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的神话:能源说客们如何蒙蔽了我们(九)(完)(ZT)

作者:何岸泉  于 2012-8-30 08:3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反核系列|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关键词:能源, , 如何, 说客

(九)

面临决择:

能源供应的未来

 

鉴于气候、资源和金融危机等因素,关于核能源的讨论在一些主要国家开始重新展开了。由反应堆建设商和他们的政治及媒体代言人所引发的所有关于“核能复兴”的火热讨论背后,都会最终导致一个根本性的、意义深远的决定。从第一次提出,到截止目前的最近一次核能发展热潮, 在此期间, 全世界范围内建造的绝大多数核电站都已经接近他们技术寿命的上限。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根据各反应堆的寿命时间表,核电站的发电能力将不得不被取代,而且被取代的数目在未来还会增加。面对未来,可供选择的能源使用方式包括:快速增长的可再生能源(风力、太阳能、水能、生物能源和生物热能),一个总体上更有效率、化石燃料能源使用比例不断下降的能量系统,或者扩大核能的发电量。目前一些主要的核能国家正在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想继续使用那些已经超出了最初设计寿命,并且还正在不断老化的现役核反应堆。这个选择对于电力公司来说是很诱人的,因为这样能够省掉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新建核电厂的投资,并且还可以从那些已经报废的老化核电站生产的低成本电力中获利。那些不可避免的意外风险对于每个独立的经理人来说都是可以控制的,尤其是不在自己公司的核电站以及不在自己的有限任期内发生的事故,他们也不需考虑核事故所引发的严重后果。这是他们的关注点不同于一般公众的地方,因此延长核反应堆的寿命带来的收益与由此增加的核事故引发灾难的风险之间是根本无法比较的。如果所有或者大多数核电站运行更长的一段时间,一个灾难性事故发生的风险将会极大的增加。

现在世界正处于气候变化、人口增长、贫困加剧以及有限资源不断减少的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实现能源的持续供应,这个问题远比怎么处理核能问题更重要。所有发达工业国家和那些新兴国家(这些国家有些从不使用核能,有些即使用了,量也非常少)都应承担能源供应的相关责任。新能源系统将不再只是单一建立在化石燃料或核能基础上的,这一点非常明确。而更加确定的是:我们的未来不能依赖于由传统能源产业支撑的高风险技术创造效益之上,而上世纪中叶开始的复兴恰恰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

到目前为止核能还没有复兴。有的只是核能复兴的口号。而且核能复兴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逐步淘汰老核反应堆的计划正在修订之中,建造新核反应堆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并且只有在德国,还存在着最后的与核能反对者之间的较量”,德国《经济周刊》在1990 9 21 日的报道中以“核能复兴”为题进行了积极的报道。由于德国核工业及由基督教- 民主党派与自由派联盟5 构成的“梦之联盟”提出放弃“逐步淘汰核计划”的政策,这又导致了一系列关于核能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德国尤其激烈,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也许意味着一次核能复兴的希望。在一些核能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未来能否利用核能的讨论更是一种社会- 政治的大争论。未来能源该怎样选择,结论依然悬而未决。迄今为止,那些已经被授权进行建设的新核能项目还不足以维持目前核电在全球电力生产的比例——如果不是在绝对数字上,至少在相对比例上来说肯定是成立的。到目前为止,核电站项目只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况:把发展核能电力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或者,政府准备数十亿美元用于防范核能项目所引起的安全和金融风险。任何想要建立新的核电站的国家或是在政治上被鼓励这样做的国家(如在美国或者英国的例子)都需要政府为核能源的发展预先铺平道路,就像20 世纪60 年代时所做的那样。

这听起来很矛盾,但当时核能的商业运作之所以可行,是由于电力市场还不是完全竞争的状态,也就不能证明这种核能的商业运作模式效率低下。这一方面是因为电网的垄断经营,使得电力供应也被视为是一种“天然垄断”,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电力供应是由国有或类似的公司提供的——至少算是准垄断的形式。因此,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最初都是由政府主导开始对核能进行民用或者秘密的军事研究和开发,后来又利用核能进行工业政治的交易。政府投入巨大的成本在这项新技术研究、开发和商业运作上,通过影响供电商的电价结构从而确保直接或间接的把这些负担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在解除管制的电力市场,建设新核电站的诱惑并不足以吸引核电建设公司参与。并且,不仅仅只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有更多的在融资方面更具吸引力而且经济风险更低的项目。因此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尽管用电需求和电站的电力输出在整体上都有所提高,却仍然没有新核电站在建——除非公众的腰包再一次向核电建设的资金风险敞开。就像在芬兰已经进行的核电建设项目一样,美国也是这样。除非这一政策有所变动,就如许多专家期望的那样,奥巴马取消那些期待已久的建造新反应堆的规划许可。在正常的电站建设市场中,(政府进行)慷慨的资助方式也不会再出现;来自其它部门——也就是越来越重要的可再生能源部门——的竞争者也不会永远坐视不理,任由政府部门一边倒地去资助一种50 年前就已经出现的技术。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批评的声音,例如2009 年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的代表就在美国参议院要求:美国不应该再对已经在国外进行尝试和试验的反应堆系列的建设提供财力支持,并且表示:这种财政补贴的核能发展政策不仅影响了市场的正常发展,对其它技术的发展也造成了伤害,而且还导致了在向低碳能源工业转变中出现的经济效率低下问题(Cochran/Paine 2009)。

 

21 世纪初,再次对核能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同30 年前一样:

发生灾难的风险:30 年前核能成为最具争议的发电形式,今天这个风险仍然没有解决方案;

恐怖袭击的新危险:不能彻底排除了该技术向世界不安全地区扩展的可能性。

全球核能发电的扩张会更快地导致铀燃料短缺——又或者使核能发展完全转向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技术。这个新的技术方向相当于将核能技术永远地引向了所谓的钚路径。它会使发生灾难事故、恐怖袭击和核武器扩散等的风险增加到一个全新的、更加糟糕的程度。

不论是否使用核反应堆增殖技术,永久废料处理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废弃料已经存在。但这似乎只是一种解决方案而已。从核废料本身来说,在核废料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已经成为一个充分的理由就是不能再加重核废料处理这个日益困扰人类的问题了。

核能不能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即使将所有手段融合到核能技术中(从总体而言,这对核能的发展将会是灾难性的),如果核能技术对气候保护有贡献的话,也只是迟来的、少量的贡献。因为缺乏任何工业扩展的能力,伴随着巨大的成本和成倍增加的风险,核能由于其不负责任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将它用于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相反,可预测的是,根据现存核发电站的年龄结构,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全球核反应堆的电力生产能力很可能会大幅降低。同时有可靠的预测表明,全球能源战略首先注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同时注重提高能源、工业和运输行业以及供暖系统的效率,这样就能够达到所必须的二氧化碳排放减排量——即便是没有使用核能技术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包含着巨大的机遇。克服这些挑战,需要一种世界性的能源政策。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上负有责任的世界各国迟早要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团结一致起来。在所谓的发展目标上的争论——“气候保护或核能”,这是只是核能产业集团基于自身的利益而产生的妄想。

很显然,如果没有政府大量的财政介入,在可预见的将来,是看不到核能技术复苏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核能的复苏完全没有可能性。如果某一灾难性的事故并未停止核能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进程——若当地居民幸免遇难——数十个反应堆将会在中国落成。并且,除非是资金耗尽,或者是中国的大型核电站抑制了相对廉价的可再生能源的扩张,这种进程就不会停息。在世界各地,与其说核能是一个使用已有投资的电力行业,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正是由于不断减少的化石燃料资源、不断提高的能源价格以及必须履行的气候保护义务,才将核能引入以平衡这些矛盾。在美国,从核能的狂热支持者乔治·W·布什政府换届到持适度怀疑态度的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关于以上三个问题所引发的争论都在持续进行下去。也正是这些争论促使芬兰开始建设新的反应堆,推动德国取消逐步关闭老核电站的政策的讨论,并引发其它各国围绕是否建设新反应堆展开讨论。

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往往倾向于,在现有的体制内与他们熟悉的经济主体之间开展相关的策划和活动。在核能发电站开始商业化运作的半个世纪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毫不犹豫的再次为将核能“推向市场”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的一件事情一样。在德国,新反应堆的建设尚未提上日程,原因很简单,没有潜在的反应堆投资者愿意承担这种不可估量的经济风险,因为所见之处,大多数公众都不支持核技术的发展。相反的是,莱茵集团,意昂,巴登- 符腾堡电力和瓦腾福公司打算依靠这几十年的储备——以牺牲安全的代价继续发展核能。基督教- 民主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正在为此服务,他们准备延长老化反应堆的寿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在帮助那些为延长核反应堆寿命鼓吹多时的公司争取多达几十亿的剩余利润。

在任何情况下,在围绕核能未来的根本冲突中,逻辑法则很少能起到任何真正的作用。早在2007 10 月,最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对核能的发展就发表如此的评论:“是核能工业需要气候变化,而不是气候变化需要核能工业。如果我们想要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悲剧发生,为什么要选择最慢的、最昂贵的、最无效、最不灵活和最冒险的方法呢?1957 年尝试使用核能改变全球变暖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在今天核能仅仅是向可持续电力供应过渡的一个障碍。”

到这里,要说的已经都说完了。

作者介绍:

戈尔德· 罗森克朗茨Gerd Rosenkranz),材料学博士和冶金工程师,硕士期间研读传播学,并在德国各大日报和周报从业二十余年;他在德国《明镜周刊》做了五年编辑,专长是环境和能源政策。2004 10 月起就职于德国环境援助(Deutsche Umwelthilfe e.V.),任政策与公关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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