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志愿

张国党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六日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后，我在北京爱国学生的感动下，愤怒地书写了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权威主义，誓死捍卫党的十三路线--告全国爱国民主同胞书》的讨邓檄文，并向全国寄发。文中严厉地谴责和声讨邓小平屠杀爱国学生的暴行，并强烈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我就成了宜昌市最大的重点清查对象。在停职审查期间，我又写了题为《旗鲜明地反对新权威主义，誓死捍卫党的十三大路线--兼论赵紫阳思想》的思想汇报，还写了《我为什么不认错？》、《再说我为什么不认错》、《三说我为什么不认错》等文章。1997年3月8日，我又写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并向全国寄发。文中坚决要求为“六·四”事件平反，强烈要求在赵紫阳先生的主持下，为“六·四”事件死难者举行隆重、庄严、盛大、肃穆的国家葬礼，让烈士的灵魂安息。1997年12月25日，我又写了《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信中坚决要求为“六·四”事件平反，并要求在赵紫阳先生的领导下进行全面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繁荣经济，以减少失业。国企普遍长期严重亏损，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和长期担任总理的李鹏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据此，我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撤销江泽民和李鹏的职务。
　　十年过去了，“六·四”事件死难者的冤魂还不能安息。无数爱国学子在监狱内耽误学业，耽误青春，无数爱国志士在劳改营内受苦受难。1.83亿人失业，这些失业者不可能富裕，许多下岗失业工人的生活非常艰难，所有这些使我非常痛苦，非常难过，这是我决心奋斗的原因。
　　十年来，我受了一些磨难。这些磨难使我得到了锻炼。我已经成熟。孟子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十年的磨难使我能承担天下的大任。
　　目前，失业率高达27.78%，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呆帐、坏帐高达2万亿元之巨，国有银行实际上已处在破产的边缘。
　　经济萧条严重，政府启动经济的政策未见成效。一旦启动经济的政策产生成效，不久就会引发通货膨胀，一旦通货膨胀，就会引发居民挤提银行存款的风潮，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江泽民大搞“三讲"运动。搞邓小平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禁梏中上层领导人的思想。但学术界已经突破禁梏，思想已很活跃。国学热越来越热。马克思主义已受到公开的批判，有人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热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在迅猛传播和发展。佛教的发展也很迅速。各种宗教和半宗教（如法轮功）都在迅猛地发展。中国民主党已经成立，社会民众已经日趋向右转。这样，官方的左与民间的右已经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巨大反差会导致政治危机。
　　总之，中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危机并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这个伟大使命已经落在赵紫阳、鲍彤和我们的肩上。“要吃粮，找紫阳，张国堂支持赵紫阳；要富强，念耀邦，继承遗志有我张国堂”这句话将传遍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希望。
　　有朋友对我说：“谭嗣同的路很难走。”我对他说：“我走的不是谭嗣同的路，而是叶利钦的路。"他又说：“你没有资格走叶利钦的路。”我说：“中国的叶利钦必出自民间，因为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有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他说：“我没有理由反驳你。”
　　作为一个政治家，仅有智慧和地位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子日：“仁者必有勇”。在1989年，仁者必然要站出来反对邓小平地的暴行。而他一旦站出来，就不可能再当官。因此，中国的叶利钦必出自民间。
　　赵紫阳、鲍彤等高级共产党人虽然是仁者，但他们都老了。在共产党内，没有五十岁以下的著名政治家。而魏京生、王丹等民主人士却是全国知名。而现在当权的共产党人不会接受魏京生和王丹。这样，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和平演变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到长期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张国堂的肩上。中国的和平演变只能由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继承人来领导。我十年来努力奋斗的目的，就是争取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最高继承权。我们知道，只有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才有权继承胡耀邦和赵紫阳。
　　与叶利钦相比，叶利钦站出来是56岁，我站出来时是32岁，叶利钦站出来时，在人们的反对声中，他病了。我受到的打击肯定比叶利钦大，而我却象没事一样。这表明，我的心理素质比叶利钦的好。我的学问和思想也远在叶利钦之上。
　　上帝给了我仁爱之心、坚强的意志、过人的智慧和胆量，是要我完成伟大的使命。
　　我的任务是教育全国的共产党人，唤醒共产党人的良知。《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我相信大多数共产党人都能恢复其善良的本性。我要把儒家学说传授给每一个共产党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每一个共产党人，把自由主义的学理传授给每一个共产党人。
　　我号召全国所有共产党人都应当向顾准学习，走顾准的路，对照五十年来的实践所产生的恶果，反省自己的信念，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要象顾准一样，从共产主义转向自由主义。
　　大型政论电视剧《河殇》所宣扬的“蓝色文明”，其实就是主张走自由主义道路。赵紫阳完全同意《河殇》的思想，我要求中央电视台再次放演电视剧《河殇》。
　　耶稣基督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子日：“朝闻道，夕死可矣”。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天主教吴若望先生撰著的《要理问答六端》。上帝是存在的，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每个人死后，其灵魂必受上帝的审判，凡为义的，上帝使他上天堂。本性善良而作过恶的人，上帝使他到炼狱，炼掉了他的罪，再使他上天堂。凡大奸大恶之人，上帝必使他下地狱，用不灭的永火烧他。凡作过恶而肯悔改的，上帝必宽恕他的罪，使他上天堂。
　　凡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作过恶的共产党人，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共产党人，应当到教堂，向神甫忏悔自己的罪，祈祷上帝宽恕自己的罪。上帝是明察的、公义的、严厉的，同时也是宽大的。只要真心悔改，上帝必恕他的罪。
　　每个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中国人。十年文革，革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上亿人，损失8000亿元。所有这些都给人民巨大灾难和痛苦。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看到，全国有1.83亿人失业。国有企业普遍长期严重亏损，就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失败。1949年以来的实践证明，党的总路线失败了、人民公社失败了、大跃进失败了、文化大革命失败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失败了，人民民主专政失败了，计划经济失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失败了，所有这些失败就证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社会主义失败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自由主义的道路。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就是逐步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逐步走向自由主义道路的二十年，自由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和希望。这就是上帝的意志，社会运动的规律。领导中国人民和平地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就是上帝交给我的伟大使命，也是我的志愿。
　　截止1997年，外商直接投资已超过国有资本（国有经营性净资产），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已达6796万人。中国走自由主义道路的条件在经济上已经成熟。
　　海外华人约有5700万人，他们拥有大量资本，其总额不下1万亿美元。中国一旦走上自由主义道路，海外华人资本就会大量流入大陆，同时也会阻止国内资本外流。因为有许多私营企业主怕“共产”而把其资本转移到国外，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有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本流到外国。海外华人资本流入和阻止国内资本外流，就可以大量地减少失业。
　　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贪污和浪费的经济。1949年到1989年，全国投资2万亿元，结果浪费1.3万亿元。浪费投资65%。1989年之后，政府投资浪费仍然严重。由于物耗高能耗高，每年浪费2000亿元；由于不良产品损失，每年浪费2000亿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元。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车耗资每年3000至4000亿元。改革开放20年来，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国际收支统计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遗漏”，表示出我国已经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如此严重的贪污和浪费，是造成大量失业的主要原因。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儒家学说和基督教义是根治腐败的最有效的良药，也是消除浪费现象的最有效的办法。
　　为了“六·四”事件死难者的冤魂早日安息，为了被关押的民运人士早日恢复自由，为了失业者早日找到职业，为了社会的永久和平，为了捍卫个人自由，为了彻底否定“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和实践，为了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为了恢复和发展私有制并使之永世长存，为了否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为了确立“选票里面出政权”的现代逻辑，为了和平地结束一党专政，为了建立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我必须冒险奋斗。
　　也许我不够谦逊，在目前形势下，所需要的是当仁不让。子日：“当仁，不让吾师”
　　人有善愿，天必助之，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自由和人道的现代化国家，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上帝在我们一边，与我们同在，上帝必保佑我们成功。
　　凡帮追随我们的，没有官职的必将获得官职，没有工作的必将获得工作。凡帮助我们的，有官职的必将保有官职，有工作的必将保有工作。凡迫害我们的，有官职的必将失去官职，有公职的必将失去公职。
　　我不是一个人在孤立奋斗，我们的人很多，自由主义思潮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必将形成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我们必将取得全面的胜利。我们不组织罢工，也不组织示威游行。我们只致力于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我们以言论争取人心，以选举获得政权。在现代社会里，选票一定要压倒枪杆子，选票一定要指挥枪杆子。只要我们在全国各县各区的县级人大中获得了多数，我们就能在全国人大中获得多数，只要我们在全国人大中获得了多数，我们就获得了整个政权。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荣誉是军人的生命。军人只有服从民选的政治领袖，才能获得荣誉。参加1989年“六·四”镇压的军人并没有获得荣誉，因此，他们内心并不愿意干这些有损军人荣誉的傻事，他们只不过是尽服从的天职而已。只要我们能在选举中获得胜利，我相信中国军人能服从我们的指挥。
　　走别人走过了的路，并比别人更快的速度走，总可以赶上并超过别人。如果拒绝走别人走过了的路，坚持只走自己的路，就可能误入歧途，陷入沼泽、趋于绝境。这是大多数人的经验常识。
　　美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人与人的本性是一样的。自由主义的美国能搞好，自由主义的中国也一定能搞好。台湾人是中国人。大陆人也是中国人，自由主义的台湾能搞好，自由主义的大陆也一定能搞好。
　　混乱处，愿我们带来和平；错误处，愿我们带来真理；有疑虑处，愿我们带来信心；绝望处，愿我们带来希望。
　　我们要向“紫薇格格”和“还珠格格”学习，用宽恕的大智慧、大胸襟、大气魄来实现全民族的和解，也就是要化戾气为祥和。这就是我们对待江泽民、李鹏等非人道主义者们的基本精神。我们要以孔子的仁爱精神和基督精神来爱他们、饶恕他们。
　　中国共产党在78年的革命斗争中，同无数中国人结下了许多血海冤仇。共产党杀的人太多，整的人太多，饿死的人太多，恨共产党的人自然也多。只有赵紫阳、鲍彤和我才能把共产党人从人民仇恨的海洋中解脱出来。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的志愿就是化解那些受害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仇恨，实现中华民族和解。中国人再也不能彼此斗争，彼此仇恨了。要彻底否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全体中国人只有团结起来，中华民族才能与其他强大民族平等竞争，并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种祸国殃民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难道还要坚持吗？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靠动员和领导穷人造反起家的。中国现在的穷人也很多，有1.83亿人失业，如果现在再出一个毛泽东或洪秀全，中国还有平安吗？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儒家学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源于英美的自由主义的学说，是维护社会和平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却是破坏社会和平的歪理邪说。
　　今天的领导人应该明白，共产党人已经不再是被统治的社会下层的穷人，而是社会上层的领导阶层。古今中外历史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论，今天也可以为自己服务，而以前使自己起家的理论，现在可能会为害自己。在1.83亿人失业的情况下，失业者造反是最大的危险。想一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就应该明白这一点。我奉劝今天的共产党人彻底否定鼓动穷人（或被统治阶级）造反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和了解共产党史的人都知道，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挑动阶级斗争，教唆工人农民等下层穷人造反，进行暴力革命，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用政权消灭私有制，建设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留给中国人的记忆主要是恐怖和贫穷，许多人至今还因为恐惧而不敢如实地评价毛泽东。
　　希特勒主义煽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仇杀，而马克思主义则煽动同一个民族内部的同胞相互仇杀。1949年之前，信马列者被杀2000多万人，而不信马列的人又被杀了多少？这些被杀者不论是否信马列，都是中国人。我们在电影《大决战》中看到的那种战争场面，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那些战死者不都是中国人吗？1949年之后，共产党人又自相仇杀。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不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吗？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全国大多数人挨饿，饿得浮肿。十年文革，革死了二千多万人，整了上亿人，损失80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有这些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谁是无产阶级。今天的共产党人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因为共产党人在事实上管理着国有资产。那么谁是无产阶级？1.83亿失业者才是无产阶级。如果由他们来专政，谁会成为专政的对象？
　　刘少奇、邓小平都认为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在文革中，却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江青等“四人帮”自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毛泽东死后，他们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自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难道不可悲吗？
　　我们的原则是忠恕待人，爱人如己，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人之心恕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也不想江泽民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因此，我们主张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的私有企业和企业家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他们为许多工人提供工作（即饭碗）。因此，中国人民以后永远也不会允许共产党把他们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我劝共产党还是不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免得自己成为专政的对象。
　　假如共产党再消灭私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崩溃。私有企业主和私有企业的从业人员都不会容忍一个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不再消灭私有制，那么共产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既然共产党不再是共产党，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叫共产党。因此，我建议共产党改换名称。假如共产党不放弃消灭私有制的宗旨，那么在五年之内，中国共产党会成为非法组织而被取缔。因为中国人民不会允许任何政党消灭私有制。
　　中国社会存在三大顽症：一、国企普遍长期严重亏损；二、国家党政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三、部分党政官员腐败无能并怠工。这三大顽症是中国社会的癌症，是恶性肿瘤。现在是癌症中期，正在向癌症晚期转化。要治愈这三大顽症，就需要动大手术。而医生自己给自己动大手术，是很难成功的。也就是说，共产党自己很难克服上述三大顽症。因此，象苏联和东欧那样的剧变，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苏东那样的和平演变是全国人民之福，更是共产党人之福。现在在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当权的，仍然是前共产党人。主动求变，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利益不会受变革的影响，对抗变革，就会使自己身败名裂，甚至身家性命不保。如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皈依孔夫子，皈依耶稣基督或皈依佛教，皈依自由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
　　什么是科学？科学只讨论感觉经验之内的问题，并接受感觉经验的检验。科学严格遵循形式逻辑。科学不讨论感觉经验之外的问题。神是否存在，人的灵魂是否存在，科学并不研究这些问题。科学理论并没有证明神存在，也没有证明神不存在，以科学的名义宣传有神论是错误的，以科学的名义宣传无神论也是错误的。
　　唯物主义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感觉经验之内的问题。因此，唯物主义不是科学，混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是错误的。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事实上也是如此。唯物论、无神论教人天不怕、地不怕，鼓动人们大胆地造反。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破坏社会和平。
　　基督教教义教人正确地处理人与上帝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历史证明，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利于人与人的和睦和社会和平。
　　儒家学说是教人自立于社会的学说。历史证明，《四书》的教义有利于人与人的和睦和社会和平。
　　在中世纪，天主教与君主制相结合。17世纪的英国革命之后，西方否定了君主制，但并没有否定耶稣基督的福音。科学的发展也没有否定耶稣的福音。在中国的辛亥革命之前，儒家学说与皇帝制相结合。我们现在必须否定皇帝制，但没有必要否定《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科学也不能否定《四书》。
　　对照《四书》与《旧新约全书》（即《对经》）可知，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基本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自由主义在欧、美诸国及中国台湾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那么自由主义能否适用于中国？只要中国人与外国人都同样是人，中国人与外国人有相同的本性，那么自由主义就能适用于中国。
　　我们相信，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灵魂。新闻自由、组织政党的自由（即结社自由）和平等竞争是代议制共和政体的基础和灵魂。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和建设多党制基础上的代议制共和政体。
　　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政府征税收费罚款都必须由人民或人民选举的议会（或人大）的同意，必须取缔未经人大批准的各项收费和罚款，以减轻企业的负担。这是鼓励私人投资，繁荣经济的重大举措。人大代表应当保护私有财产，必须禁止同级行政机关未经人大批准的各种收费和罚款。必须明确的是，国务院、省政府等行政机关无权批准任何收费项目，只有人大（或议会）才有权批准征税、收费和罚款。如果现任的人大代表不保护私有财产，下次选举时，选民就不要选他，要选举保护私有财产的人当人大代表。
　　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个人有活力，社会就有活力；个人没有活力，社会就没有活力。相信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的基本信条。
　　什么是邓小平理论？概括地说就是“猫论”、“模论”、“摸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四个坚持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个有利于”等。
　　刘吉先生把邓小平理论归纳为两个基本点和反左右教条主义：一是为人民服务；二是实事求是，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本质就是无经典、无教条、无信仰。
　　邓小平领导人民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到了河当中，他不允许人民回到原岸，也不允许人民向对岸游去。
　　必须指出，实事求是是正确的。单靠实事求是不能治理国家。因为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事实会求出不同的“是”来。而实践标准是事后标准，不是事前标准。按此治国必然导致争论不休。一个争论不休的社会不可能欣欣向荣，不可能有效率，也不可能安定团结。
　　托克维尔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共同的教条性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不可能存在。戊戌变法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子曰诗云的社会。1978年之前的中国是一个言必称马列和读最高指示的社会。当今的社会是一个无经典、无教条、无信仰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论什么问题，都难有统一的意见。现在有一本书叫做《言论中国》，300多位理论家，几乎一个人就有一种理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邓小平的权威也不高，江泽民更无权威。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向无权威、无政府状态发展。因此，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任务是立经典、立教条、立信仰，重建中国社会共同的教条性信仰，在此基础上重建道义权威。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没有共同的教条性信仰，什么是有理，什么是无理就没有标准，于是就只有争论不休。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效率。
　　我建议全国人民努力学习如下书籍：
　　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旧新约全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英]洛克的《政府论》、[法]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法]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英]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和《论代议制政府》、[英]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张国堂的《中国的福音》（待出版）等。
　　上述著作，是全人类全部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检验了的真理。在未来的中国社会里，不读上述书籍的人不可能当官。读书的目的是明理，只有熟读上述书籍，才能作一个明理的人。
　　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古今中外都没有成功的先例，在理论上没有充分的论证。邓小平理论仍然是空中楼阁，仍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兼容，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苏联与东欧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兼容的问题，把中国人民分为三派：
　　第一派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兼容，他们主张四个坚持，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私有经济的发展，他们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被刘吉称为左的教条主义，他们可能以邓力群为代表。
　　第二派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这是当前中国的当权派，他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以江泽民为代表。
　　这一派目前有分裂的迹象。其中一派认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只能探索并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们只作一些唱高调的空喊，并无实质的行动；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大搞“三讲”运动。这一派以李鹏为代表，江泽民倾向这一派。
　　另一派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公有制并非社会主义不可少的特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们主张按党的十三大报告进行公开性的民主改革，主张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在意识形态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这一派以朱熔基为代表。
　　第三派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兼容。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必须以儒家学说和基督教义正人心、安人心、定人心，以自由主义的学理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这一派以张国堂为代表，赵紫阳倾向这一派。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是自由主义，另一条是社会主义。1949年在中国大陆选择了社会主义进行试验，试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人性。自由主义并没有在中国大陆付诸实践。实践标准并不能否定自由主义。1949年中国大陆放弃自由主义是由于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军事上的胜利，并不因为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自由主义在欧美和中国台湾的成功证明，自由主义是真理。五十年来，社会主义给大多数农民带来的只是贫穷和饥饿。目前，工人的大量下岗失业，使工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能够接受自由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向自由主义和平地过渡的理论。按邓小平理论不可能建成稳定的社会。因为主张邓小平理论的人们必然发生意见分歧，以前发生过胡耀帮、赵紫阳与李鹏、陈云的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邓小平在理论上采纳胡赵，在人事上支持陈李江，现在又发生了李鹏江泽民与朱熔基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发展趋势也是不可调和的。
　　再过三年，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朱熔基、尉健行都年过七十，都要退休，党内争夺接班人的权力斗争已经展开。斗争的激烈会超过以前的任何时期。
　　在这种形势下，自由主义者必须与朱熔基合作。朱熔基要战胜江泽民、李鹏，安排自己的支持者接班，他也必须与自由主义者合作，自由主义者在与朱熔基合作的过程中，要把支持胡耀邦、赵紫阳、朱熔基等共产党人改造成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随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人的去世，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已经失去了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与江泽民同时退休的还有迟浩田、于永波、张万年等一大批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军的老军人，还有一大批中央委员和人大常委会的委员等。随着这一大批老人的退休，邓小平理论的政治影响力也会激剧下降，随着文革后上大学的知识精英掌握军级及军级以下军队的指挥权、省部级以下的党政的领导权，自由主义的政治影响力会激剧地上升。在五年之内，我的主张将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作者张国堂是宜昌市煤气输配公司职工
　　 电话：8581508 6241772

2005年5月15日说明：我现在在广州市打工。电话：020-37210715（宅） 2006年2月13日说明：我于2005年9月11日由于广州公安部门的压力而被迫离开广州，现在在宜昌市生活。电话：0717-6241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