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在廣州與已移民加拿大的好友相聚，他述説自己的女兒在加拿大竟然沉迷于耶穌教，不但做禮拜而且積極參加教會的青年活動，言談中帶着無奈的口吻。因爲朋友年輕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個無神論者，女兒信神對於他來説簡直是難以想象的事。聼過他的話後我問他：那麽女兒其他情況怎麽樣？朋友說其他情況倒有很大進步，學習努力了也聼話多了。我就說：那不太好了嗎！這是你們夫妻的福氣，多了一個社會組織引導你的女兒向好，你們省多少心啊！爲何還反而感到詫異和無奈。
筆者並非任何一種宗教的信徒，但一直認爲普儸大衆抱着純良之心對某一宗教虔誠信奉，實在不是一件壞事，甚至是一種福氣。因爲一心一意的信仰會使你有了寄托，使你心靈安詳，使你常常檢討和克制自己，從而解脫許多不必要的煩惱，對社會的和諧是正面的。不過筆者雖然讚賞虔誠的宗教信仰，但與很多朋友一樣由於縂想不通一些教義中的道理，所以也就沒有這種虔誠信仰的福氣了。
身在海外的華人都知道：西方先進社會各種宗教組織林立，他們之間基本相安無事，各宗教中大量的基層信眾都抱着誠心而善良的宗旨參與一定的社會活動，或誠心規範自己的言行，或幫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總之我們可以感覺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宗教組織起到了在政府職能以外幫助弱勢社群，穩定社會的積極作用。當然筆者這裡強調的只是廣大的基層宗教組織以及在其之下的廣大信眾。國外社會這種平和的宗教態勢，也是現代社會文明不斷進步，不斷人性化的一種表現。
上述情況在目前中國社會中當然有較大差別，中國今後是否要達到這種情況姑且在此不論。只是中國爲什麽會有此不同卻是我們感興趣的。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宗教都是產生于一個民族的特定文化，所以發源于猶太民族文化的耶穌教顯然與中華文化風馬牛不相及，尤其初期傳到中國的天主教。耶穌教在所有宗教中有比較強烈的滲透欲，在我國唐代初年已有東羅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 Nestorians）循絲路而來，但僅留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一塊，此外別無他物。明末清初教廷多次委派[耶穌會士]（Jesuits）來華，因清初康雍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盛世，而當時來華的[耶穌會士]都是聖潔而有殉道精神的博學之士。他們人數不多，與下層人民接觸也少，基本在社會上層活動。他們覺得中土無論在那方面並不比歐洲差，史載他們的書信從未說過中國一句壞話。而且把中國之儒家道統西傳，要採取其中精華修正他們的教義，那時的教士是真正的東西文化交流者。所以在當時社會上基本不存在與西方的宗教衝突，但是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情況變了。
隨着大清的衰敗西方的崛起，還有十七，十八世紀教廷的愈益教條化，百年之後的十九世紀中期接踵而來的大量歐美傳教士就大不一樣了，他們大多不是經過教廷選拔為宗教獻身而虛懷若谷的聖徒，他們大多是除聖經以外別無所知的神職人員，或由鄉村小教堂籌款支持他們到海外傳教之一般教徒，他們接觸的是廣大市井之民，他們看到的是當時中國底層的各種迷信，纏足，盲婚，納妾，吸毒等等落後面，因此他們把被傳教的對象看成是遍身罪惡和疾病，沒有文化的異端民族。因此充滿了種族和文化優越感。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是：“中國人不服從，就毀滅（bend or break）”。加上那時即使最善良好心的傳教士也會支持母國對華的一切行爲，包括帝國主義行爲。這樣的一種基本態度當然導致中國廣泛層次人士的反感，抗拒和反對。
隨着耶穌教士的傳教，人們也不斷認識到耶穌教義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差異。在《聖經，舊約》出現以千次計的神“耶和華（Yehveh）”與中國人心目中的神就有很大的區別，他有血有肉，有喜怒哀樂，是個有兒子的父親，有住處還到處走，能幹很多凡人幹的活，他還會教訓和詛咒；耶和華還是一個恐怖（Terriable聖經譯作：‘應受敬畏的’）的神，他會殺老百姓；例如聖經中有：“耶和華因爲不能把百姓領進他向他們起誓應許之地，所以在曠野把他們殺了”，“我是耶和華，不輕易發怒，我有浩大的愛；我赦免罪惡和過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而懲罰他們的子孫，甚至到第三，第四代。”（見‘民數記’十四章，16及19節）；“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與米匋人打仗，把一切男孩和所有曾與男子性交過的女子都殺了，但女孩子凡沒有與男子性交過的，你們可以留作你自己使用。”（見‘民數記’三十一章，7—18節），“嫉妒就是我（耶和華）的聖名”（見‘以西結’三十九章，24節）。耶和華基本是一個戰神，他那時中東地區戰亂不斷，人民不戰不能生存，崇奉戰神就很自然了。但是這對信仰宣揚反戰之儒佛兩教的中國人就很難接受了。
還有就是當時所有的耶穌教會都以“反孝”和“仇孝”作爲號召，認爲人只能向上帝盡孝，決不能向父母盡孝。這與中國社會長期以來的，根深蒂固的倫理道德“百善孝為先”成了針鋒相對，更不能得到我中華子民之心。
再有就是：當時的傳教士都是跟隨着船堅利炮進入中國的，他們對中國的倫理道德，社會結構一知半解，而又對他們自己的教義半寸不讓，加上他們都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管束，他們的教堂形同中國境内的第二政府，外國傳教士居然與中國官員有相等的級別。當時滿清皇朝規定[主教]與一品大員的[總督]，[巡撫]平衡；[副主教]等於[司，道]級；[神父，牧師]與[知府，知縣]相同。他們的老婆就分別被稱爲[一品夫人]；[夫人]和[太太]。百姓見到都要下跪。無形中那些教民變成有第二政府庇護的特殊之民。教民花錢入教，爲的是萬一犯法可以得到教會的庇護，衙門對這種事往往無可奈何。教會不但不把政府放在眼裏，也足以抗衡白道，黑道社會（同鄉會，農會，青紅幫之類），所以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僚氣”十足，婢僕成群。一旦回到他們土生土長的國家變為平民都已不能適應。耶穌教在中國社會的這種格局怎麽能得到上至士大夫下至貧民百姓的好感呢。
沒有好感是一回事，更糟的是當年因爲教案差點沒把中國亡了。由於民間對教會的極度不滿，庚子年間發生了義和團運動，慈禧太后、清政府又低能沒處理好，導致八國聯軍的入侵幾乎把中國瓜分，只是多得李鴻章在各國之間搞挑撥離間（以夷制夷）的政策，最終才花錢賠款了事。
當然隨着歷史的前進，今天的耶穌教也與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更由於中國自身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耶穌教要像前清那樣在中國“傳教”也不可能了。但是前清耶穌教會給中國人留下的歷史印記，給中國造成的教訓，現代中國的治國者能不加以警惕嗎？能不影響今天中國政府對他們的態度嗎？何況今天的中國政府是由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員掌權呢。
賢明的讀者也許會問怎麽老宋頭突然談起宗教問題呢？之所以談起宗教是因爲最近的日子又讓人們觸及六四——這個至今使很多人還不能釋懷的問題。談到六四這個中共因此而被不斷詬病的問題，筆者也想談一點感想。六四那年我正在香港為兩餐打拼，六四前後幾天不論是上班的中環寫字樓或居住的堅尼地城，都能感到與平時異樣的氣氛。早晚報紙賣得很快，關心的人顯然很多，街上都有人在談論，能聽到諸如二十八軍又怎麽了，四十軍又怎麽了。報上大量支持天安門學生的廣告；筆者至今還保留一張某報的號外——“鄧小平死了！”，裏邊詳細列有老鄧的家譜，他的一生經歷。六四前一天有人提醒到超級市場購買大米和油，我也到超級市場買了幾袋大米和幾瓶油，而且看得出這兩樣東西顯然買的人很多。在電視上經常有政治人物發表他們的評論和高見，一些政治派別領袖人物好像知道得特別多，他們告訴人們南來的解放軍已經到深圳那邊了，要過了香港又如何應對------等等。人心惶惑，似乎要亂，好像天有掉下來的可能。
筆者當然很讚許學生反腐倡廉的初衷，腐敗的問題至今得不到解決，花樣越來越多，數量越來越大，無疑是缺乏有效的監管。六四肯定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意義重大的民主訴求。中國政府顯然也在處理上存在“至命的硬傷”。可是人們囘到實際掂量一下，我們渴望民主甚至希望討厭的中共倒于一旦，好讓完美的民主自由與財富馬上降臨。但從上述香港六四前的情況看，北京只短暫發生了那樣的事，香港就反映如此。如果因六四中國首先搞快速“民主化”，看一看以不同方式出來後六四英雄們的情況，恐怕對偌大個中國的亂象何時能得到收拾就會有所擔心，沒有一個穩定強有力的政府的控制，中國會不會比文革時期更亂。香港在一個亂中國背景下，恐怕只能忙於接受難民而無暇全力關注經濟。民主閗士們暢快了，也許中國最急需的經濟卻大幅放慢了，中國人可以踴躍成爲股民、成爲業主的日子也許會長期中斷？
民主當然很好也很需要，中國的民主化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但我相信窮了幾千年的中國人民對富裕的要求遠大于對民主的要求。而且中國今後的民主絕不會與西方完全一樣，適合一個特定民族的民主肯定要與這個民族過去的歷史與固有的文化相關。就像不同的文化會滋生出不同的宗教一樣。我們看西方先進國家很享受他們的耶穌教，可是這種耶穌教卻曾經幾乎導致中國被瓜分。我們不能否定文革後中共領導層的主流，就像當年甲午戰敗後大清的朝野主流一樣，都有改革的強烈願望。我們的改革是只服用“民主這唯一的靈丹妙藥”，徹底換一個想象中的新架構，還是在有強烈改革欲望的舊架構基礎上逐步實現呢？是分主次先後一個個解決還是非得要來個大翻個兒呢？今時今日康有爲式的觀點就不一定比孫文式的觀點差嘛。這是從宗教的一點歷史讓敝人感悟到的一個心得。（宋林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