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专家组到厂“诊断”

日本专家组到厂“诊断”

诊断这个词用在这儿，不是我的发明，是当年的国家经委（？）发文里的词语。那是1980年代初，中日关系密切的年代。上级机关在全国的中小型企业里挑出十个，接着是请日本通商产业省派出相关的代表团到这些企业里来调查及研究，然后提出改进建议。被称作对企业的“诊断”。

我所在的工厂，其时已是近两千员工了，可归纳于电子工业类。怎末给挑中的，我不知道，因为那是厂长及书记们的事情。到了接待日方代表时，我就成为接待组的成员啦。于是，全程参加了接待及调查等相关事宜。

日本专家组有七个人，来自一个有名的电子企业，带队的团长是该会社的生产部长H先生，当时是四五十岁，其他的，有一个通商产业省里的一个职员，其他的均是来自那个电子会社的干部，正当年的青年。我们接待方，在礼仪上是以董事长名义（党委书记）作接待组组长，厂长，负责生产，销售，技术的几个副厂长任副组长，组员是一些科长。其实，真正从头到尾陪同日本专家组的是技术副厂长L，我（技术科科长），ZH先生（质量检验科科长），G先生（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TQC）等几个人，其他科长只是到了相关问题时出面就行。

整个过程有半个月。日本专家组，要看，全厂十几个车间，材料库，部件库，成品库及检测和实验室等是重点。相关的技术文件，要看，并作重点审查，所以技术科是重中之重。

H先生，经验丰富，老练，细致，认真。经常和我对话，实际上就是一种现场考核。技术科内的工作人员，大都也被问了有关的与业务相关的问题。特别是要汇报技术上出现问题后的处理过程。质量科的相关人员及TQC的有关人员，也是被重点询问的对象。其实，这个调查面，到了车间就更大，甚至涉及到操作的工人。

好在，我所在的工厂在1978年后，各方面的情况是较好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员工们的主体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向上前行的劲头。大家相信只要好好干，一切会好起来。关于技术队伍，我们这些毕业于大学而且有了十几年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干部掌握了技术部门的大权，在团结队伍，发挥员工积极性上较上一代有更多的办法，特别是有现代科学思想指导，有赶超世界技术水平的实践，有团队工作意识，队伍里的大专中学生及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们，大都工作积极向上。特别积极有意义的是，工厂里的几个技术部门的部门领导们相互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基础上的讨论和合作的好作风，一改这种类型工厂的技术人员过去特有的内耗性质的不好风气。

可是，那种轻视科技的惯性还在。其实，厂级领导们里一直有一种论调，是说，工厂的发展为技术的落后所制约，技术人员的水平低啊。他们盼着日本专家组的“诊断”能得出他们所想象的结论。

H先生，似乎对我特别关照，有一次，到我办公室，说希望能看看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桌，甚至我的工作笔记本。对我来说，这些均没问题，看就看吧，我那个小小的办公室，是技术科的最重要文件的收藏室，其实是我在那儿放张桌子而已。我厂有个资料室，订有一些专业杂志，比如美国的及日本的，我是那些杂志的忠实读者，所以要是和H先生聊专业行情的话，不会冷场啊。啊，我不懂日语的啊，全靠上级公司派来的一个中方的译员啊，因为他的才干，H先生和我们的交流非常顺畅啊。

时间过的快，很快到了日方回到宾馆撰写他们的诊断报告的时候了。最后的报告里的要点是什么呢？日方向我厂厂级领导作了报告。我们这些组员级别的没有参加。后来，那位翻译在一些日子以后，托人向我们当时接待时的几位主要技术人员带话，说，日方对技术人员们的表现是满意的，认为工厂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管理上的问题，认为有关的管理人员的水平低的惊人。如果真的要在技术上找毛病的话，工装及检测器具上的差距较为明显。对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的表现，满意，说这些员工在日本的话，也是一流的员工。当然，据说报告是很全面的，大概是超出了厂级领导们的猜测，所以就不向我们传达了。嘿，就这末回事，我个人也不感到多奇怪。

哈，日方专家的评价，我不是很意外。日方诊断工作的结尾的一天，在所有工作完成后，专家组要回北京前的一个晚餐上的闲聊里，有两段不经意的对话，我还记得。那个专家组里，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青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到日本工作呢？我（那时哪会有这个想法？！）我说，家小均在这儿，再说到哪儿工作，要听领导安排的呢。另外一个对话是H先生谈论到我所在的技术科里员工的表现，说，技术员们对自己的工作岗位有一种热爱和自豪感，他深有所触动。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80年代）我们那种众人一心，向上的日子已成为美好的回忆。我当年的同事们已经老了，已经散去各方了，但愿他们还能记得那些日子啊。

啊，这篇文章着重在忠实记事，不涉及中日之间的大事上的纷争啊，也许当代有些年青人难于理解当代中国曾经发生过文章中所述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