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说过“（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的话吗？

倘若鲁迅没死，被党关进牢里，他还会写吗？

如果会写，他会写什么？他是写风月，还是写反诗？还是写检讨？

鲁迅是谁

鲁迅，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字豫才。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聞名於世。浙江绍兴人，近代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中国大陆称其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果鲁迅没有死，活到了1960年，他会成为如宋庆龄老舍等一样的民主人士，还是被党关进牢里？

 假如鲁迅关在党牢里

鲁迅死得早，可惜了。但倘若鲁迅活到1960年，他是会活着党的牢外还是牢里？

谁会提出这种假设？谁又会对这种假设说出他的回答？

历史上，传说中，的确有人提出过这种假设。

那个人是谁呢？

历史上，传说中，的确有人对这种假设说出了他的答案。

那个人又是谁呢？

（鲁迅、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周海婴：1929年9月27日－2011年4月7日）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鲁迅的唯一儿子，在他是《鲁迅与我七十年》末篇的《再说几句》中写道：“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 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 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毛泽东身后左一为黄宗英，左二为赵丹，左四为应云卫，照片右下角一为罗稷南）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2002年7月4日，著名作家和影星黄宗英，在病中，写下了一篇《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中有那么一段：“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 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 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 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 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虽然有两位写出了这”真实“故事，而且这两位一位是鲁迅的儿子，一位是声称亲耳听见的当事人。但是。。。

（正面左一是赵丹，左二是本文作者黄宗英）

毛泽东真的说过这个话吗？

假如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我不会有疑问。假如我是一位历史学家，我也不会有疑问。为何？

周海婴和黄宗英两位文章里的描述，已经很有说服力了。特别是黄宗英的文章，不仅是描述，而是记实，是当事人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历史资料。

所谓口述历史，就是根据当事人的记忆，通过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 录影等之后，作为日后学术分析，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

那么，黄宗英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作为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是确定无疑的。但有了第一手资料，就可以断定历史的真实，就如那第一手资料所叙述的这样？

在这关键时刻，我要请出一人，大家可以听听他的判断和看法，听听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未完待续）

（老年黄宗英，192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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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1），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我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2）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到茂名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

　　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那桩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四十五年，从来没有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的事。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一九五七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3）。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将与海婴 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 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 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给我的震颤。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 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4）时， 也是如此（在全国开展的对这部影片的批判，把我吓懵了）。记得那时赵丹踏上二十六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也会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上 海话，意为：你怎么没进（监牢）去呀？］可是，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武训传》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

　　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5）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6）更 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武训传》的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 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 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至今依然糊里马虎。

　　言归正传。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 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 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五十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二 ＯＯ一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为庆祝党的诞辰八十周年摄影图片展览上，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 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和《解放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 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 界朋友（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三十六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7）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8）来 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 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杨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 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

　　还是此番为写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 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 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 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 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 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 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 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 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 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一九七九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一九三五年单 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 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们（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

　　那两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上海话，意为：厉害），继《人民日报》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之后，《光明日报》也在头版 发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而头版报纸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

　　我不敢再想七月七日晚上的“毛罗对话”，更不敢想“鲁迅关在牢里”的事情。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过后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

　　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侬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上海话，意为：你笨不笨呀，这种事发表出来会有什么影响？）

　　阿丹那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棐9）《电影的锣鼓》和他自己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10）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过一九五七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内的“毛罗对话”。

　　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四十五年之后，是二ＯＯ二年七月四日的丑时。窗外雨声暴雷接连向我奔来，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时此象，“对话”被刻入宇宙文化之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