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意义？/再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这样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意义？/再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众所周知，新中国在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被毛泽东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后来，又多次为社会主义正名，深刻而广泛的批判了假社会主义，即修正主义。也极其严厉的抨击过资本主义的罪恶，以此证明新中国才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以此，新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光辉榜样形象。

又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是大锅饭时代，以计划经济为主，邓小平开创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代。两个时代明显不同，但又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多少改观。共产党是依靠发动工农打下的天下，建国后，毛泽东先以计划经济的手段，剥夺了广大工人农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用以积累国家和党的财富。邓小平时代，继而又以市场经济的手段，抛弃了曾经为新中国做出过极大贡献的工人和农民，让他们下岗失业，失地失所，目的无非是为国家减轻负担，为市场创造廉价劳动力，党和国家减轻了负担，放活了经济，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依靠力量工人和农民却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生计温饱的煎熬。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始终说自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坚力量，是发展中的特色社会主义。且不用说特色，只就社会主义而言，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始终要以工人农民为代价，去换取社会的成长进步和富裕？又去以牺牲工人农民的利益去换取党和国家的财富？

对此，我想问一句，这样的社会主义对工人农民阶级又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七月初有两篇报道，一篇报道说英国有一个母亲带着11个孩子生活，她从来都没有工作过，却从来都享受着政府的救济金。最近政府专门为她和孩子们量身订造了一座豪宅，有十几个房间，三个洗手间，还有孩子们玩耍的庭院。相信这篇报道不是哗众取宠。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我想是的。请看4/7日刊载在广州日报上的这篇消息报道。

另有一篇报道，刊载在6/7日的南方周刊上，是不是很资本主义？不敢说是。但起码不是党宣传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这两篇报道在这里集聚，很无奈。是不是很心向往，又很心酸？我自然是，不知道党的干部是不是？仰或有愧或无愧？仰或有心或无心？总之是不是需要反身省悟一下？

呜呼，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却突然社会主义，当今的世界真的变得不能认识了。不知马克思在，当如何解释？又不知毛泽东或者邓小平在，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党能解答这个问题吗？

注/ 以下附件均来自有关报刊的公开报道

附一/

白住50万英镑豪宅英单身母亲被封“福利女王”(图)

京港台时间：2013/7/4 消息来源：广州日报

　　 希瑟·佛洛斯特一家所住的豪宅。

对于一个单身母亲来说，没有工作，没有任何收入，生活可能难以为继。而对于英国一位有着11个孩子的佛洛斯特而言，她却幸运很多，因为她和孩子们即将入住价值50万英镑的奢侈生态大宅，而房租完全由纳税人支付。正因为此，媒体将这位母亲封为“福利女王”。
政府建生态豪宅
这位名为希瑟·佛洛斯特的单身母亲，今年37岁，这辈子从未工作过。她未来的大房子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有6间卧室，足够一家12口人入住。而她现在和孩子们住的房子只有两个大房间，而这仅有的两个大房间也从原来的一个大房间分割开来的。她说，在她向政府抱怨自己现在所住的居住条件是“噩梦”后，政府为她“量身订制”，盖了这栋大房子。
据报道，佛洛斯特和孩子们将要入住的房屋位于乡下，风景如田园诗画一般。这个房屋被称为“生态大厦”，用来减少能量和水的消费，并且让自然光尽量地得到充分利用。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个梦想家园是按照严格的质量规范特别设计的。该房屋占地1850平方英尺，有3个洗手间，有一个大的开放式厨房，还有两个装有法式窗户的休息处。
邻居请愿反对入住
佛洛斯特还没搬到新家，新家周围的邻居就集体请愿，想让这一家远离他们所住的地区。请愿者之一，珊迪·艾尔斯告诉媒体，她很难想象11个孩子的家庭是多么的吵闹。还有一个邻居吉姆·米瑞森说：“这说明政府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是多么不公平。”当地政府的发言人还表示：“我们未来有一系列房屋发展计划，这些房产用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
这位11个孩子的母亲如今不能再孕，因为她患有子宫癌，每年治疗费用也要花去3万英镑。而英国人平均的年工资只有2.65万英镑。 [ 俺想说几句 ] [ 查看网友评论( 9 ) ]

附二/

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对不起，穷是一种罪”(组图)   京港台时间：2013/7/6 消息来源：南方周末

　　“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无声无息飘零，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他们和老舍、张国荣的死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几乎无人关注。”作家孙惠芬说。（CFP/图）
中国平均每年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中国农村。
自杀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34岁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老年人是中国两大自杀高峰人群之一。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老年人为空巢老人。中国农村孤独居住老人，已接近四成，很多“空巢老人” 缺乏精神慰藉，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孤独、失落、抑郁等情绪。
2013年7月1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施行，该法称：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的权利…… “老无所依”、“老无所养”从伦理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

　　“你们来采访农民自杀，不会对庄河不好吧？”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前，作家孙惠芬很是纠结。她怕自己接受采访，会给家乡大连庄河带来负面影响。
2009年末，同是庄河老乡的贾树华给她发出邀请时，她犹豫了两年，才决定和丈夫一起参与到贾树华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的评估与干预”调查中。
从2000年起至今的13年里，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带领团队，一直在她的家乡大连庄河农村，进行自杀死亡系列研究：“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渠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庄河是辽宁省大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约92万，在2011年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序为第44位。
“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庄河自杀者高达五百多例，但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一个个数字，让孙惠芬感到震惊。
“为什么选择庄河作为自杀研究基地？它是我的家乡，各方面关系都有，能够顺利开启自杀这个一直被视为禁区的研究计划。我们第一个研究测试，就是从我妹妹家的邻居开始的。”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3年5月，作家孙惠芬的小说《生死十日谈》在《当代》发表，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专门为这本书召开研讨会，“中国农民自杀死亡”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为了不给家乡抹黑，孙惠芬甚至在《生死十日谈》中都没有提及“庄河”的名字。但她没有料到，《生死十日谈》出版后，庄河市委宣传部向全体党员干部推荐了这本书，并希望基层政府能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因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如果没有开明的官员的理解，民政、妇联等组织的帮助，一线工作的妇联主任的支持，这些计划也不可能进行。”贾树华刚刚完成的项目，是她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她和她的团队，走访了庄河八个乡镇，现场调查采访254个自杀者家庭，试图找到“中国式自杀”对于农村丧亲遗族和家庭的影响及其干预策略来。

2013年5月23日至28日，南方周末记者和孙惠芬、贾树华及其调查团队，一起走访了自杀死亡研究地，探访了十多户自杀者家庭。

没法过了
自杀档案1：家庭矛盾

　　“我如果那天不骂她，她就不会喝药自杀。”赵明军坐在凌乱的大炕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赵明军的家在一个土坡旁，远离公路，也远离赵村。赵家是一排红瓦坡顶的房子，这里被四周的果园包围，黄土地上，绿色的果树生长茂盛，蜜蜂嗡嗡飞舞，远远看上去，充满诗情画意。这是赵明军为了结婚盖的瓦房。

　　一踏进赵明军的家门，是过道也是厨房，落满灰尘的灶台杂乱无章，一个硕大的铁锅里还有些剩饭，灶台边堆着高高低低的碗，两个剩菜碗里，是没吃完的鱼，招来了许多苍蝇，四处乱飞。

　　赵明军今年43岁，小学毕业，瘦高个，浓眉大眼，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脸色蜡黄，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他刚刚从午睡中醒来，衣服上都是污渍，身上一股酒味儿。7岁的女儿异常沉默和早熟，过道里是依靠着板凳的患软骨症的老母亲。

　　乔霞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2004年，21岁的乔霞嫁给36岁的赵明军。婚后不久，赵明军发现乔霞经常为小事发脾气，有时候还爱摔东西，大吵大闹。性格急躁的赵明军也来气了，往往就会对妻子大打出手。每次吵架，乔霞总说自己不想活了。

　　2009年6月的一天中午，赵明军回家吃饭，乔霞正在屋里做饭。他看见妻子没有洗鸡蛋，而是直接把从鸡窝拿来的沾着毛粪的鸡蛋放到锅里，和米饭一起煮，赵明军又骂了乔霞。两人争执到最后，赵明军打了妻子两巴掌。

　　吃完午饭，赵明军去睡午觉，一个小时后醒来，发现乔霞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意识，身旁放着百草枯的药瓶，满屋都是刺鼻的药味。

　　“我国女性自杀诱因以家庭、婚姻纠纷为主，比例超过50%，甚至可以达到80%。惠芬老师的解释是尊严的丧失。”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农村妇女素有遇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之说，这是传统的愚昧的解决问题方式方法和现象。现在中国人都不上吊了，喝农药更方便更经济更容易一些。各种农药太容易获得，家家茅房后面都有，村村小卖店有卖。”

　　“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在贾树华眼里，“百草枯”是农村自杀者的“第一杀手”，她此次调查的245例自杀案例里，喝“百草枯”的自杀者是最多的。

　　“我不该和妻子动手，脾气太暴躁。”赵明军一直活在内疚和后悔中。

　　妻子死后，赵明军每天4点就去地里干活，到了饭点还要赶回家给母亲和女儿做饭，因为忙不过来，家里的猪没人看管跑掉了。

　　在农村，自杀被认为是不光彩和晦气的事情。没人会选择嫁给他，甚至乡亲们没有必要都不会来他家，赵明军一家生活在孤独中，村里同龄的小孩也很少和女儿玩耍。

　　贾树华和当地的村干部曾想帮助这个家：“这个女儿已经有点自闭，我想把她带到大连，找个城里人家寄养，这样父亲也更容易找到老婆。”后来发现不行，女儿现在是这个家庭运转惟一的希望和动力，父亲和奶奶因为内疚，把自己的爱和希望都给了这个孩子，如果她离开了，这个家也就散了。

　　如今赵明军算是接受了妻子的离去；多年躺在床上的老母亲，靠着板凳也能够行动了，偶尔还能够帮孙女做点饭，或者去门前的地里摘洗点菜。7岁的女儿也快要上小学了。

　　她拿出了自己的拼音本，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一笔一画的铅笔字。里面不小心掉下一张照片，那是她妈妈的证件照，照片上，她妈妈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发黄的照片上满是女儿的手印。

　　求死自杀

　　档案2：老无所依

　　2007年8月5日下午5点，在离村庄不远的山上，85岁的张元峰在自己腹部割了两刀，第一刀没有割开，就割了第二刀。

　　“当时肠子都出来了，他在地上疼得直翻滚。”发现他的村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们跑回村，找来他的儿女，把他送回家中，请来乡村医生诊治，村医认为伤口太大，已经无法缝合伤口。他的7个儿女，不肯出钱往城里大医院送，放弃了抢救。第二天早晨，张元峰因流血过多致死。

　　张元峰有4个儿子和3个女儿。很多年里，他一直和四儿子一起居住。张元峰性格开朗，十分勤劳，除了有风湿病，身体基本健康，还经常上山下地劳动，家务活也都是自己干。

　　57岁的四儿子把父亲的死归于老年痴呆症和精神错乱，理由是自杀前两周，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不仅经常忘事，有时连家人都不记得了，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回家，夜间睡觉时还经常出现震颤症状。

　　当地村民背地里说，张元峰虽然有7个子女，但活得并不幸福，其他儿女平时基本不管老人，和他住在一起的四儿子长期酗酒，脾气暴躁，儿媳也不孝顺。对父亲的自杀，四儿子不愿多谈，他觉得父亲自杀让儿女们蒙羞；另一个儿子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感到羞耻”，父亲这样离开，不免村里人在背后说他们不孝。

　　“中国已经成了老龄型社会，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的老年人为空巢老人。农村还有570多万，是‘无子女、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贾树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老无所依、子女虐待老人已成为农村普遍现象，不给老人饭吃，给老人馊饭吃，逼迫高龄老人下地干农活等虐待行为屡见不鲜。“但这个85岁的老人生养了7个健康儿女，最后剖腹自杀，没有当场死亡，儿女放弃治疗，不送到医院缝合和抢救，还是比较极端的。”

　　和张元峰不同，80岁的黄吉胜自杀是不愿意再拖累侄儿。

　　黄吉胜小时候患有眼疾，视力微弱。26岁时，黄吉胜的妻子难产，最后妻子和孩子都没保住。他大受刺激，从此眼睛失明，需要别人帮助和照顾才能维持日常生活。

　　因为怕拖累别人，黄吉胜一辈子未再娶。黄吉胜的大哥不放心弟弟一个人过，把他接到家中一同生活，一照顾就是五十多年。

　　2006年，黄吉胜的大哥胃癌去世，侄儿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照顾黄吉胜。

　　“我叔叔眼睛不好，但为人很好，善解人意，很明事理，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我和叔叔感情很好，生活中遇到事情，不和父亲商量，却会和叔叔商量。”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虽然经济状况一般，但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开心。2010年6月，黄吉胜大嫂突发脑血栓，全身瘫痪，家里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我母亲瘫痪以后，叔叔就有些反常，以前很喜欢听广播，后来也不听了，经常和我说不想活了。他说了很多次，我只是安慰下他，没当回事。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如果我当时多开导叔叔，他也许就不会自杀。”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12月25日，黄吉胜在侄子和侄媳都出门后，在家里窗台下上吊自杀。

　　黄吉胜到死也不知道，针对他这样的孤寡老人，年满60岁、丧失劳动能力，可以去政府的敬老院生活。

　　53岁的李春菊选择自杀，是因为爱，她不愿意再拖累丈夫孙德勇了。

　　2009年2月25日，刚刚过完春节，孙德勇去大连打工，8天后，李春菊在家，偷偷服“三步倒（老鼠药）”自杀。在遗书中，她叮嘱丈夫；“你要再找个伴，但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康的妻子。”

　　李春菊和孙德勇育有一儿一女。生女儿时，因为难产，大出血，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32年来严重失眠。为了给她治病，孙德勇带妻子去了很多医院看病，前前后后，倾家荡产，还欠下了大约7万元债务，最终还是没能治好。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08年末。这年年底孙德勇打工回家，工钱却没有拿到，一家子只能过了一个拮据的春节，这令好面子的李春菊备受打击。2009年正月十六，她对丈夫说，不想活了，拖累了丈夫一辈子，病也治不好，活也干不了。

　　孙德勇在家陪了妻子一周，为了生活还是得外出打工。临行前李春菊还劝慰丈夫说，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让孙德勇放心去干活。

　　李春菊的自杀，对孙德勇打击巨大。以前他很爱凑热闹，妻子去世之后，他不再去人多的地方，没事就自己一个人抽烟，每天晚上他也开始失眠，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我经常想起妻子，觉得对不起她，跟我辛苦了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我不应该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如果我不去打工，她就不会死。”孙德勇这么多年一直陷入在深深的自责中。

　　直到2010年，孙德勇的女儿去日本打工，才把当年看病的7万多元债务全部还清，这让孙德勇稍稍感到了一丝欣慰。

　　“中国自杀死亡，与社会转型变化有关，伦理道德水准下降有关。老无所养，农民外出打工，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影响巨大，很多农民自杀死亡都与这些社会变化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杀其实更多的是社会问题。”贾树华说。

　　 乔霞自杀后，村里人觉得晦气，基本上和赵家断了来往。同龄小孩也很少和女儿玩。女儿现在7岁了，她异常地沉默和早熟。沉默了很久，小女孩拿出自己的拼音本，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一笔一画的铅笔字，里面夹着一张妈妈生前的证件照，照片上满是女儿的手印。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图）

　　对不起

　　自杀档案3：残酷青春

　　江梅是在男友家中院子喝百草枯自杀的，死亡时22岁。

　　江梅乖巧又任性，父母很宠爱她。2008年7月31日，男友打电话，让江梅去他的家住几天。8月4日上午10点，江梅和男友闹了点矛盾，一怒之下，顺手拿起窗台上的百草枯，一口气喝下。男友赶紧把江梅送去了镇医院，后又转去了县医院。

　　看着悲痛欲绝的父母，江梅十分后悔。看到哭泣的男友，江梅意识到男友是爱她的。但百草枯毒性大，医生也无能为力。知道自己没救了，她在床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响头，说：“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对不起男友。”

　　江梅停止了呼吸，“走的时候没闭上眼睛。”江梅母亲贾雪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江梅死后，贾雪玲的心脏病明显加重，容易晕症，脑供血不足，头痛严重，每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记忆力明显减退，经常丢三落四；脾气也变得容易激怒。丈夫也身患脑梗，一直在养病。如今，19岁在外打工的儿子，是这个家的惟一希望。

　　贾雪玲一直在后悔，后悔当初同意女儿去男友家，后悔女儿小时候喜欢吃粘米糕，曾有一次问她要1块钱买，贾雪玲心疼钱，没有同意。她不敢让自己空下来，因为这样会想起女儿。

　　女儿自杀后，贾雪玲打了男孩一巴掌。但她现在已经不恨那个男孩了，“男孩是真心喜欢梅梅的”。男孩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才下床，因为这件事，远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

　　王丽丽死时只有16岁。她是家里的小女儿，从小被家人宠爱，脾气说一不二。

　　2008年3月5日，马上要参加中考时，王丽丽因为成绩排名被分到了差班，老师建议她不要读高中，去读幼师学校。王丽丽放学回家后，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王丽丽没去上学，在家躺了一整天，傍晚时她出门去，半个小时后回来进了里屋，用被子蒙着头躺在床上。当母亲进屋喊女儿起床吃饭时，才发现女儿已经喝了“乐果（农药）”自杀。

　　母亲至今仍把女儿的死归结于自己，对着南方周末记者声泪俱下，她觉得如果自己当天去和女儿，或者和老师谈谈，做点什么，女儿就不会自杀了。

　　父亲从此不再外出打工，他怨恨的是学校：“初中老师介绍王丽丽读幼师是为了拿回扣，而不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为学生着想。如果老师不劝女儿去读幼师，而是鼓励她考高中，女儿就不会自杀，家里的一切不幸就可以避免。”王丽丽自杀后，学校把本要推荐去幼师学校和其他职高的初三学生，都叫回来继续读书，这没有让当父亲的宽慰，反而加深了他对学校的不满和怨恨。

　　穷是一种罪

　　自杀档案4：中年危机

　　侯世勇先是服用了70片安眠药后，又喝了农药自杀的，死亡时45岁。

　　他死于2008年7月22日，自杀当天，他在家吃完饭，把剩饭放在锅台上，忘记把饭盖起来。夏天蚊蝇较多，妻子回家后，发现暴露在外的饭菜没法吃，对侯世勇破口大骂。当时他就拿起家中的农药准备喝，被一个邻居阻止，后来趁着乡亲去地里干活，第二次自杀。

　　在大哥侯世才看来，弟弟是被弟媳逼死的。

　　侯世勇原来是一名技工，收入高，有养老保险。2006年，侯世勇患上了脑血栓，经过两年治疗，病情好转，但记忆力和运动机能受损，不能在工厂继续工作，只好回家种水稻养家。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几户家庭，都有巨大的庭院，宽大的房子。红砖瓦房，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话、热水器、卫星接收器、摩托车，一应齐全。年龄更年轻的家庭，还有电脑、宽带、上网的智能手机。

　　经济收入落差让妻子心里不平衡，二哥侯世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弟媳经常对丈夫恶言相对，包括“你不能赚钱不如死了算了”、“你怎么不喝农药自杀”之类的话。在一次吵架中，弟媳用菜刀砍了弟弟后背一刀，后来侯世勇去医院缝了7针。

　　侯世金和南方周末记者谈了一个多小时，没有露出过一丝笑容，不停抽烟，看得出来他的压抑。

　　“我对弟弟的自杀行为刚开始很生气，现在反而能够理解他，患有脑血栓，夫妻关系不和，生活不幸福的人，自杀也是一条出路。”最让大哥生气的是，弟媳在弟弟去世后不久就改嫁了。

　　南方周末记者和侯世才聊天的时候，妻子一直在旁边提醒他不要多说，夫妻两人充满了戒备。

　　郑永红的小院远处有条小河，河边有几棵杨树，树上有几个鸟巢，她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郑永红和丈夫育有一个儿子，两人感情不错，经常一起在院里种地干活。2001年，为了供孩子读书，郑永红的丈夫外出打工赚钱，逢年过节才回家。后来，丈夫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年只回家一次。

　　郑永红发现丈夫有了外遇，还又有了一个孩子，最让郑永红难以接受的是，丈夫回家把性病传染给了郑永红。她患上了抑郁症，两年内曾四次自杀未遂，两次在亲戚家时企图触电，服毒一次、投井一次，都被亲人及时救下。

　　丈夫多次提出离婚。郑永红一直期盼丈夫能回心转意，拖了两年，被迫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离婚后，郑永红情绪低沉，觉得丢人，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整天沉迷于网络的儿子不理她；父亲终日与酒为伴。

　　2008年1月19日，郑永红在村里小河边的杨树上上吊自杀，死时44岁。丧事是弟弟和儿子借钱操办的。

　　郑永红的母亲高月凤现在和丈夫、二儿子生活在一起，丈夫有三十多年的酗酒史，南方周末记者到他们家时，能闻到浓郁的酒味。面对神智不清的丈夫，高月凤毫不掩饰她的烦躁，和南方周末记者聊天时，提起丈夫的行为她也会暴跳如雷，转身斥骂这个男人。

　　高月凤30岁时成了当地的“大仙”，靠算命和驱邪来维持生计。她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算命生涯，她给别人算了半辈子“命”，却没有算出女儿的“命”。“跳大神”的行头搁置在房间角落里，满是灰尘，自从女儿去世后，高月凤再没有给人算命。

　　白玉强自杀，是因为给儿子贷款买房。

　　白玉强和妻子感情不好，婚后一直吵架，儿子的出生暂时挽救了这个家庭。平时他在家种地，农闲时去街上摆水果摊。

　　儿子长大后进城工作，找了一个城里的对象，为了结婚，要在城里买了一套价值80多万元的楼房。白玉强东拼西凑，借了9万元付了首付。扑面而来的是每个月的还款，妻子又开始发脾气，怪白玉强没能力，赚钱太少。吵架不断升级，白玉强患上了抑郁症。

　　2010年初，白玉强的母亲因病去世，这个打击让白玉强早难以承受。“儿子当时对我说，自己不想活了，要是他不在了，就请我去女儿家养老。”84岁的父亲白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4月16日早上，白玉强的妻子回娘家办事，白成很早上山干活，9点钟左右，白成回家发现儿子在暖气管上上吊自杀，死亡时52岁。

　　儿子死后，儿媳妇马上搬到了城里儿子家。高大的房屋里，只剩下白成一个人，屋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凌乱的杂物随处可见，无人清洗的脏衣服堆放在床边。老人听力很弱，对有些问题很难理解，南方周末记者的访问进行得并不顺利。提起儿子的去世，老人几度哽咽，却始终没有掉下眼泪，只是当说到自己生活遇到的困难时，他用手抹了抹眼泪。屋外的一角，是邻居送来的土豆和地瓜。

　　“坦率地讲，今天的农村，绝大部分家庭都脱贫了，如果人勤快点，搞点大棚种植，家畜养殖，其实也能过得不错，加上农闲再出门打工卖力气，再差每月也能够挣个五千，如果能够吃苦耐劳，挣到八千一万也有可能。”孙惠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贾树华和她的调查团队感叹的是，他们进入农村太晚了：“中国自杀死亡和国外很不一样，国外的自杀者往往是不想活了，他们对死亡往往是主动的；中国大部分自杀者都不想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自杀往往是被动的，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中国农民要面对很多难以抗拒的社会问题，土地流转、房屋拆迁、移民、夫妻感情……一旦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他们往往会以自杀和压抑来抗争。”

　　作为庄河人，贾树华觉得自己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勇敢地把老家的小妹妹和妹夫，教育成最幸福自在的农民，“他们现在十分得意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幸福度远比我们在城里的兄弟姐妹高，几乎没有污染和食品安全的问题和压力，过着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你十二点还没睡；我吃的青菜不放化肥，那些放化肥农药都给你们城市人吃了的田园生活。”

附/ 倍可亲网友新鲜人对此的论述与解读〉

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到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国际联系。恩格斯为了击败可能派夺取新国际组织领导权的企图，做了大量工作，促使德、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即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参加，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瓦扬、拉法格等2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巴黎大会主要讨论国际劳工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任务，通过了关于每年庆祝五一劳动节等决议。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

当代北欧主要是就是坚持第二国际的路线。“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通过议会合法斗争执政；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高福利，真正践行“共同富裕”，实现“从摇篮到坟墓”了社会福利计划。

　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第二国际的主要成员--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明确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新主张和改革，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取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多元化民主化的改革，得到民众支持再次上台执政。目前东欧各国基本上都由社会党执政。

所以，北欧及英国（工党）等都是按照恩格斯建立的第二国际要求，实行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他们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附件/今天又有一个新消息,请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