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话李洪林

习近平对话李洪林

习总日记（2013，3，18）

全面接班头七之第五天，想找个人来谈谈理论。当然是治国理论。

秘书找了许多搞理论的人，都不敢来。为何不敢来，这些好拍马屁的？秘书告诉我，我刚掌权，他们摸不透我到底什么的干活，是左的干活，还是右的干活。是喜欢毛泽东，还是拥护邓小平，他们都一无所知，怕拍错了马屁，影响钱程。

正想放弃之际，秘书告诉我，有个不怕死的，来了。

不久，秘书领来一老头。一问，是胡耀邦时期的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姓李，名洪林。写了很多书，其中影响较大的如《中国思想运动史》，《论自由》，《什么是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学习方法的几个问题》，《科学和迷信》，《社会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坚持什么？》，《理论风云》，《四种主义在中国》等。属于两头“真”一类。高龄九十缺二。怪不得不怕死。

待李洪林坐定，秘书上茶，我迫不及待地张口就问：“别人不敢来，李老师为何敢？”

李洪林告诉秘书他不喜好茶，而爱白开水。秘书就递过来了一瓶矿泉水，李洪林看了看瓶外的包装，自言自语道：“特供的。”然后拧开，喝了大口，品尝着特供水的滋味，点头道：“我敢，有什么不敢。这么大年纪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我开玩笑，意图缓解气氛：“说了也白说，怎么办？”

李洪林答：“说了比没说好。”

我进一步问：“说了无用，有啥好的。”

李洪林回答：“重任在身，不得不说。”

我再问：“谁派你来的？境外势力？”

李洪林呵呵一笑：“总书记不忘幽默啊。我一人来，言众人不能言不敢言之言。”

我也一乐：“代表，其他人躺着被你代表了。”

李洪林求免死金牌：“总书记想问都可以问，只是我想说的可不可以说？”

我装出轻松的样子：“当然可以。我的第一问题是：在你的眼里，一个三十年代投奔延安的红色知识份子的眼里，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政权？”

李洪林的回答，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赶紧让秘书去外屋候着：“共产党政权的基本结构是极左，极左就是独裁专制。只说建国后吧，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政权，其基本结构骨架内，填满着两种东西，一是计划经济，另一种是阶级斗争，或者称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独裁专制不是非要搞计划经济和阶段斗争的。让我们来看邓小平时代，在独裁专制的基本结构骨架内，充斥着什么东西：计划经济添加了商品经济，阶级斗争改成了权力争夺。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行，哪种对当权者有利，当权者就采取哪种方式。而权力争夺则以反贪污腐化的形式出现。具体例子就是给失败者戴上贪污渎职腐化的罪名，如陈希同和薄熙来。其实贪污渎职腐化的行为，或多或少，每个党和政府的官员都符合，都具备。”

我默不作声听着。

李洪林继续说：“市场经济虽说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不是民主社会独有的，集权专制社会也可以有，不排斥。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但不是专制社会独有的，民主体制社会也可以有。

改革开放最大的发明和成果，就是把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商品经济或称为市场经济，拿来用在专制体制社会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经验证明，市场经济与专制体制不矛盾。但民主自由人权，一定与独裁专制体制无法兼容。”

我在琢磨，要不要赶他走。嘴上却问：“那你相信不相信党内民主，和毛主席所说的人民民主？”

李洪林似乎有点意识到我内心的情绪变化，越发赶紧回答：“有一个伟大领袖的政党，怎么可能有党内民主？还不是都听伟大领袖的？有党内民主，怎么可能发生反右扩大化，怎么可能大跃进人民公社，怎么可能饿死三千四百万人，怎么可能发生文革？人民民主？党代表人民，毛泽东代表党，民主哪里去了？”

他继续说：“中国的问题根结在于结束共产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宪政政体。但对共产党心有戚戚焉的受洗党徒，及广大的受洗非党徒们，试图从改造党，改造社会入手，他们从党和社会的每一个细节，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替代方法。”

我插嘴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唯一可行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

李洪林没有搭理我，继续讲他的：“必然地，他们找来找去，最后的答案，仍然是他们一上来就企图竭力避开的“终结一党专制统治”。于是，他们再一次避开这个唯一的答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投身到党和社会中去，寻找非“终结一党专制统治”的答案。虽然他们永远找不到其他答案，但是，有一点他们做到了，那就是，在他们死掉之前，他们没有承认，“终结一党专制统治”是他们找到的唯一答案。”

我提问：“粉碎“四人帮”时，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欣喜若狂，代表的是一种觉醒进步还是愚昧无知？若是觉醒进步，觉醒在哪里？进步又在哪里？若是愚昧无知，愚昧在哪里？无知又在哪里？”

李洪林没有受我提问的影响，继续按照他的思维说话：“1976年的“四五运动”所发出的政治信息，不光是人民对毛泽东已经厌倦，同时也表明人民不再相信共产党了。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折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使共产党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真是陷入“亡党亡国”的窘境了。在这个时候，是谁让这个党渡过难关，起死回生呢？是胡耀邦，不是华国锋也不是邓小平。”

我反问：“现在没有胡耀邦，现在的言论自由环境你也知道，但六四都扛过来了。所以，我认为，你的这个‘亡党亡国’的判断，有点言过其实。你如何看待邓小平同志？”

李洪林回答：“政治上，邓是百分之百的毛派。毛泽东留下来的遗产就是一党专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邓扛的就是一党专政这面旗，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是要把毛的这份遗产高高供奉起来，千秋万代传下去。”

我又问：“你怎么评价胡耀邦？”

李洪林回答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中华民族将永远铭记他的不朽业绩。但也有他的弱点。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有自己的班子、幕僚、助手或智囊，叫什么都可以，反正不能孤家寡人。这些是他可以依靠的心腹和爪牙。爪牙不是贬义词，就是像老虎一样能够自卫，能够捕杀敌人。胡耀邦却清纯得很，既没有心腹也没有爪牙，真是两袖清风，这是一个优点，但也正是他致命的弱点。他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的智士；没有一个在危急时敢于奋不顾身、为他冲锋陷阵的猛将。 虽然他拥有一支思想解放的理论大军，却都是‘神交’，只是精神相通，毫无私交，连朋友式的来往都没有。这么孤零零的一个“光杆司令”，面对那些武装到牙齿、精于内斗的‘同志’们的围攻，怎能不束手就擒呢？”

我很高兴，总算有点对我有用的东西：要组建自己的舰队。

李洪林继续谈他的恩人胡耀邦：“当我在中宣部被邓力群围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我也不去找他，我有我的自尊。我知道在这方面他太软弱，找他是给他出难题，所以我只是单枪匹马和围攻大军苦战。再比如党校的理论研究室是他一手创建的，吴江、阮铭、孙长江三个人是他领导思想解放的得力闯将。《人民日报》的胡绩伟也是他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 王若水、刘宾雁都是他所看重的。但当这些人受难的时候，胡耀邦一句话都不说，一点都不保护，听凭邓力群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搞掉。这样他自己就没有一个真正靠得住的顶梁柱来支撑。中国有句古话是“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有点封建思想，但是要想搞政治，领导这个国家，这个党，你一个人怎么能行？怎么带动这么大一个 机器？况且党内斗争这么尖锐，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阵营那样强大，想当总书记的人玩弄起政治手腕来又比他老练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身无铠甲的胡耀邦被人拔掉，其实是必然的。”

我问道：“当时的政治改革，主要是改革了计划经济，增加市场经济。”

李洪林回答：“是的。虽然今天来看，这市场经济有什么了不起的，但那时候很难。我在福建接触到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福日电视机公司。1982年张遗经手引进日本日立公司的技术，和福建电子设备厂合资，成立福日电视机公司。这个 厂合资前有50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28000台，质量低劣。合资后，只增加了15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180000台，彩色电视机200000 台，其质量是国内第一流的，并且打入国际市场，一下子赚了很多钱，而且还带动了一大批中国的小厂生产日立的零件，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技术水平。其实所谓 ‘合资’，中方并没有另外花钱，只是把原有厂房作价入股（日方是运来全套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但是国家计委反对， 派人来调查，认为它是日本的殖民地企业，还说了一些根本不懂现代经济的外行话。但是他们有权，就以权压人，卡这个厂子。当时副总理是薄一波，他亲自给这个 新生的合资企业扣上‘殖民地企业’的帽子。于是我专门调查了福日电视机公司，写了一篇《福日公司调查报告》，用事实驳斥了国家计委那些外行们强加给福日的帽子，这件事使我痛感计划体制非改不可。”

我问：“计划经济体制改了就能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你当时参与改革的底线是什么？”

李洪林回答：“如果谈到底线，我的底线就是六个字，‘凭良心、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

我看着他，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得了党的好处的人，凭良心，他们觉得应当为党分忧。为党分忧的其中一条，就是为党说话。假话当然不是真理，但他们觉得这样做，才对得起他们的良心。”

这时秘书进来，打暗语问要不要请他走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