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的神话：能源说客们如何蒙蔽了我们（三）（ZT）

第二个神话：

滥用核能和核恐怖是可控的

2001 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9·11 恐怖袭击导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威胁形式，这种威胁因为被捕的袭击策划嫌疑人的招供而进一步加剧。在美国遭受9·11 恐怖袭击之后，西方大国所面临的这种全新的威胁，是在之前的安全体系中从未被注意到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对使用核能以及核能背后的巨大风险进行重新评估。

据两位被捕的基地组织领导人交代：事实上，伊斯兰恐怖分子确实将袭击核电站纳入恐怖袭击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参议院关于袭击的官方报告中称（美国恐怖袭击全国委员会，2004 年）：驾驶波音767 撞击世贸中心大厦的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之前已经选择哈得逊河旁的Indian Point 核电站的两个反应堆区作为袭击目标。此次以核电站作为目标的攻击，距离曼哈顿只有40 英里，甚至已经有了相应的代号“电气工程”。然而，由于恐怖分子认为他们飞往核电站的路线，可能会被防御导弹或者截击飞机切断，该计划因此被放弃。而事实上，恐怖袭击者所担忧的军事安全防备并不存在。该袭击计划的搁浅，是基于恐怖分子的一次错误的判断。基地组织领导人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 Mohammed）说，其实他最初的计划更恐怖，甚至包括用10 架被劫持的飞机同时去攻击几个核电站。因此，目前的核能风险评估中，恐怖袭击的情况较之以前更为严重，认识到这一点尤为紧要。因为，自2001 年9·11 事件后，这种攻击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同时，至2010 年初，全球正在运行的核反应堆共有436 个；人们一致认为，这些反应堆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承受大型载客飞机的蓄意攻击。虽然仍然受困于纽约和华盛顿所遭受袭击威胁的影响中，但德国核能运营商对此也毫无异议。其实，在西方工业国家，很多核电站在建造时已经考虑到小型飞机和军用飞机意外坠毁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人们认为大型载客飞机出现意外的概率几乎为零，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针对这一状况预备了有效的防备措施。将客机变成导弹进行蓄意袭击的想法，已经远远超出了反应堆运营商们的想象范畴。

在美国遭受空袭之后，德国的科隆核电站与核反应堆安全公司（GRS）马上代表德国政府，就核电厂应对空袭的脆弱性展开了深度调查。这次调查不仅确定了一般核电站的稳定性，而且，六名飞行员在柏林工业大学运用飞行模拟器，从各个角度，以各种速度、对德国核电站各个攻击点进行了数千次的模拟攻击。逼真的攻击动画视频，不断传送到模拟驾驶舱中。此次参加试验的一部分飞行员，同在纽约和华盛顿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飞行员类似，只有驾驶小型螺旋桨飞机的经验。尽管如此，仍有接近一半的模拟自杀式攻击成功发生。

调查结果着实令人震惊，以至于他们从不敢公布调查结果。只是向人们公开了一个被列为“高度机密”的事后总结（核电站与核反应堆协会，2002 年）。据此，尤其是对于老化的核电站，不论客机的类型、大小或撞击速度如何，任何一次袭击都能对核反应堆构成巨大威胁。冲击所引发的剧烈震动以及煤油引起的大火，都可能会造成核电站“外壳”被直接击穿，也可能会导致管道系统报废。

无论如何，核反应堆核心熔毁与核辐射的大面积泄漏，都将会是成功袭击发生后所引发的后果。即使是核电站内的中间储存设施（使用过的核燃料组件在这些水箱中衰变）也会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在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近十年后，德国仍然没有制定针对空袭核电站的有效安全防护措施。前社会民主党与联盟90/ 绿党联合政府的计划是，当发生空袭时，通过烟雾系统使核电站在一定时间内隐匿起来，但该计划毫无实施的可行性。2006 年2 月，“有意击落载客民用飞机”的提议，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明文否决，自此，该想法也销声匿迹。排放烟雾的本来目的，是利用人为排放的烟雾将核电站隐藏起来，直到战斗机升空，拦截被劫持的飞机，甚至在必要时将其击落。

自杀性袭击使9·11 事件相形见绌

在9·11 之前国际上就已经展开了关于其他恐怖袭击的讨论,“有目标的空袭”情景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其他恐怖袭击的恐惧。9·11 的存在只是让人们对“有目标的空袭”这一情景有了一个相对具体和现实的认识。长期以来，对如何防止核电站遭受恐怖袭击一直都有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如何防止现代坦克的袭击、防止地堡穿透导弹的袭击、或是防止袭击者通过暴力或秘密手段潜入安全区等方式对核电站进行的地面袭击。然而，袭击者抱有必死之心的“自杀式袭击”情景从未被考虑过。这种明知自己是第一受害者的核电站自杀性袭击，因为过于骇人听闻，以至于从未有人预想过这种可能性。

在极端的自杀式袭击者看来，袭击核电厂绝非疯狂的选择。相反，极端主义分子知道，“成功”的攻击不仅会立即引发无法控制的大火，造成数百万人遭难，而且出于安全防范措施的考虑，当局极有可能下令关闭其它大批核电厂，由此而造成的经济震荡，影响将远远超过9·11 后所引发的金融冲击。即使对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的攻击再骇人听闻，他们的主要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示威， 即： 重创超级大国—— 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并藉此来羞辱它。而对核电厂的袭击，则不会像9·11 事件那样具有象征性。它会影响到电力供应的“神经中枢”，简言之，影响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整个基础设施。受袭击地区的放射性污染，可能导致几十万或数百万受害民众的永久撤离，并从此将战争和恐怖袭击画上等号。任何其它类型的袭击，如对工业基础设施的袭击，甚至是对鹿特丹石油仓库的袭击，都不会对西方工业国家产生如此严重的心理影响。即使对核电厂的袭击没有成功，没有引起灾难性事件，其后果也将是毁灭性的。这类袭击发生之后，将会空前激化有关核能灾难危险性的争论，可能导致很多工业国家关停大批的核电站。

鉴于对这种新的恐怖主义形式的思考，“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战争的冲突威胁之间就产生了联系。时至今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努力并将继续努力避免这种联系出现在核工业界里。位于国际冲突地区（如朝鲜半岛、台湾、伊朗、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地区）的核电站，增加了出现意外而又致命后果的风险。一旦这些核电站开始运作，对于一个潜在的侵略者来说，他不需要直接使用原子弹去摧毁目标国家，只要使有空军和炮兵袭击核电站就足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在提到核能时采用“安全供应”这样描述的人，显然是想得不够深远。没有任何其它的技术，会因为仅仅一次事故就造成整个能源供应支柱的坍塌。依靠核能这一技术的国家，经济发展将取决于其核能源供应的安全。若战争出现，这些国家较之没有使用核能技术的国家，经济将更容易受到传统战争方式的攻击。

德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 卡尔· 冯· 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von Weizsäcker）就是从一个核能的支持者转变为核能的反对者。1985 年，他说：“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核能，意味着现在所有文化的政治结构需要在根本上发生变化。它需要颠覆文明世界自开始就已有的军事政治制度（Meyer-Abich/Schefold，1986）”。但是，他总结指出，在政治和文化上达到世界和平的理想还遥遥无期。当前是“不对称暴力行为”的时代，高度理想化的极端分子准备迎战强势工业化国家，甚至准备挑起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的冲突”。与1985 年冯·魏茨泽克提出他的观点时相比，此时持久的和平更加遥不可及，那时的他还被冷战的问题所困扰着。

顺便说一句，在战争冲突中，攻击核电站的危险已经不光是理论层面的考虑。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在巴尔干冲突中，斯洛文尼亚的Krško 核电厂常常面临来自空袭的威胁。为了展示战事升级的可能性，南斯拉夫的轰炸机就曾经从该核电厂上空飞过。现在只能猜测，如果伊拉克40兆瓦核研究反应堆Osirak 已经运行，它是否能够逃过1981 年以色列的空袭？这次进攻，被看作是针对阻止萨达姆·侯赛因试图第一个制造出“伊斯兰炸弹”的一种防御性的打击。在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轰炸机也重启对核反应堆所在地的攻击。为了报复，萨达姆也将飞毛腿导弹瞄准了色列迪莫纳（Dimona）的原子能中心。 越来越多的有关德黑兰毛拉政权冲突报告中都显示出，以色列计划对猜测中的伊朗秘密核电站进行空袭。

彻底的连体双胞胎：

民用与军用原子能

从利用可控的原子能产生能量的想法诞生开始，关于原子能在军事上的滥用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意外。毕竟1945 年8 月美国用原子弹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向世界直观地说明了核能地狱般的杀伤潜力。1953 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原子能和平利用”计划的宣布，成为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开端。这个计划的诞生有其必然性，因为美国希望通过公布其独享的核裂变绝密技术，用以阻止其它国家开展他们自己的原子武器研究计划。美国曾凭借原子弹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而现在美国总统对世界其他国家提出来的交易条件也非常简单明确: 只要肯放弃自己发展核武器的野心，任何感兴趣的国家都能从和平利用核能计划中获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数年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都拥有了各自的原子武器。此时，美国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制约其它国家继续开发核武器。这些国家，甚至包括那些一直被视为彻底“和平爱好者”的国家——如瑞典或瑞士——也或多或少地做了些发展终极核武器的深入研究工作，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二战结束到1955 年，本身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原子部长”弗兰兹（Franz Josef Strauß）当政时也表现出发展核武器的野心。

1970 年最终生效的核不扩散条约——及位于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艾森豪威尔倡议的结果。早在1957 年成立的维也纳原子局，其目的之一就是鼓励核能技术的应用并将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限制更多的国家研发原子弹。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经历，和它的最初目的一样充满了矛盾。通过监测民用核电站和裂变材料的使用，可以大大降低原子弹的扩散速度。为此，在2005 年，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连同其当时的主任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med el-Baradei）同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它其实没能阻止原子弹的扩散。到冷战结束，另外三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即以色列、印度和南非，已经加入到原有的五个“正式”核武器使用国家的行列当中。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南非放弃种族隔离政策时销毁了其核武器库。1991 年的海湾战争之后，在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发现了一个秘密的核武器计划，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在进行着严密地监控，但该计划已经进展到相当先进的程度了。1998年， 像以色列一样，一直拒绝签署该条约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核武器试验震惊了全世界。五年后，朝鲜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并宣布自己为核武器拥有国。

所有这些颇具威胁性事件的发展都源于核能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即使是出于核能利用的美好意图，也使用了最现代化的监督技术，但核能技术在民用和军用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无论和平使用，还是非和平使用，特别是核燃料和裂变物质的循环过程中，核能技术基本上都一样。核能技术和知识，对民用与军用频繁开放，即核能技术的“两用”会导致一个致命的后果。那些经原子能机构或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授权，并帮助其全面掌握了民用核能技术的国家，迟早都有能力制造出原子弹。自从核时代开始，在开展民用核能计划的同时，野心勃勃、不讲诚信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地秘密开展核能军事应用的研究。一直以来，包括今天，人们都在怀疑伊朗已经利用民用核技术开展了好多年核能军事应用研究。将核燃料循环的民用部分转移到军事应用上，可以通过各自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并采取秘密进行的方式来完成。或者，可以偷偷地把民用裂变材料转移到军事应用中，从而躲避相关机构和国际组织对核裂变材料的控制。对这些核裂变材料、军事相关技术以及核技术相关知识的偷窃，也一直令人担忧。

2010 年初，在近东和中东地区的伊朗、阿联酋、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有15 个新核电站已在筹划建设中。显而易见，这些项目中并非所有的都能得以完成。即使世界比目前的现实更加安全，这些核电站就能建成一半以上吗？无可否认，在今天核能商业化的30 个国家，民用核能技术扩散越广，遏制军事核扩散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如果出现一个新的类似于20 世纪70 年代的核能繁荣时代，那么50个、60 个甚至更多的国家掌握核裂变技术后，将会使本来已经不堪重负、长期资金不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面临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此外，恐怖分子甚至以不惜引爆“脏弹”的形式来制造一种新形式的危险。所谓的“脏弹”是指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爆炸装置。它的爆炸不但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并且会使恐怖分子锁定的潜在目标国家的人们感到更多的恐惧和危险，同时也会导致该地区由于放射性物质的污染而不再适宜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