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沈大伟谈话录
习总日记(2015,3,20)
习:北京欢迎你,雾霾也欢迎你。怎么样,味道不错吧。哈哈。
沈:习主席好,感谢您的接见。雾霾的味道嘛,呵呵。
习:很高兴能再次与沈先生交换意见,聆听你的高见。沈大伟先生,冷不防被你劈头盖脸一刀,让我鲜血淋漓。开句玩笑,你的所谓“中共政权进入最后阶段”说法,可能葬送了你一世英名。
沈:习主席不必太在意。我们做学问的,全局意识强烈。我这里的全局,是指整个共产党政权即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老大哥1991年倒了,紧跟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倒,剩下几个面临政治体制转型的压力。因而根据历史规律得出判断,共产党政权进入最后阶段。故有理由认为,中共进入最后阶段。但我有言在先,最后阶段可以很长,30年50年也是可能的。
习:你不必安慰我,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们做政治评论的,简直就是个高档的算命先生,没事吃饱了瞎琢磨。请问沈先生,算错了怎么办?你会负责吗?你怎么负责?拿什么负责?因此那些判断依我看来,也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逞口舌之能。
沈:习主席知道我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我注意到苏共等崩溃后,你们所担心的问题。为了不至于重蹈苏联之覆辙,或延缓不可避免的政权衰落,你们思考采取被动防御还是主动开放政策。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共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可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你们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
习:他那种方向根本就是错误的嘛。你也看到了,现在我们揭露出来的问题,尤其是官员贪污腐化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亡党亡国的地步。而你所说的政治改革,我看是一副毒药,毒药一副。采取政治改革,只会加速我党的灭亡。
沈:我认为胡锦涛主政时期的大半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最稳定的,无论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主张科学发展,推崇和谐稳定,吸纳容忍不同意见不同阶层。这要归功于江泽民先生的“三个代表”思想,争取社会最大共识共同富裕。但胡锦涛主政的最后三年,宣传部门、国内安全部门,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有企业,我称他们为“铁四角”,这些享有利益的官僚机构聚到一起,主张严厉打压不同意见者。他们也因此获得巨额维稳资金,导致财政预算激增。
习:事实证明,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令计划等人,正是在胡锦涛主政期间,贪污腐化,卖官鬻爵,草菅人命,践踏法治,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图谋破坏党的团结并企图篡党夺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难道沈先生对此视而不见?
沈:我都注意到了。但是我想表述的是,在消极保守型的反腐反贪,和主动开放型的反腐反贪之间,贵党和习主席本人,似乎更倾向于采取压制不同意见屏蔽社会舆论的消极保守防御型政策。我更愿意看到你们采取开放姿态,主动管控政治变革。
习:我提出的四个全面,其中包括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难道沈先生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吗?当然,我们的依法治国深化改革不太合乎你们的口味。我不得不对此说抱歉。就算是我们采取了你们所期待的那种改革,可谁能保证在改革过程中不会发生如八九年那样的全国性学生运动或群体抗议?
沈:诚然,如果你们尝试那么做,也仍然不能保证能够控制这个过程,改革可能会导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你们无论如何都会下台,就像苏联那样。因此,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恕我直言,你们要么通过压制来自取灭亡,要么采取开放姿态,但这样也可能导致自己的覆灭。
习:认为我们灭亡你也得有事实根据,总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沈:中国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大出血,到了无法扭转或阻止的地步。精英大批离开,说明已经到了经济中的系统性陷阱出现的时候。我认为,导致公众对这个政权不满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社会高度不平等、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污染无处不在,以及工资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而停滞不前。所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是和《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吸引眼球的标题相比,我对于你们收缩、衰落的这个漫长过程的看法,要更加细腻微妙一些。
习:你所说的那些情况的确存在,也相当严重,但绝没有你想象那样如此不堪,无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反腐反四风,打老虎打大老虎,是认识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我们决定采取自上而下的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从根本上杜绝官僚腐败,整顿领导干部队伍,收复民心,铲除社会不公。避免进入你的“最后阶段”。
沈:我注意到习主席您之所以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深恶痛绝,而且毫无兴趣进行类似的改革,是因为您认为这些措施会导致党和国家的崩溃。我的看法是,通过抵制政治改革及大力进行严厉的压制活动,他或许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我认为,压制正在让本已出现问题的体系严重承压,很可能会加速它的崩溃。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将您拿来与戈尔巴乔夫进行比照,殊途同归。
习:前车之鉴,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既然已经认识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会葬送我们政权,那么我们为何不试一试走相反的路?即使是相反的路最后也不成功,总比明知故犯要理智些吧。沈先生难道不这么认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