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的神话：能源说客们如何蒙蔽了我们（二）（ZT）

第一个神话：

核能是安全的

2006 年夏天的这个中午，在瑞典东海岸发生的一切，让人们重新记起曾给民用核能留下数十载噩梦的那两次事故：1979年3 月美国哈里斯堡核电站事故和1986 年4 月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不可理解的设计缺失，安装错误的重要部件，不负责任的维护手段，特别是对高灵敏技术近乎幼稚的信任——这一切对我们都不陌生：不仅仅是哈里斯堡和切尔诺贝利，还有英格兰的塞拉菲尔德核燃料再处理工厂、日本的文殊增殖反应堆、日本的东海村核燃料再处理厂、匈牙利保可什的一个核电站乏燃料储存池，以及德国易北河上的布隆斯比特（Brunsbüttel）和克吕梅尔（Krümmel）核电站。只要有人工作

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会有错误发生。我们可以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并不是每次在事后被归类为“无法解释”的错误链都会导致像1986 年发生在乌克兰及其周边国家那样的灾难。比如，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以北100 公里，福什马克1 区核能发电站，它仅仅造成22分钟的恐慌，但是，人们对于反应堆操作人员临场应对能力以及瓦滕福（Vattenfall）公司的可靠性都产生了严重怀疑。自那时起，欧洲北部国家的国有核能企业集团在其他方面也遭受一些难以摆脱的质疑，比如德国的布隆斯比特和克吕梅尔。

自此，福什马克成为了自切尔诺贝利灾难以来欧洲核反应堆“最严重事故”的代名词。国内外专家尝试回现那一天事故发生的全过程时，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情况可能会更糟糕，并且这种更糟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被遗忘的风险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核能倡导者明显乐于看到围绕核能所进行的“非意识形态化”争论。由于受气候变化和石化能源日益短缺的影响，这些核能倡导者的态度已经演变为“更加镇静，更加理性”。除非大选迫在眉睫，否则核能电力生产的支持者很乐于见到这种紧张局势的缓和。几十年来，围绕核能的政治性与社会性，舆论的争论焦点已经从核能最基本的安全问题转移到了其对经济、气候保护、资源保护及能源供应保障等问题上来。在公众看来，核能电力从使用角度上讲只是众多电力技术之一，与选择天然气电厂还是煤炭电厂一样，毫无差异。

因此，核裂变技术日益融入到经济学家所界定的由经济活力、能源供应保障和环境影响组成的政治能源三角争论之中。事实上，避免事故的发生和相关的保障措施不是核能发展的目标，因而核能的支持者也很少关注。相反，他们对目前的状况感到相当满意。尽管质疑声如潮来袭，但核能的支持者在掩饰核能技术引发灾难的未知性方面却做得越来越成功，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转移公众对核能最根本的安全问题的注意力。这种“进步”并非巧合，而是主要核能国家运营商和制造商多年以来锲而不舍、刻意追求的战略成果。

虽然一次成功的视线转移行为可以暂时缓和公众质疑，但巨大灾难的发生概率却丝毫不能减少公众对核能安全的质疑，因为这种质疑是非常必要的。核事故灾难所引发的最终危害（比如：事故超过了安全系统的最大预期程度）以及无法完全排除核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的事实，始终是引发围绕核能的根本争论的主因。总的来说，反对核能利用的争论，是建立于核能客观存在的危险性之上的。这种危险性的轻重，也是核能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是否被公众接受的依据。自从哈里斯堡事故，以及更严重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核能产业希望通过核反应堆“零事故”的事故防范保障承诺，赢回公众对此技术的信任与支持。早在三十年前，核电站的建造者就做出过类似的承诺，他们声称“核电站有其固有的安全性”。由于使用了一种所谓的“被动安全系统”，根本不用担心系统崩溃导致核反应堆核心熔毁或者类似的严重事故发生，美国人将这种反应堆称为是未来的“步行距离反应堆”。当时，一位美国核反应堆建造商的首席经理慷慨陈词道：“即使情况再糟，你仍然可以回家、吃午饭、打个盹，然后再回来，无须丝毫的恐慌和担忧”（Miller，1991）。这种自夸持续至今，一直未变，仍然是一张写给未来的空头支票。早在1986 年，技术历史学家约阿希姆·哈德考(Joachim Radkau)就质疑这种“零事故”反应堆只是在危机时期信口开河、无理炒作的一个白日梦而已，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现实（Radkau，1986）。但这也是这种炒作何以能延续至今的原因。

与此同时，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10个核能生产国对“第四代”核能反应堆采取中立的态度。在遥远的未来，“第四代”核能反应堆将会取代现有的或者正在筹建中的核能反应堆。下一代反应堆还在兴建阶段，虽然配备有新型的安全系统，但是不再像之前那样宣称自身“绝对的安全”。而且，这些核反应堆会更经济实惠，更难被军事滥用，因此，较易为大众所接受。第一个这样的反应堆预期可以在2030 年左右开始供应能源。这只是官方说法。私下里，即使是高调的核能支持者，例如法国能源供应商Électricité（EDF）前主席弗朗索瓦·罗塞里（FrançoisRoussely），也没有指望下一代核电站可以在2040 年或2045 年之前开始进行商业运营（Schneider ，2004 年）。

由于第四代核能反应堆也无法做出“绝对安全”的承诺，核能工业也悄悄的掩藏了过去所做出的保证。但是，核反应堆日常运作的相对安全是必须要保证的。具体而言，“安全核能”不过是政治新闻领域里的非专业人士们所津津乐道的：“我们的反应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除此也再无其他。这种论调在德国尤其流行，尽管从来没有任何经得起长期验证的证据能够支持这种说法。而且，那些基于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的知识和技术进行设计、在60 年代和70 年代开始建造的核电站能够满足今天的安全级别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法国、瑞典、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核能支持者也对他们的核反应堆做出同样的表态，只要没人站出来表示质疑，这些核能支持者们就会继续这样标榜下去。事实也是如此，所有国家的核集团都认为他们的核电站达到了国际标准，至少他们在公开场合都是这样对外宣称的。由于过去15 年或20 年来军备制造技术的发展，甚至在东欧，越来越多的言论认为苏联建造的反应堆达到了西方的安全标准，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实现了超越。顺便说一下，涉及核能的措辞使用，无需在官方达成共识，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几乎都是一致的——“毫无担心的必要”。

其实，在很多国家对核电站的关注已经淡化，尤其是对其新一代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像哈里斯堡或切尔诺贝利事故已经不再算是一个重要事件。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在核问题面前保持一种绝对放心的态度，人类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险些发生的灾难性事故，如瑞典的福什马克事故，在公众热议数周后，就只剩专家在事后进行讨论了。这对于国际核能安全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德国反应堆的安全水平相对较高，即使这些反应堆是由核能支持者建造实现的，但其安全水平较高的原因仍要归功于前西德反核能运动的力度——高度敏感的民众对核能发电站安全性提出质疑，并且要求对其进行持续性的监测。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正是这些尖锐问题以及大批“批判性的专家型公众”的存在，才促使这些核电站成为了有史以来故障与事故防预措施最齐备的核电生产企业。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发挥着这样的作用。遗憾的是，反过来恐怕也是成立的：当公众注意力减弱，或者在集权体制下公众呼声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核能的安全性也就会相应的下降。

切尔诺贝利和哈里斯堡灾难发生后，那些想继续使用核能的人们，如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德国自由民主党（FDP)1,最终也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想让核能一直这样使用下去，直到某一次事故的发生彻底推翻使用核能的可能性。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2006 年7 月25 日在瑞典福什马克出现故障的交流转换器是四个而非两个，被认为拥有最高技术的国家——瑞典已经是沦为灾难现场，那么在欧洲或美国就将不会再有人谈论什么“核能的复兴”，以及延长老化反应堆的使用寿命这样的话题了。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不仅仅北欧和西欧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要深受其苦，拥有130 个核反应堆的欧洲大陆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物质和精神社会的重建，同时也要面对由此导致的经济崩溃。而这样的经济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目前金融和银行的危机。对所有核能在其电力供应中占重要比例的国家，将不得不面对一定规模的电力短缺，虽然迄今为止停电的规模在欧盟的绝大多数国家还无法预知，但这种状况极有可能会持续数十年。同时，许多化石燃料发电站不得不昼夜不息地运作，以缓解由于公众的极度担忧而关闭核电站所导致的电力短缺，这样又会增加环境污染的压力。好在这一情景没有在福什马克发生，感谢上帝！

警惕日常运行中潜在的问题

无可否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得益于一般科技的发展，核能技术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自世界上大多数商业运行核反应堆建成以来，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这使得核电站的控制和检测更加透明，核电站的日常运行也更加可靠。那些今天仍在运行的老式核反应堆，当它们在筹划设计阶段时，计算机还只能使用打孔卡来保存和处理数据。现代操作系统正在或已经安装在许多老化的反应堆内。对核反应堆常规日常操作的物理原理和其他复杂过程的贴切理解，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和实验来实现对核反应堆故障的研究，这些都标志着更高的核反应堆安全水平。今天，反应堆运营商可以利用计算机模拟预演发生事故时所有复杂的情景，这些在20 年或者30 年前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在当时核事故的情景也是完全未知的。安全技术人员还可以利用先验概率分析和更精确的测试控制系统来提高核反应堆的安全性。目前，即使是在旧反应堆上，也正在逐步配备这些系统。反应堆运营商还声称已经从哈里斯堡、切尔诺贝利以及发生在日本的严重事故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他们认为，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现在已经在整理事故信息并确保相关的数据能够迅速传递到协会成员手中。到2010 年，世界各地的反应堆运营商将能获得大概13 年的反应堆运作经验。

但是，这绝不是对一个核电站运行“新安全性”的保证。1986 年以来没有发生过核反应堆堆芯熔毁事故，并不意味着未来就不会发生。福什马克只是最近一次最响亮的警告；随后，在德国布隆斯比特和克吕梅尔的反应堆事故再次发出了警告，结果是这些反应堆在数年之内完全中断了电力供应。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三的反应堆和发生灾难时的切尔诺贝利反应堆相同。从概率的角度来说，今天或者100 年内都可能会有严重的事故发生。因此，13年的反应堆经营经验并不能改变这种概率事件的发生。1978 年，当核能源工业面对首次发生于哈里斯堡商业反应堆的核心熔毁事故时，反核抗议者在德国散发传单，对核技术人员关于核安全浮夸的承诺嗤之以鼻：“百年一遇的概率——现在才过去多久啊！”

对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延长反应堆预期使用寿命的举措，核电站运营管理人员认为“单单从安全性能方面考虑，这完全是合理的”（2005 年8 月12 日，法兰克福评论报）。沃尔特（WalterHohlefelder），作为德国原子能论坛议会游说团体主席及核能运营商意昂集团的前主席，严肃地宣称，延长反应堆使用寿命的战略是“使电力供应更加安全”（柏林日报， 2005 年8 月9 日）。关于这种论调最令人震惊的是，公共部门不再对这些观点进行质疑和挑战，尤其是那些支持核能的政客。因为这的确是个很大胆的主张：核电厂与汽车和飞机相反——它越陈旧，安全系数反而越高。多么可哀，这种主张不仅无视常识，而且也违背了物理定律。

全球核反应堆正在集体“老化”。其实，在这个简单的非专业术语里面包含着很多内容——材料技术和冶金学——它不仅涵盖了单纯的损耗，同时也包括极其复杂的金属零件内部和外表的变化。这种核结构微观领域的衰退过程通过安全监测系统很难及时精准的探测到，也很难预测由此导致的后果，尤其是在高温、高压、高腐蚀环境中，以及在核裂变的中子持续轰击部件结构的情况下。最近几十年，腐蚀、辐射损伤、以及核心部件焊接点表面，甚至内部的疲劳皲裂等事故不断发生。通过监测系统，或电站检修期间的常规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这些问题，通常都是可以避免各种重大事故的发生。然而，严重的损坏能否每次都会被及时发现，也只能碰运气。

在很多国家，由于能源市场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力度的副作用，导致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对每一个在核电站反应堆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更加严格的“成本意识”——其直接后果是：裁员，削减定期安全检查的次数，更短的时间期限，以及由此造成的在检查和更换燃料时更大的时间压力。很明显，所有这些都不会提高核反应堆的安全性。

初步结论：世界上核电站在2007 年的平均使用寿命为24 年，如果反应堆运营商们成功的实现了核电站使用寿命延长至40 岁、60 年甚至是80 年，那么这一平均寿命可能会在未来被无限延长。发生严重事故的风险也会因此而大大增加。即使是所谓的第三代新反应堆的建设，也不会对减小风险起太大的作用。因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新型反应堆仍然只会占世界核电站整体中的一小部分。此外，这些反应堆发生严重事故的风险也不能被低估。例如欧洲压水反应堆（EPR），自20 世纪80年代末就已开始筹划，直到2005 年，才在芬兰开始样机建设。即便如此，在评论家来看，它无非仍是对法国和德国目前所使用的加压反应堆进行部分改良的结果。其思路是，核反应堆堆芯熔解的后果可以由一套复杂的捕获融化的反应堆堆芯的系统——堆芯捕手——所控制。除去其它方面的影响不计，这种设计思路将大大增加整个核电站的运营成本。因此，在开发阶段，反应堆的效率必须被设计的足够高，才能使这种反应推控制技术无论是核能技术本身还是核能技术利用方面都具有经济竞争力。

即使在核反应堆运营商内部，关于增长操作经验、延长反应堆使用寿命是否能够减少严重事故的发生这一观点，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此外，考虑到大量不断在全球引起轰动的严重失误状况的发生，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回避事实。

以下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潜在灾难性事故的事件记录（按时间先后，非完全统计）：

d法国压水反应堆Civeaux 一号，散热系统水管爆裂，在隔离泄漏、情况稳定下来以前，主要冷却回路每小时损失30 立方米的冷却水（1998 年）；

d英国塞拉菲尔德再处理工厂与日本东京电力公司（Tepco）核电站的安全数据篡改事件（1999/2002）；

d法国Cattenom3 号核反应堆出现了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核燃料元件损坏事件（2001）；

d德国布隆斯比特反应堆压力塔附近的沸水反应堆管道发生严重的氢气爆炸；

d美国戴维斯- 贝瑟（Davis-Besse）反应堆容器出现大规模腐蚀，且长年未被发现。在全面运行时，只有很薄的反应堆锅炉钢衬防止了灾难性的泄漏事故发生（2002 年）；

d匈牙利Paks 核电站中和池中的30个高辐射燃料元件急速过热，为防止在未受保护的核反应堆区域内发生原子爆炸，在试图用冷水将其从1200 摄氏度冷却下来时，这些元件像瓷器一样裂成了碎片。（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2006）；

d日本柏崎核反应堆遭受强烈的地震破坏，导致变压器起火，放射性液体泄漏，最终被关闭多年（2007）；

d德国克吕梅尔核电站变压器起火，最初在切换室内形成烟雾，随后引起的反应堆系统关闭又造成了的一系列严重故障。在核电厂关闭几乎整整两年后，重新投入运作后没几天内又发生一起变压器的短路事故，导致油料泄漏和反应器迅速关闭。庆幸的是，这一次变压器没有着火（2007/2009）。

在此期间，由于这些明显无法回避的事件，使核反应堆运营商在核安全问题上，比核复兴的支持者有了更多的关注和认识。核反应堆故障和事故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将不仅仅是累加起来达数十亿美金之多的经济损失。

对核电站负责人来说，人类本身的特性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让他们不得不担心：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潜在的危险缺乏警惕性——单调乏味、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使他们无法对潜在的危险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003 年， 在柏林举行的WANO 会议上，有发言者直言提到“你们对核反应堆运营商的疏忽大意与自我满足的观念怎么看”的话题。与会的所有专家中，只有一位瑞典与会人员警示道：“疏忽大意与自我满足都会威胁到核能产业的生存”。（Nucleonicsweek，2003 年8 月6 日）。WANO 前日本主席，Hajimu Maeda， 指出源于核能产业内部的“一种可怕的疾病”。这种“疾病”始于积极性的丧失、自我满足以及由于能源市场开放导致成本压缩的压力所引发的“对维护安全标准的疏忽”。我们必须要接受并正视它的存在。否则，总有一天“严重事故[…] [ 将]毁掉整个核能产业”（Nucleonics Week，2003 年8 月6 日）。三年后，在福什马克事故发生期间，瑞典国营公司Vattenfall 核反应堆中新的管理疏忽不断暴露出来，证明这种担忧确实很有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