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话李洪林（二）

习近平对话李洪林（二）

习总日记（2013，3，19）

接上篇。

这时秘书进来，打暗语问要不要请他走人。

我示意不要。当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要显示出最高领导人的气度，那怕心里面一百个一千个不愿意，当面还是不要发作的好。大不了事后把对方房子拆了账查了人抓了，也不要现行动怒给脸色。这样的好处，就是明明你下命令干的龌龊事情，对方也会错误认为，党是好党，国也是好国，最高领袖更是大好人活菩萨一个，只是，大好人活菩萨手下的人，背着大好人活菩萨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

不是吗？大家想想，华国锋叶剑英干的“粉碎四人帮”的活儿，是不是把毛主席的错误都扣到四人帮头上去的冤案呢？自然，四人帮有四人帮的错，但终究不应该把他们说成是主犯，而把毛主席说成是痴呆、愚昧，被四人帮玩弄于张玉凤之旁，『资治通鉴』之畔吧。林彪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现在呢，我也要做好人，搞点赏心悦目的事情，搞点云里雾里的事情，多向胡耀邦赵紫阳薄熙来学习，多深入民众中，多到地方上走走，高调唱唱，在西方是拉选票，在咱们这儿是赢得老百姓的爱戴。哈哈，有点肉麻啊！

胡思乱想时，李洪林说了很多。

李洪林继续唠叨：“简单说，改革就是掌权者主动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回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大道上来，但是当局又不好意思承认这个事实，而是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掌权者恋栈，不肯交权，其实主动交权不是坏事情。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就是想靠强大的军事和秘密警察的暴力“维稳”而被人民用暴力推翻的。因为归根到底是“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军方发动政变，想恢复旧制度，但人民不答应，所以叶利钦的 “反政变”胜利了。这个例子很有意义：俄罗斯虽然经过反复，毕竟没有演成内战。今后这个国家在走向民主的路上或许会有曲折，但是谁想复辟社会主义，人民已 经不会答应了。”

我反问道：“现在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你认为是资本主义？有多少人民自发地怀念毛主席，怀念那个计划经济的毛泽东时代，你知道吗？”

李洪林自顾往前：“李自成进北京，四十天就完了。共产党虽然进城已经六十多年了，但也在腐化。1949年西北解放，我从延安到西安以后，发现一些老干部见面时，往往半开玩笑半当真地：“你还没换老婆？”当时一些老干部丢下糟糠之妻，换个年青漂亮的姑娘，好像成为一种风气了。现在我回头想，其实这还只是“小菜一碟”， 无非是在家庭生活中喜新厌旧而已，更大的事情是国家的政治生活，是这个党和人民的关系，原来是在野党，现在成了执政党，原来只有局部的权力，现在掌握全国 的权力，这就大不一样了。这就谈到了所谓的新社会，新社会就是用共产党自己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定做出来的社会。列宁说过“苏维埃是一个大机器”，每个零件完全由中央控制。虽然开始还没到这个程度，但是逐渐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后，所有权力全都集中到共产党的手里，全国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居民，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处理或改造，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权力腐蚀人的规律哪个人能够抗拒？起初中央还能意识到腐化的危 险，不但编个《霓虹灯下的哨兵》演给党员看，还枪毙了两个地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杀鸡给猴看。但这些努力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当时还把腐败的原因推 给“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其实真正的根源在自己身上，在于自己所独占的不受制约的权力。”

我争辩道：“谁愿意被约束？一党专制有一党专制的好处，这点很多人都承认，集权国家可以办大事，特别是能办‘崛起’的大事，能办‘中国梦’的大事。”

李洪林说：“拥护（薄熙来）的是穷人，薄熙来是挪用国家的财政经费和他用“黑打”的强盗手段抢来的民间财富来“施舍”给穷人以便收买人心。还用抢来的不义之财，上下左右结交见不得人的“关系”。这个账还没有给他算呢。另外他也收买了一些无耻文人和演艺界的“明星”帮他鼓吹重庆模式。拿着国家的钱慷慨施舍，确实能够笼络得住一部分人的心，但是真正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王立军不就是他的特务头子吗，重庆人就生活在王立军这种鹰犬的爪牙之下。在他统治下的重庆，不但老实经营的企业无法生存，而且人人都生活在肆无忌惮的“黑打”恐怖中。薄熙来这个人志在最高权力，一心想爬到中南海的第一把交椅上，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到咱们访谈时为止，他这个案子还没有开庭，我不知道中央有没有这个决心，把他的盖子彻底揭开。当然，他的罪行必须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法院独立审判，治以应得之罪。但为什么不能从政治上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呢？为什么不举一反三，从制度上杜绝滋生薄熙来式野心家和独裁者的土壤呢？”

我说：“把盖子彻底揭开？你说得轻巧。要知道‘拔萝卜带出土’。盖子揭彻底了，共产党政权也会完蛋。你也是老党员，若是要了共产党的命，你于心可忍？”

看上去李洪林对薄熙来意见很大：“薄熙来是长在现有体制上的一个毒疮，把他揭开，把脓放出来，会揭出这个体制本身确有培育这种人的土壤。他的根扎在什么地方，把根拔起来必然牵扯到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这需要现任领导的勇气和决心。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很有可能“适可而止”。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不知道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又会冒出一个新的薄熙来。因为滋生腐败的土壤还在。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幸亏薄熙来打了王立军一个耳光。王立军一跑，这个脓疮的头就破了，他要是不跑，现在薄熙来怎么会在监狱里？早就坐在中南海里参加十八届常委会议了。”

我说：“这又有什么可怕的？请你想一想，如果我是另一个薄熙来，隐藏深，不暴露，直到占据最高领导人位子，我就会存心把党和国家搞乱吗？我也想好好地带领党继续执政，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富裕。毛主席这么样，开创了新中国，不是照样把国民经济搞得乱七八糟吗？想彻底铲除什么毒疮脓包的土壤，只能说明你们这些知识份子的天真，迂腐。”

李洪林：“如果把眼界放远一点看，陈希同薄熙来事件都是现行体制本身的产物。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的各路诸侯都是陈希同薄熙来，问题是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体制，如果不转型为民主宪政，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那就不仅会产生更多的陈希同和薄熙来，而且必然酿成大乱。”

我说：“你这话我就不要听了。大乱之后，共产党要么倒台要么稳住政权，没有哪个傻子，因为怕大乱来临，而先交出政权。转型民主宪政，就是让共产党自动投降缴枪。我们才没有这么笨。真是‘杞人忧天’，天还没塌下来，自己就去找死。”

李洪林丝毫不受我影响：“至于说到如何处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简单：只要按照你所说的“落实宪法”，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就摆正了。知识分子最重视的，就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想。只要他能真正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不必担心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他和党的关系自然就“和谐”了。至于自由的底线，只能由法律来界定，而不能由党来界定，因为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实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用法律给一切有权力的组织和官员 划了底线：必须保护公民的各项自由，不得侵犯。然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至今还是一纸空文！”

我说：“宪法第35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第35条，不是从天而降的宪法35条。没有党的领导，宪法也不存在了，别提什么35条。”

李洪林跟我讲道理：“我认为，先把现行宪法里面有关公民权利的条款落实下来才是最主要的，这一步也可说是很重要的政治改革。本来，“落实宪法”是把以前就有的公民权利予以实现就是了，还谈不到改革。然而原来宪法上的公民权利条文只是给人看的，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而执政者随意侵犯公民权利的违宪行为，却能明目张胆地进行而无纠正的机制。从这种现实出发，“落实宪法”确实可以称得上是重大的政治改革，落实以后人们有普选权，有言论自由，结党自由，国家就已经转上民主的轨道了，别的都是次要的，可以再慢慢修订。比如说序言里讲的坚持四项原则就应该取消。宪法至高无上，谁能组织政府，由选民决定。凭什么把一个党凌驾到宪法和国家之上？ 而且序言本身就没有什么法律上的价值。宪法是法律，每一条都有权威，是要执行的。序言又不是法律条文，放到宪法里干什么？”

我愤怒道：“凭什么我们祖上从国民党蒋介石那里打下来的政权，要与你们共享？你们有本事来打我们呀，如果觉得我们太强，你们也可以去打台湾，或者打其他小国家，打下来之后，你们说要搞民主，要公平选举，然后我派几千万党员去你们那里，通过选举把你们流血打下来的江山夺下来，你们愿意吗？”

李洪林沈浸在他的幻想中：“现在当局特别强调“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其实是从侧面反映了这个党对马克思主义，对一党专政制度的合法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失去自信。其所以失去自信，也不是什么思想不坚定，而是客观上这条邓小平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就像1976年毛泽东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一样，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集中表现为官民矛盾的各种深层矛盾正在接近临界点，虽然表面上一片莺歌燕舞，但领导层应该是一清二楚。据说当今中共领导核心也很坦率地承认 面临统治危机，如果这是真的，确实值得肯定，因为这是主动改革的前提。相反，如果对已经到来的统治危机一方面茫然无知，一方面又充满“自信”，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自信满满：“我自信能做满八年任期，而且在这八年当中，保证政权稳固。这就是我的自信。你没有权力在手，搞民主搞专制都与你关系不大，空唱民主的赞歌多么容易啊！如果你有一官半职的好处，你就不会这么罗哩八嗦了。”

李洪林最后说道：“我认为政治制度非改不可。一个党没有理由永远垄断国家的权力，不改革一党专政，迟早会酿成动乱，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我反对推倒重来， 那将给整个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震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需要的改革是使整个社会生活平稳有序地转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这里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你所许诺的“落实宪法”，这是最现实的一条路。

不过作为一介书生，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金，也只能把话说到这里为止，至于改不改，怎样改，那就是政治家的事情了。”

我击掌赞道：“唠叨老半天，末了一句我最爱听。”

望着李洪林离去的背影，我想，从与李洪林的对话中，我应该已经找到如何给人民群众许诺，如何给他们方向，如何给他们一种“我们走在大路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感觉。

给粮食，不如给承诺；给承诺，不如给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