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权利宣言·序言

张国堂

　　我1999年写的《我的思想汇报》、《关于外交政策的声明》、《纪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我的志愿》、《关于中华民国的声明》和《告共产党人书》六篇文章，我已经打印出来，并以传单的形式陆续向社会广为散发。我现在把这六篇文章汇集为小册子，书名为《中国人的权利宣言》。
　　1999年5月，我已将《关于外交政策的声明》寄给朱熔基总理。其后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而变化的方向正是我的文章所主张的。1999年9月3日，我已将《关于中华民国的声明》寄给朱熔基总理。其后，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对台政策也有变化的迹象，而变化的方向正是我们所主张的。
　　上述六篇文章已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经济日报》社、《南风窗》杂志社、《南方周末》编辑部、《经济研究》杂志社等单位的有关同志，已散发到宜昌市有关各级党政机关、《宜昌日报》社、《三峡晚报》、宜昌电视台、某些企业及银行等。时至今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对，有许多人已对我表示赞同和支持。
　　这个宣言将改变中国的命运，将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其影响将比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更巨大、更深远。在五年之内，张国堂主义将取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成为中国最高的指导思想。张国堂也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我的目标是竞选全中国第一任民选的总统。我有权利争取担任中国最高的政治领袖。
　　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以自由主义学理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和平手段结束一党专政，将现政府改造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使之永世长存。在这个新政府的领导下，建设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我们的根本宗旨是：促使人与人相互和睦，维护社会和平，捍卫个人自由，促进人与人相互信任。
　　思想自由、阅读的权利、形成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同人交往和结社的权利、按照自己的天资、才干、学识和兴趣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等是每个人的切身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原则是社会和平和个人自由的基础。因此，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每个人的切身权利和保护私有财产。
　　自由主义主张的个人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于己有利于人无害”的自由，每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权时，必须尊重别人与自己平等的天赋权利。这个主张与儒家关于“以爱己之心爱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是基本一致的。
　　自我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在特殊必要的情况下，个人作出自我牺牲是光荣和崇高的。在平常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是正当的，但个人利益应当来自诚实。以仁义为准则，诚实地、光明正大地追求自己的富贵，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最高的德行。
　　我们要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我们要制定公正的规则，使每个人按公正的规则追求财富和权力。违反公正规则捞取不义之财者，不择手段地垄断权力和掇取权力者，都将必须受到严正的制裁。
　　我们要依法扫除贪污腐化、坑蒙拐骗和假冒伪劣，我们要教育人们诚实守信，这样就能使人与人相互信任，这是商业社会的基础。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就没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
　　我们要取缔未经人大（或议会）批准的各种苛捐杂税，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提高私人投资者的信心，此为繁荣经济、减少失业的重大举措。
　　我们要依法打击各种犯罪，维护社会治安。
　　我们要加强国防建设，加速国防的现代化，中国军队不仅要保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而且还有责任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安宁。这是中国作为亚洲的大国应尽的责任。
　　在中共十五大上，朱熔基总理提出三年国企解困，三年完成国家机构改革，裁减官员400万。现在两年即将过去，这两项改革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
　　目前，共产党内人心不齐，已经是一盘散沙。靠这样一个软弱涣散、腐败无能的党来领导国企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我的目的就是要发动一场全民、全军、全党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解散，顽固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人将被赶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队。这样，国家机构裁减官员的改革任务就完成了，同时还为国企的私有化作政治准备。
　　马克思主义者们退出政府和军队之后，仍然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与别人一样拥有经济活动的权利。因此，把他们赶出政府和军队，不是迫害他们，而是为了精减机构，减轻农民和企业的经济负担。
　　在这场大争论中，中国共和党将发展壮大。凡赞同张国堂主义的人就可以加入中国共和党。中国共和党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全民自由选举夺取全国政权的政党。我们欢迎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参加中国共和党。
　　我们欢迎正在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参加这场大争论，未来的中国将是中国共和党和中国民主党公平竞争的两党政治体制。
　　这场大争论也是一场中国人的权利运动。这场运动将是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最伟大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不组织罢工，也不组织示威游行。我们只组织阅读和讨论张国堂的文章，阅读和学习《四书》、《圣经》和洛克等英美法自由主义者的书籍，阅读西方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以及阅读刘军宁、徐友渔、朱学勤、曹思源等学者的文章和著作。然后进行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这场运动是历史上最平静的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也是一次全民的群众大会，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等都是分会场，凡接到本宣言的人都要在朋友中进行学习讨论。
　　这场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的竞选运动。中国共和党的党员要有竞争意识，要宣传本宣言以提高自己的名望，这是确保自己当选的必要手段。我们要竞选全国各县级的人大代表、各市级的人大代表、各省级的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我们还要竞选各县的县长、各县级区的区长。我们要竞选各市的市长、各省的省长。我要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1989年以来，我一直公开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邓小平死后，我就与江泽民在政治上进行较量。虽然江泽民有军队、有警察、有报纸、有电视台，但却没有真理。我虽然没有一兵一卒，但我却有真理，有上帝的保佑。在三年内，我将彻底战胜江泽民，取代江泽民。因为绝大多数的公民、国家公务员、军人和公安民警都将会赞同我的主张。
　　有人说我是鸡蛋碰石头。谁是石头，谁是鸡蛋，只有碰一碰才知道。俗话说：“小小石头打破大缸。”我张国堂这个小石头，就要打破江泽民这口大缸。有人可能认为我不够谦逊，这种观念应该改一改。中国古人尚且有毛遂自荐，何况现代中国人呢？假如没有人敢于向最高当权者挑战，竞选中国最高的政治领袖，中国就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共和国。我提出张国堂主义，公开宣布竞选全中国的总统，并不是不谦逊，而是政治上的需要。
　　虽然江泽民不爱我，但我却要爱江泽民。爱江泽民，就要教育江泽民。《大学》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有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我请江泽民要对照现实认真地体会这句话。人民喜欢什么，人民反对什么，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表达得清清楚楚。人民反对四个坚持，要求走自由主义道路。人民反对腐败，要求廉洁、廉价和高效的政府；人民反对特权、反对垄断，要求平等竞争；人民不反对任何人发财，但要求发财者必须依靠诚实的经营，不允许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坑蒙拐骗、造假贩假等不正当手段捞取横财。这就是人民的意志。
　　刘吉先生把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概括为两条，其中一条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必须明白，人民的利益只有人民自己才知道，而邓小平并不知道。1976年，张春桥也主张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自认为自己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自认为自己是在为人民服务，但人民却把他当成仇敌。因此，顺应民心，尊重人民的意志，是为政的第一原则。把自己的意志用暴力强加给人民的，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现在我向江泽民和胡锦涛提出挑战，我要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如果江泽民和胡锦涛是君子，就应该接受挑战。作为赵紫阳和胡耀邦的追随者和继承人，我有权利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有两大紧迫的任务：其一是国家机构改革，裁减官员400万，这是朱熔基总理提出的主张。其二是国企的私有化。朱熔基总理提出三年国企解困。虽然江泽民近期还在信誓旦旦地反对私有化，但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还是拉开了国企私有化的序幕。这两大任务都必须在三五年之内完成，否则，国民经济就有崩溃的危险。
　　要完成这两大任务，就必须从意识形态上进行突破。由于打天下的老革命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老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从意识形态上进行突破的时机已经成熟。政治从来都是实力的对比。当前，自由主义的力量已不小于共产主义的力量。而且，自由主义的力量正在茁壮成长，而共产主义的力量已是日簿西山，最多也是夕阳红。
　　子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改革到今天，必须公开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怎么可能进行国企的私有化？由李鹏这些不懂市场经济（甚至反对市场经济）的人领导立法机关怎么能制订出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法律来？由主张消灭私有制的人领导立法机关，怎么可能制订出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来？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按这个理论搞，只能搞出怪胎来。
　　我呼吁我国的经济学家们尽制订私有化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应该是公开、公正、公平的。应该同时照顾大龄国企职工的养老问题。
　　1997年北京的方觉先生提出县长直选的方案，并以此渐进地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这个方案也是借鉴台湾的经验。但这个方案在大陆行不通，因为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中央高层与民众的意见分歧太大。这样，县长的上级即省市当局担心自己属意的人不能当选，同时也担心民众直选的县长不听自己的话。现任的县长当然担心自己落选。民选的县长也难以同上级搞好关系。因为上级与民众意见分歧太大，如果民选的县长顺服上级，就得罪民众，如果他顺服民众，就得罪上级。县党委担心自己的领导权落空。中央担心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因此，民众直选县长的主张不可能获省市县当局的支持，更不会获得中央的支持，因此是行不通的。
　　在中央高层与民众的意见分歧过大的前提下，直接挑战最高当权者，是实现和平演变的突破口。因为这样不直接损害地方领导人的权益。地方领导人了解民众的意见，如果他看到了我们有成功的希望，他还会帮助我们。叶利钦挑战戈尔巴乔夫时，虽然在上层遭到强烈的反对，但在中下层却受到大多数干部的支持，这是叶利钦成功的原因。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明代也有。朱元璋逝世后，燕王朱棣起兵挑战皇帝。由于皇帝没有御驾亲征，派去征剿的将士不全心全意地作战，地方官吏也采取骑墙的态度，有的甚至暗中帮助朱棣，这是燕王朱棣成为永乐皇帝的原因。
　　因此，我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我的道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张是：支持赵紫阳，怀念胡耀邦，要求为“六·四”事件平反，谴责军委主席邓小平屠杀爱国学生，指责军委主席的“6·9”讲话是用武力和强权推翻党的十三大决议，这是违反党章的行为。我指控邓小平把军委主席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违反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原则。我质问邓小平：把军委主席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这符合哪个党的党章？符合哪个国家的宪法？我主张坚持十三大报告，即反右，也反左。而且主要是反左。1997年之后，我又严厉地质问中共中央：当前工人大量下岗失业；银行不良贷款、呆帐、坏帐高达2万亿元之巨，使国有银行到破产的边缘；国有企业长期普遍严重亏损。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和长期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难道就没有责任吗？为何不撤销他们的职务？如此无能的领导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要使赵紫阳复出，李鹏垮台，“六·四”事件平反，释放因“六·四”被关压的爱国人士。由于赵紫阳年龄太大，人们不相信他能复出。同时也因为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田纪云等明哲保身、缺乏斗志。因此，第一阶段的活动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但第一阶段的活动提高了我个人的名望。由于我是一个无人所知的布衣，在第一阶段采取这样的策略，也是切合实际的。现在我已经转入第二阶段，我以胡耀邦和赵紫阳继承人的身份，提出全面、完整、明确的治理中国的政治纲领，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政纲。并且挑战江泽民和胡锦涛，我要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虽然我比叶利钦的地位低，但我有年龄优势。汉高祖刘邦四十岁时，也还是一个布衣，没有几年就成为皇帝。朱熔基在我这个年龄时，他的景况还不如我，只要我坚持努力，我总有成功的一天。
　　在此我郑重宣布：只要我以后不受到非法的迫害，我保证孙志刚书记和王振有代市长将来至少当上省长或部长。凡追随和帮助我的人，没有官职的必将获得官司职，有官职的必将获得更大的官职。凡迫害我的人，有官职的必将失去官职，有公职的必将失去公职。
　　1999年10月28日于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