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共的产生及发展（七）

邓共的第一次定性，发生在1978年12月至1981年6月，其中经历了三个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推翻华国锋的毛共阶级斗争路线，建立邓共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抛弃了毛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路线，并打碎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枷锁，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将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邓共专制政党，宣布中国开始走改革开放道路。

1976年10月6日，毛共宠臣派华国锋汪东兴等联合老革命叶剑英李先念，突然发动宫廷政变成功，逮捕了毛共嫡系江青张春桥等人。政变次日，华国锋被宣布当选党主席军委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总理，成为了党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集党政军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为了巩固窃取的个人权力，华国锋抛出『两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企图凭借毛泽东的威信，保住他自己的既有权力。

1977年，邓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证下和部分老革命支持下复出。邓小平复出后，企图以“平反冤假错案”的名义解放被毛泽东打倒的老革命。但由于受到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等以『两个凡是』反对而受阻。

1978年5月10日，在邓小平授意胡耀邦亲自审定下，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捉刀，经过多人修改，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1日，《光明日报》转载。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数日之内，该文传遍全国。

《实践》一文共七千余字，主张只能依靠社会实践检验真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恩列斯毛诸位革命导师都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篇文章，表面上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主张的『两个凡是』理论进行的抨击，实际上，是邓小平为首的邓共前身毛共内走资派，针对毛共党主席华国锋等发动篡党夺权的总攻开始。

《实践》一文在全国各地产生巨大影响，全国展开一系列讨论，长期受到毛共蒙蔽和愚弄的民众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并导致『两个凡是』开始被人们怀疑攻击。现在看来，邓共的《实践》文无疑是对民众的又一次蒙蔽和愚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所谓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动摇了毛共领袖华国锋的统治理论基础。随着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被迫作检查，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算党夺权成功，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事件，有必要对邓共的假开明假解放思想作进一步揭露。

如果今天我们问邓共胡温政府：敢不敢再来一次如1978年一样允许全国民众进行自由的、不被喝茶的、免于逮捕的、不被屏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绝对不敢。别说胡温不敢，就是邓小平再世，他也不敢。我们只有回顾一下，当全国民众希望开展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无的讨论时，邓小平的回答是强力封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阵『两个凡是』，邓小平当然会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对于“两个凡是”的提法，是正确的，是进步的。但邓小平的赢，不是赢在正义、公平和真理上，而是赢在人多势众，赢在枪杆子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倘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与邓小平胡耀邦等公开辩论，毛共嫡系江青张春桥等赢面较大。因为老百姓对毛共灌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已经深入骨髓里了。即便是今天，暂且不提民主思想，只是毛共共产主义思想与邓共权贵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相比较，绝大多数被邓共权力经济害惨了的贫困民众，还是会选择毛共的社会主义均贫社会制度。

但是，就当时而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给从“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的民众，开启了一道自由、民主、开放的大门。全国出现了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言论自由，深刻反思的政治清新局面。

第二个转折发生在1979年3月30日。这次转折是向左转，具体内容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代表邓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将中国共产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2年《宪法》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

邓小平在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取缔了民众表达自己思想和诉求的“西单民主墙”。3月29日，抓捕了魏京生、傅月华等人，取缔了从反对“四人帮”而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和刊物，镇压了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也扼杀了从“四五”运动、“四人帮”垮台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产生的自由、民主的萌芽。

10月下旬，邓小平提出三项动议，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做出决定：一，修改党章，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总纲；二，修改宪法，取消公民的“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三，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用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全党和全国人 民的思想。三箭齐发，异曲同工，都是为深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第三个转折发生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这次转折除了否定文革外，另一个标志是，邓小平个人走向独断专横。具体内容是：邓共通过『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邓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决定，同意华国锋辞职，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至此，毛共份子完全退出中国政治权力中心。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中共建国后的历史具体分成四个阶段：

1，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期间国家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基本正确的；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5），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过严重挫折；

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4，历史的伟大转折（1977-1981），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决议》重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将其定性为“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