这可能属于司法问题。但有一些比如单位私设小金库、钱财不清之类的情况，可能是收入分配的问题。

要“对国有企业高管和一般职工的薪酬给予合理评估”，从而决定央企的工资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国企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有垄断性质的国企，一种是竞争性的国企。如果是一个具备市场竞争性的国企，那么它的利润、绩效包括工资水平，都会由市场来决定。那么国家或者有关部门就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

如果是垄断性的国企，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的利润本身不是完全和绩效挂钩，和员工努力程度的相关性也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应当对垄断利润加以限制，制定合理的工资方案。

有人会问，即便是垄断性的国企，公众还是希望能够有体制改革上的突破，如果连工资都是由国家制定，效果会不会适得其反？这是两回事，国企的转变可以在人事制度上进行市场化，采取竞争上岗的机制。比如在国外，很多的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它们的工资标准都是由政府定的，但是大学当中教授的聘任，却是由大学来决定。很多国外的国企也是这样的，高管的工资不是由企业定，也是由国家相关机构来定，但人员是聘任的。提高效率的关键是要有竞争机制。

初次分配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立刻见效，再分配改革往往效果会直接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改革应当考虑两种分配效果的结合。

秦晖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是“负福利”，即福利派要求人民多交税，放任派要求政府少负责。

在过去，我国只有一部分人享有社会福利，而另一部分人没有，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享有，而企业职工和普通工人却没有，农民更谈不上。如果把福利看作收入的一部分，那这种情况肯定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

“负福利”确实是我们社会保障系统中一个很大的问题，保障的差异性太大了。现在的努力方向是，让原来没有的以后尽量有。

农村和城市都在扩大保障的覆盖面，这改变了过去“有”和“无”的差别，现在是“多”和“少”的差别。下一步就是要努力缩小这种差异，无论是医疗保障还是养老保障，都不应出现太大的差距。比如城市中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的差异性应缩小，否则企业退休人员会有很大的意见。

在收税上应该使税负更合理一些，比如让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提高税收的累进性，能够让税收提供更大的调节作用。另外一方面，在税收使用上，也应当更加透明合理。

初次分配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立刻见效，再分配改革往往效果会直接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改革应当考虑两种分配效果的结合。

在上一波国企改制的浪潮中，许多下岗工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这次的收入改革方案中要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等四类低收入工薪劳动者的所得，这些历史欠账，问题比较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