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话题讨论-温哥华老知青评论彭小明文章   曹小莉整理 ...

作者:shirleysaq  于 2012-12-30 12:29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关键词:知青, , 中国, 文章

“上山下乡”话题讨论温哥华老知青评论彭小明文章   曹小莉整理

上山下乡:黄宗英和她的现代贞节牌坊

文/彭小明

  中国政坛即将接纳一代知青中的政治人物成为主要领导人,于是“知青”道路的文学作品又应运而生,尤其是所谓的青春无悔之类的喧嚣又再度红热起来。可是知青道路的“青春无悔说”立刻遭到了迎头痛击,至少在网络世界变得难以藏身。这里介绍一下黄宗英的情况。她是1949年前的老影星之一,后来改行写报告文学,晚年以黄昏恋(对象是卧底文人冯亦代)出名。老知青痛恨上海女作家黄宗英!她是万恶的上山下乡政策的吹鼓手,并籍此浪得名作家之名。德国人民不仅清算纳粹希特勒、戈倍尔和东德昂纳克、克伦茨的罪行,也要追究具体作恶的刽子手和吹鼓手。德国小说《朗读者》告诉人们,希特勒建立了奴役人民的暴政,女狱卒汉娜则是押解和驱遣犹太妇女儿童走向焚毁的凶手。毛泽东发动了驱遣青年下乡的运动,黄宗英也是强迫下乡的帮凶。
  

知青下乡是现代中国人绕不开的悲情话题。两千万男女青年在无外敌入侵的和平时期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边疆的大规模强制迁徙,牵动了中国主要大中城市的每一个家庭和单位。造成了亿万人民财产、生命、亲情、婚恋、教育、就业一系列的严重困难,影响了中国社会几代人的命运和精神面貌。这一场重大的变乱,牵涉其间的几代知青及其后裔不能不认真地追问千百个为什么。知青下乡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抗战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开始到文革鼎盛时期,乃至(1968年12·21指示)全面强制施行,皆是毛泽东封建小农思想最典型的集中表现,其实在马列主义里也根本找不到根据。毛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上的笑话。按列宁的经典说法,(《怎么办》)工人阶级中并不能自发产生先进思想,而需要从外部灌输先进的革命思想,更何况农民群体?照此逻辑,中国的知青和农民其实都是应该接受思想灌输的对象,知青们年齿尚幼,文化水平也偏低,除了极少数老三届高中生外,因文革时期的政治干扰都只有高小或初中水平;农民由于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更加缺乏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能力。毛泽东在中国亟待普及教育的时期却摧毁教育,把青年赶往农村。恰恰是错误的思想导致的错误决策,让几代青少年作出了无谓的牺牲。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副总理李先念不得不承认:知青下乡造成了知青、家长、农民、国家“四大不满意”。从整体下乡的结果来看,所有的知青农场全部亏损不赚,云南知青农场所有的橡胶树,百分之百死亡。插队青年对集体经济只是负担鲜少贡献。由于知青本身文化上的欠缺,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作用微乎其微,跟国家、家庭和个人的损失相比,绝对不成比例。秦始皇筑长城,人民备受流离颠沛,好歹还留下了一座著名的古老建筑;上山下乡让数亿个家庭饱受折腾,基本毫无建树,绝大部分回城知青成了就业、成婚、下岗的老大难。极少数幸运者考上了大学,在文史哲领域崭露头角,国家依然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的严重断层。知青下乡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发展必须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基本方向,是逆世界潮流的彻底反动的经济战略。
  

黄宗英靠“知青文学”发迹而成为作家
  每一个下乡知青都记得,除了极少数干部子弟为主的团队以外,所谓的“自愿”下乡都是虚假的说法。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对农村情况完全无知而懵懂出行,而小部分不肯下乡的则是一律采取了轰、压的办法,强行逼迫下乡的。如果不肯就范,便不断敲锣打鼓骚扰不停;你家有党员,立刻到单位施压;抵触下乡的家庭,宣传队列队敲门诵读主席语录,昼夜疲劳轰炸,直到全家招架不住,到街道办事处“自愿”报名为止。这些都是文革下乡高潮时的做法,在文革前夕不少家庭还能提出一些借口,比如咱家子女身体弱,咱家子女成绩很好(能考大学)之类的说法,希望躲避下乡的出路。当时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典型人物,北京市女高中毕业生侯隽,主动放弃高考,到(当时的河北省)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插队务农。

 1963年7月23日黄宗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特别的姑娘》,介绍了高中毕业生侯隽放弃高考下乡的宣传典型。在这之前,黄宗英已经发表了介绍邢燕子(回乡女青年)的文章《小丫扛大旗》。黄宗英的报告从舆论上堵死了知识青年躲避下乡的所有路口。此时三年特大饥荒刚刚过去。虽然党政宣传严密掩盖灾情和三千七百万人(主要是农村人口)饿死的情况,但是知识阶层和各级干部(通过彭德怀的发难和申诉及其悲剧命运)对于当时农村的困苦并非全然不知,(与农村联系较少家庭的青少年了解不多)。人们知道农村户口就意味着没有工资,没有商品粮,所以党政宣传鼓动下乡的号召在城市人民当中反应寥寥。所有介绍黄宗英作品的文章都津津乐道地记叙说《特别的姑娘》等知青文章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发表的。这种说法恰好证明了黄宗英的文学作品根本不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是迎合了党政领导的政治需要。说得更加透底一点,撰写这类文章也是黄宗英本人的一种需要。批武训传和反右等运动之后,她已经领教了毛对鲁迅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态度。1962年短暂的宽松刚刚过去,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开始让中国文化界感到黑云翻滚,气抑胸闷。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谢瑶环等电影戏剧遭受批判,文化界人人自危,黄宗英赵丹夫妇决非没有感觉。所不同者,他们不是困坐愁城徘徊迷惘,而是主动去迎合党政宣传的势头。赵丹参与了拍摄知青改造思想的电影《青山恋》。把苦涩写成甘愿。结果也未讨得领导的欢心。直到文革后他临终彻悟,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十字真言。而那时的黄宗英却接过了周恩来的暗示,抓住下乡插队青年的题材,为自己找到了成名之路。记得1964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小剧场笔者听过黄宗英的报告,内容就是《特别的姑娘》。偌大的座池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坐满(发出的票子没多少人来听)。黄宗英竟是由市委宣传部的官员陪同上台的。她的文学化口吻,场下很少回响。几乎与此同时,主演《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的艺术家孙道临却被指令到吴泾化工厂工地参加体力劳动,厂党委宣传干部对我们这些也在该厂劳动的中学生们提到孙道临时,轻蔑地直呼“这种人,哼,资产阶级。没什么了不起!”那种敢于把市民们崇拜的电影明星一口骂倒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两相对照,印象殊深。同是从旧上海文艺界出身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待遇截然不同,实因黄宗英能机灵迎合党的需要而已。党的号召已经发出,难道不够吗?不够。需要加强社会舆论,说出党政文件不便说出的内容。《特别的姑娘》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比如针对许多家庭关于子女体弱,成绩优异这类的想法,党政文件就不好正面批驳,树立一个侯隽这类的典型,侯隽“因品学兼优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侯隽的“身子又单薄”(《特别的姑娘》第5页和第7页),就可以堵住知青家长们的怨言。黄宗英决不会不知道,当数以万计的女青年为了一张入学通知、一个招工指标、一个回城名额而不得不“自愿”向那些社队干部、农场领导屈从逼婚或奉献贞操的时候,这看不见的压力中也有一份是来自她的报告文学?有人说知青下乡的文艺作品,汗牛充栋,黄宗英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不,绝大多数的知青下乡作品都是领导安排,作为任务下达的创作命令。历次运动文艺界人士都少不了这类尴尬。但是黄宗英的知青作品是她自己找上门去写的,首开风气之先。《特别的姑娘》开宗明义就说她“按计划日程本该离开宝坻县了”,她是“计划外”采写了这篇文字。她也知道鼓吹知青下乡的文学作品假话连篇,遭人唾骂。黄宗英的思想左得出奇。《特别的姑娘》中的小机灵只是离开窦家桥嫁到邻县当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文章就把小机灵说成是落后青年。黄宗英连这样可怜的小姑娘也不肯放过,实在是太狠心了。除了1996年在《雁南飞·黄宗英传》中她向“小机灵”表示道歉以外(第109页),对于文章总体伤害过的全国知青没有表示过任何道歉。不仅没有道歉,而且时时处处还洋洋得意,反以为荣。2001年她对文艺报记者说:“我很喜欢《文艺报》,是《文艺报》把我捧红的。那时候我写的报告文学,是《文艺报》发了评论文章,我就一下子红了”。但是翻遍文革以后出版的黄宗英作品选,却没有一本选入了《特别的姑娘》和《小丫扛大旗》这两篇“成名作”。为什么?因为这种文字仅是党政需要的应时鲜果,尘埃落定的今天,早已枯朽腐臭见不得人。《特别的姑娘》和其他歌颂上山下乡的文艺作品《朝阳沟》、《年青的一代》和《边疆新苗》等作品一样,不仅严重脱离现实,向壁虚构,而且在它们被创作、被宣传的时候,恰恰正是大量知青和家庭因分离、贫困而痛苦甚至千方百计躲避逃亡的时候。
 

 黄宗英的报告文学自成系列,刻意形成一组表现中国女性知识群体的作品链。从邢燕子、候隽开始,到秦官属、徐凤翔……。其实黄宗英的投注是选择性的。出国前笔者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过编辑,理论上可以说是黄宗英的同事。但是她从来不来上班,只有领工资或有其他大事才会偶尔露面。有一次她来到单位,讲了一个她经历的真实故事。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社会上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消息频频传来。黄宗英经常出入西藏和新疆。有一次她路过青海格尔木地区。不料有人走漏了上海女作家来访格尔木的风声。当她到达格尔木市招待所的时候,外面忽然聚集了一大批群众,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强烈要求会见来自上海的女作家!来人越聚越多,估摸竟有好几百人。他们手中拿着文字材料,口中念念有词,我们要见上海作家!上海女作家,帮帮我们的忙吧,帮我们为亲人平个反!……格尔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青海是全国著名的劳改大省。历次运动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坏分子者,判刑后多半押往这些省份,上海民间俗称“新西兰”,实指新疆、西宁和兰州,泛指大西北劳改农场。这些可怜的人们都是五六十年代被押往青海的劳改人员家属子女。其中到底有多少冤假错案,无人知晓。黄宗英面对这样的场景惊惧万分,她根本不愿意跟这些妇女接触对话(其中就没有一些知识妇女?),终于在市委接待人员的协助下侥幸脱身,虚惊一场。或许人们叹息,黄宗英错失了一次可以获得天津作家杨显惠撰写《夹边沟纪事》那样的机会。黄宗英是没有那样的胆识和眼光的。文学批评不宜揣度和臆测作者的主观意图。从效果来看,黄宗英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现行体制下获得权力照顾和支持的对象,而绝不是无权无势或备受争议的冤魂。
  有人说,黄宗英晚年已经大彻大悟,不必对她紧追不舍。她的子女(周旋的儿子也应是她的养子)经历了文革和下乡的炼狱。她彻悟到什么程度,知青们怎么知道?她的悲愁并不足以抵消作品造成的灾难。就像刘少奇王光美受到了文革最残酷的蹂躏,但是历史仍不会忘记他们夫妇四清中的桃园经验、文革初的资反路线造成的恐怖和虐待。

 黄宗英的传记《雁南飞》第125页描写女儿赵橘要去黑龙江插队的情景充满悲情。文中还提到周民去江西和周伟去内蒙插队。此时此刻黄宗英竟没有一句《特别的姑娘》里理想主义的口号,“去农村把苦吃个干净”(第六页)。黄宗英为什么不鼓励他们去当《特别的姑娘》中所歌颂的“攥书本扛锄头的乌脚梗”(新农民)(第四页)?为什么不像对侯隽那样鼓励他们说:“党支持你们”!(侯隽凤凰网访谈)为什么不督促自己的女儿争当新的侯隽邢燕子?


  黄宗英的文学成就可以简单的概括,就是“小机灵”文学。黄宗英笔下的小机灵只是一位可怜的小知青,其实黄宗英才是中国文坛的“小机灵”。她能机灵地发现党政宣传即将注重那些人物和事态,于是浓墨重彩地去加以描绘。同时机灵地回避某些敏感主题,党政领导不愿意涉及的主题。她一生中最值得褒奖的恐怕只有一件事,那就是2007年证实了反右时期罗稷南与毛泽东关于“鲁迅如果活到反右时将如何”的那一次惊心动魄的对话。但是考虑到党政领导不会喜欢这类话题,在完全由她自己主导撰写的传记中竟然只字未提这一轶闻。看黄宗英的一生,她在影坛仅仅创造了一个略见真情的悲情女(梅表姐),在文坛她却充当了一个机灵应对政治需要的女“演员”。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界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意义。
  

现代贞节牌坊
  上山下乡运动塑造了一系列宣传名人邢燕子、候隽、邢燕子、董加耕、张韧、赵耘、鱼珊玲、朱克家、张铁生、白启娴、柴春泽等。青年总是单纯青涩、怀抱理想的。党政宣传把他们推上下乡模范的高端以后,他们就变成了政治符号,逐渐身不由己。他们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现代贞节牌坊。

  贞节牌坊本来是宋明以来朝廷为了推行封建礼教、旌表民间贞女节妇的牌坊型石砌建筑,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接受旌表的烈妇贞女本身也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吃人礼教的精神贞节“牌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人也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现代版贞节牌坊。古代贞女节妇并不是好做的。未成年丈夫去世,将终身与木偶相伴;成年寡妇则不得再醮。牌坊是历代妇女的血泪筑成的。人类学家潘光旦教授翻译的《性心理学》中添加了译者精心摘编的注释。第274页的长注中介绍了清《谐铎》中关于某节妇的身世及其临终告白。她17岁出嫁半年守寡,产下遗腹子。80岁临终时儿孙绕床。她竟劝说子孙媳妇,如果寡居,可守则守,难耐则可再醮。并自陈青年时代守寡,冷壁孤灯,晨风夜雨,凄凉难耐。甚至遇有英俊表亲来访,几乎心动欲奔。因此临终实言相告。


  然而现代贞节牌坊更不好做。封建节烈,只要心如古井面如死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默默忍受与性生活、性爱相联系的灵肉压抑便可以功德圆满。而现代贞节牌坊则更加复杂,不仅婚姻爱情受限,而且升学、求职、举手投足全都身不由己,还要经受政治风浪的颠簸和惊骇。邢燕子的婚姻完全是由党组织指定的。邢燕子说“我不后悔”。虽不后悔,难道就没有遗憾吗?更有那一位突破“传统观念,跟农民结婚的大学毕业生”白启娴,完全没有任何爱情基础而勉强成婚,原要离婚,却阴差阳错被捧为新风俗典型。可怜一个爱说爱笑能歌善舞的开朗女孩竟被意识形态的宣传断送了青春,到死也没有挣脱悲剧厄运。由于文革权力斗争的动荡反复,这些人都经历了大红大紫和检讨挨斗的曲折坎坷。侯隽曾经跟文革的钦定黑帮周扬、四人帮的主犯江青都有过公开接触,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经历都会给侯隽带来强劲的政治冲击和沉重的批斗压力。朱克家被开除党籍,下矿井挖煤。张铁生判刑劳改15年。

下乡青年失去了粮油定量,即使全劳力全勤也很难养活自己,必须靠家庭贴补。只要插队几个月或一年,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有黄宗英笔下小机灵的想法,想找一个有国家工资(至少补贴)的活计,于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额就成为争夺的目标。每个家庭都开始动用自己的裙带关系,托人情,走后门的恶劣歪风正是从下乡运动之后开始跨省市大规模地盛行起来的。《特别的姑娘》连这样可怜的小人物和常人心态都要嘲讽和打击,后来这种脱离人民的文章落到知青痛恨的下场是必然无疑的。


  根据凤凰网与知青典型的访谈(200903),我们知道当年侯隽竟不得不唱歌以忘记饥饿的难耐。其他的知青还可以逃回父母亲友的身边,她作为典型是不能逃避的。邢燕子婚后也因饥饿奶水不足,婴儿啼哭。侯隽匀出自己的口粮去接济。也正是这些模范典型先进人物,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近在咫尺也不向主席质询为什么农民连饭也吃不饱,为什么主席的女儿不下乡插队?在他们担任委员、常委、主任的人代会、党代会、团代会上为什么不向大会质疑农民连饭也吃不饱?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人民拥戴的代表,而是党政宣传构筑的肉身贞节牌坊。


  所有下乡知青的典型都是吃过“苦中苦”的人物,(只要政治需要方面不栽倒,就可以做党政需要的“人上人”:代表、常委、主任等等)。他们吃苦之余又被羞辱的经历更令人同情。但是他们几乎都缺乏翻身跃起愤怒反叛上山下乡运动的勇气,却接受了宿命的观念:服从了党的需要,自认是时代的产物,……但是他们不仅是时代的牺牲品,也是他们主动地充当了错误政策强有力的工具。


  正是在他们这些现代贞节牌坊的阴影下,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失去了选择生活道路的自由,学习的自由,婚恋的自由,无数女青年被逼婚、被迫奉献贞操,无数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歧视、被践踏。历史当然不可能倒推而重新演绎,但是他们继续用“青春无悔”来掩盖这些“存天理灭人欲”的凶残,就是对于知青一代的再伤害。这一笔青春的孽债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清算。


  应该指出的是,《特别的姑娘》这类报告文学和报道所记录的并不是当时青年的真实生活。只是党政宣传的需要。侯隽近年在凤凰网上也承认,她给家里的信息只说好的(别人帮助),不说其他。当母亲知道她的困苦时哭了三天三夜。在黄宗英发表她的成名作的时候,上海市民中已经广泛流传赴新疆上海青年的不幸和受骗(没有探亲权利,根本没有宣传中的种种生活条件),文革初期各地都发生下乡青年要求回城和生活困难的示威活动。当侯隽董家耕们发出各种豪言壮语的时候,广大知青正在经历失学的痛苦和精神的压抑,他们的青春被无知、无聊和政治迷信所荒废,荒废得毫无价值,对国家建设极少建树。


  两千万知青,亿万个家庭,二十多年的苦难(1955-1980)。所谓的下乡知青典型都缺乏真诚的感召力量,全凭权力的的支撑而浮沉。古代遗存的贞节牌坊总是给后人留下在虚矫的显赫之下的卑微和阴沉的印象。下乡知青典型除了朱克家彻底醒悟不愿再跟党政宣传沾边以外,侯隽、柴春泽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继续不断地粉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知青下乡问题上的历史。文革是全面的浩劫。知青下乡则是发生在青年教育、人才选拔、人民就业等社会财富和权力再分配领域内的文革。下乡运动根本上就是文革的有机组成部分。1980年停止下乡就是切实具体的否定文革。侯隽、柴春泽等人反复歌颂上山下乡鼓吹青春无悔,实际上就是在颂扬文革,向人民的伤口上撒盐。

2012温哥华部分知青读后感

吴民强:

很欣慰,看到这样的文章。应该揭露批判这些昧着良心,捞取私利的投机人物。这种投机人物与专制制度相互依存,给社会带来危害,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不仅是在文革,而且在文革前、文革后都有存在,只是程度随着专制的力度而变化。揭露批判这类人,使之难以立足,社会才正常,百姓才有安生。

据说《知青》电视剧已经被停播,梁晓生的投机,看来“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已成定局。

关于知青的历史事实也容不得投机者歪曲或者美化。

徐彬:

这篇文章对中国文革期间出现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作的深刻批判,我完全赞同,但是我不赞同作者片面地以黄宗英1963年创作的报告文学来作为批判有特定历史定义的“知青下乡运动”主线的做法,并且认为作者对待黄宗英这样一个近90岁的老人采取如此带有人身攻击的文章标题是有失厚道的。

说几点理由吧:

1.黄宗英在1963年是作为演员下乡体验生活时偶然碰到了侯隽等几个城里来的知青,被那些因时代影响而表现得格外革命的年轻人在农村吃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写出《特别的姑娘》的报告文学,并被周恩来所赏识,成为她的成名作。也就是说黄宗英当时并不是作家,更不是一位御用文人作家,她是因被真实“感动”而写出这篇文章,而不是受命而写,刻意歪曲事实去充当当局吹鼓手。

2.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大约发生在58年至65年,这期间的上山下乡并非是国策,下乡者多半是各年考不上大学、又找不到工作的城市社会青年,下乡是这些人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选择,下乡后再回城也并非绝对限制,这与我们这些文革期间被强迫、百分之百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极大的区别。事实上这些人在文革结束后落实上山下乡政策时就是因为“非知青”而根本或长时期不能享受与我们这些“标准”知青的同等待遇。但是,作者在反思和批判上山下乡运动时,却为了批黄刻意将这两者不加区别,更何况到了1963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治理下,因毛的大跃进而带来的国民经济崩溃已经有所好转,城市对动员社会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已经不再作为重点提倡,所以也谈不上黄文的发表对知青上山下乡起到什么大的推动作用。

3.黄宗英本人在文革中是运动的受害者,其丈夫赵丹文革中坐了5年的大牢。黄本人曾经在1974年重往当年侯隽下乡旧地,当时侯隽早因为政治正确发迹而离开旧地,而黄宗英报告文学中的另一个小人物“小机灵”,因为在黄文中曾经提到她因当地环境艰苦而嫁到邻县去,而长期被带着“落后青年的帽子,黄知道后“骑着车、推着车、扛着车”,奔了几十里路,去向“小机灵”道歉。黄在事后的文章中反思道:[ “小机灵”,可爱的“小机灵”,原谅我吧,那时我的笔和我的人一样,都还不成熟……,如果我能拿起笔,重新写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许会比十几年前写得更深刻些,因为我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暴风雨……可是,我现在不能写,人是“解放”了,可我的笔还没有“解放”,它还被关在“牛棚”里哪!]可见即使在“四人帮”被打倒前的1974年,黄已经对当年的文章做出了反思,而当时我们这批正宗的“知识青年”大多数还在农村“战天斗地”呢。

4.黄在文革后的表现足以表明她不是毛极左路线的鼓吹者。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赵丹临死前说出其一生经历的反思,是经过黄宗英的力推方能公开发表,一时震动了整个文坛和政坛,赵说到:“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另一件事是黄宗英纠正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描写的毛泽东在1957年一次座谈会上回答民主人士罗稷南的问题,“如果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周海婴的回忆是,毛回答“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而同样坐在毛旁边的黄宗英却公开了她的清楚回忆是另一种说法,即毛回答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看得出来,周作为中国文坛被毛捧上“神“的地位的鲁迅之子对毛的赤裸裸的表白是有意地改变了语气,以减轻伟人对“形象”的伤害,而黄则是维护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

5.黄宗英出生于1925年,至今已经是87岁的老人,我不知道作者的年龄,但相信绝属于黄宗英这代人的后辈。对一位受尽历史沧桑的老人、老知识分子、老演员、老作家、一位女性中的长者,作者却用“黄宗英和她的现代贞节牌坊”这样带有侮辱性的题目来作文并大刀阔斧地加以鞭鞑,这恐怕已经远离中国敬老之道了。在这一点,我对其人格已经鄙视。

我这篇小评论和别的朋友批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意其实没有根本区别,我只是对作者攻击黄宗英的做法打“抱不平”,不当之处,尽请大家批评。

廖中坚:

我个人来看,还是区分善意的、无意的、恶意的、有意的、特意的、形形色色之不同为好。比如章怡和揭批黄苗子(非文革,现在事情),本来就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但说什么要区分文革和文革时期,意思是说文革不对,但文革所做的具体事情是对的,如上山下乡、合作医疗、工农兵学员等等,几乎每一件文革事件都大力赞扬,其实是为文革翻案。因为那些当权者长期不准人民批判文革,自己对文革罪犯不处理,至使其残余卷土重来。不忘文革只是老百姓善良的愿望。一些人是颇为欣赏文革,赞颂文革,还想“七八年再来一次啊”。

徐彬:

亚坚说得好!经查网络关键词,黄宗英文革后出来没有说过肯定知青上山下乡的话,更没有说什么“青春无悔”的话,黄宗英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位作者,要将她描写成“万恶的上山下乡政策的吹鼓手,等同于希特勒时代女狱卒汉娜押解和驱遣犹太妇女儿童走向焚毁的凶手人物,毛泽东发动驱遣青年下乡的运动的帮凶!当作者在猛烈地批判黄宗英的时候,他的文风和毛手下的“四人帮”已经没什么区别!

沈家庄:网络上就得警惕这类小人从阴沟里出来伤人!亚坚兄、徐彬兄出来主持公道!--真豪杰!赞一个!佩服!佩服!

韩宗京:

毛共时代知识分子摇尾乞怜大唱赞歌比比皆是,为一口饭吃,此时连古代文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都没有,不这样能怎么样?将你打成异类,送你到夾边沟去,文革中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黄宗英正是这一代吃遍苦头的人,向上爬的思想几乎是那时知识分子的通病。但是把她形容成纳粹又有些迁强,徐彬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应该和“四人帮”的梁效写作组那样评论历史,因为我们是上山下乡的受害者,而黄宗英是投机者。

廖中坚:

黄某人其实大多数人都见过她。据我并不肯定的记忆,电影《勿训传》开场时,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优雅地讲故事:“武训他老人家……”热烈鼓吹兴学。此人就是黄宗英。她后来跟随她和我们拥护的政权,和千千万万人民群众一样开始了自己悲惨的命运。我们为之悲哀惋惜。

现在能呼吸自由空气的人,包括海内外,实是漏网之鱼。我班(文革前全省七所重点学校之一)文革死三人,下乡疯两人,工农兵学员和七七级各三名,余者大多数是下岗待业退休工人。就算人自由了,思想也是不自由的。吹捧文革,因为个人沧桑,我是坚决反对之。

吴民强:

无法认同徐彬兄的这种认为“作者对待黄宗英这样一个近90岁的老人采取如此带有人身攻击的文章标题是有失厚道的。”这样的说法,倒是对作者不厚道。因为,作者只针对黄的作品对极左社会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行了鞭挞。可以理解,在当时社会主义教育环境下(现在回顾就是极左的基础),黄宗英出于精神感动写出了第一篇文章。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就不是简单的精神感动了,尤其是大部分同类人被打到,或者无言的环境下,她一枝独秀,对社会的影响不能说不大。批判她的这些文章,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必须的。毛泽东一个人是无法造成文革十年浩劫的。更何况黄除了对“小机灵”有过道歉之外,没有认真地对自己的过去的文章做反省。如果别人再不加以甄别批判,就等于默认。当然,黄比梁好一些,没有继续发声投机,这里是有区别的。

这文章与人身攻击无关,与年龄也无关。 否则我们都不能讨论毛泽东的功与过。不是“死者为大”么?

把侯隽等人说成现代贞洁牌坊,是作者笔锋尖利,要将麻木的社会刺出点鲜血来,清醒一下。就像封建社会建立贞节牌坊压迫了妇女一样。侯隽等人也是压迫城市青年的牌坊,推到和批判是必须的。否则,这个社会永远会让投机者得势而不得安宁。

蔡良玉:

在那个年代,她写的文章确实起了帮凶和吹鼓手的作用! 不能因为她在文革期间也受了难就不说事实。德国两名士兵开枪打死两个东德爬越柏林墙的人,最后也被判了。尽管他们在争辩中说是执行命令,但法官说你们开枪打的是没有保护能力的手无寸铁的人。在文革后她没有说肯定上山下乡的话不等于文革前她没说。虽然作者对黄宗英的批评过激一些,但陈述的各阶段事实都非常有理有据! 63-65 下乡的高中生有一些是高才生只因家庭问题被迫无奈地走上下乡路!我们家就是受害者之一。

司马策风:

黄宗英这个人,和中国众多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一样,他们既是时代弄潮儿兼受害者,同时也是帮助那个体制迫害他人的帮凶。如果说,一般老百姓是被毛和共所愚弄不明真相,糊里糊涂做了时代牺牲品,那么,像黄宗英之流,明明自己也知道当时的运动和精神是非人道的,但是却昧着良心为虎作伥,并以鲜血染红顶子,那就是卑鄙下流和无耻了。

这样的文人,踏着苦难百姓甚至是朋友尸体向上爬的人,还大有人在。这就是中国的悲剧如同高速运行的火车,难以停下来的原因。

借用韩寒的一句话说得好:“通往北韩的路,是由无数人用沉默铺就的!”

曹小莉:

我的朋友也是知青,坐着轮椅游完世界回来就猛烈转帖。这只是三篇之一("三个势力的女人"),这篇文章引发大家热烈讨论,倒是始料不及的.

文革和极左社会把人变成鬼,许多摇笔杆子的起的作用比一般老百姓还要坏。为了记取血的教训,就必须反思。就是这批投机者帮助燃旺了"革命"的烈火,烧毁了中国,最后在道义上也烧毁了自己.

黄宗英,一个优雅的女演员,由于梅表姐这一悲剧角色,成为中国大众喜爱的电影明星,她的确是一个政治上跟风的投机者。虽然她收留了周璇的两个儿子,但据周家后人说她也直接参与了对周璇的批判和一定程度的伤害,因为当时她是一个进步的革命演员,而周璇则是资产阶级的落后演员。周璇自香港回来后就郁郁寡欢,不合当时格调。周璇死后由组织上决定让黄宗英帮助抚养,实际上还是用周璇留下的钱(周璇的儿子夫妻是我认识的朋友,他家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一些的,尽管八十年代的周伟、黄宗英为周璇遗产对簿公堂,一时传得沸沸扬扬,谁是谁非外人无法评说,最终以赔偿周璇儿子几万元人民币了事,总能说明一些问题。清官难断家务事,难以置评,周伟有他自己的问题,但黄宗英对继子的刻薄,小时候对他感情的伤害,表现很左的行为,几年前周伟还是愤恨难平,在我们朋友间诉说)。

为极左思潮唱赞歌的,何止一个黄宗英,想想富有音乐才能的劫夫,为毛泽东谱了多少语录歌,只因最后为林彪谱了一首歌,就惨死狱中。

首先要批那个毫无人性的制度,再深究这批自觉不自觉当马前卒的跟风者。为什么在最疯狂的年代,还是有正直的一批人,不为当权者当吹鼓手,当抬轿子的。

这篇文章写的掷地有声,深刻尖锐,尤其对知青的苦难蹉跎,毫无疑问会引起几代人的强烈共鸣.

至于“女狱卒汉娜则是押解和驱遣犹太妇女儿童走向焚毁的凶手。”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黄宗英太过分,她充其量只是个伪善的作家。她讲的不是良心话,鼓动别人儿女献身,客观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不是刚读过一篇中国最后一个老知青的报导吗?他失去宝贵的一切,空对着一座无用的贞节牌坊。

吴民强的观点很中肯到位,难怪有朋友马上引用赞同,我也是这样认为。“这文章与人身攻击无关,与年龄也无关。否则我们都不能讨论毛泽东的功与过。不是“死者为大”么?”

可能沈教授还没有仔细阅读全文,作者不可能是网络上或阴沟里跳出的小人,这篇文章功力非凡,论据充足,对知青问题的一针见血,令人叫好。

我认为他关于黄宗英的过分严苛与全文的精华相比,只是白壁微瑕。

真高兴我们能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分析,这对提高自己大有助益.这是我的浅见.

徐彬:

以下所有黑体字皆引自于彭的原文,括弧里则是我的评论。

这里介绍一下黄宗英的情况。她是1949年前的老影星之一(即使作者对黄宗英写的文章再不满,也没有必要刻意淡化黄在四十年代就已经成为一位中国著名女演员的事实,她在那个特殊年代曾经拍过《追》《幸福狂想曲》《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丽人行》《乌鸦与麻雀》《家》等著名经典影片而被人们所熟知),后来改行写报告文学(黄因为和赵丹一起在《武训传》担任演员而失去当演员的权力,被迫改到电影文学部门),晚年以黄昏恋(对象是卧底文人冯亦代)出名(作者连黄宗英在八十岁时的黄昏恋都要加以讽刺,甚至对与本文毫无关系、已经过世的冯亦代老先生都要加个“卧底文人”来加以贬低一下,可见其对黄宗英本人的心态)。老知青痛恨上海女作家黄宗英!她是万恶的上山下乡政策的吹鼓手,并籍此浪得名作家之名……毛泽东发动了驱遣青年下乡的运动,黄宗英也是强迫下乡的帮凶。(“毛泽东发动了驱散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何年?是1968年!黄发表报告文学是何年?是1963年!1961-1966年是刘邓在“一线”主持工作,是毛自己所说的“受压抑”的年代。在1968年全国掀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之前,毛有关知青的“指示”能够找到的只有1955年毛一个批示,即“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黄宗英靠“知青文学”发迹而成为作家(请诸位回忆一下,我们对黄的印象是因为她的“知青文学”吗?黄当时的知名度有必要写这篇文章来“发迹”吗,在那个时代她“发迹”吗?)。

1963 年7月23 日 黄宗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特别的姑娘》,介绍了高中毕业生侯隽放弃高考下乡的宣传典型。在这之前,黄宗英已经发表了介绍邢燕子(回乡女青年)的文章《小丫扛大旗》。黄宗英的报告从舆论上堵死了知识青年躲避下乡的所有路口(在1963年那个时代,黄的报告能超越政策的威力,将当时知青躲避下乡的“所有路口”都堵死了吗?我查了一些历史文件,就以LISA老家所在的东北为例,黑龙江省1962年,即在黄文发表的前一年,下乡知青人数为2.69万人;而1963年,下乡知青人数下降到为0.53万人;1964年,下乡知青人数恢复到2.24万人;到1965年即黄文发表后的第三年,下乡知青人数又下降到1.58万人。事实胜于雄辩,黄文根本没有起到像彭所描述的“堵住知青躲避下乡的所有路口”。)

所有介绍黄宗英作品的文章都津津乐道地记述说《特别的姑娘》等知青文章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发表的。这种说法恰好证明了黄宗英的文学作品根本不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是迎合了党政领导的政治需要。(在那个时代又有哪一篇文章或文学作品不是被要求适应“党的政治需要”呢?)……所不同者,他们不是困坐愁城徘徊迷惘,而是主动去迎合党政宣传的势头。赵丹参与了拍摄知青改造思想的电影《青山恋》。把苦涩写成甘愿。结果也未讨得领导的欢心。(作者难道不知道在那个红色恐怖年代,作为演员根本没有选择剧本和角色的自由!用这种口气来讽刺受到人们尊重的赵丹,说明作者在对待赵丹夫妇问题上已经失去应有的公允。)直到文革后他临终彻悟,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十字真言。而那时的黄宗英却接过了周恩来的暗示,抓住下乡插队青年的题材,为自己找到了成名之路(还是老话,黄是靠写那篇文章出名的吗?)。

记得1964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小剧场,笔者听过黄宗英的报告,内容就是《特别的姑娘》。偌大的座席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坐满(发出的票子没多少人来听)。黄宗英竟是由市委宣传部的官员陪同上台的。她的文学化口吻,场下很少回响。几乎与此同时,主演《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的艺术家孙道临却被指令到吴泾化工厂工地参加体力劳动,厂党委宣传干部对我们这些也在该厂劳动的中学生们提到孙道临时,轻蔑地直呼“这种人,哼,资产阶级。没什么了不起!”那种敢于把市民们崇拜的电影明星一口骂倒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两者相对照,印象殊深(孙道临和赵丹、黄宗英在那个年代的遭遇有本质区别吗?有哪一个演员在那个年代不被要求“和工农兵相结合”?黄不是因为去了农村吃苦才写出那篇文章吗?黄在天津农村所体验的生活和孙道临在上海工厂劳动的生活相比难道不是更辛苦吗)。同是从旧上海文艺界出身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待遇截然不同,实因黄宗英能机灵迎合党的需要而已(如果黄能如此机灵地迎合党的需要,她的家庭在文革中怎么会面临灭顶之灾,发生她在文革后写出那本书的书名《地狱之门》那样的遭遇呢?孙道临在文革中的经历和赵丹夫妇相比不是更好一些吗?可以由此得出孙道临是因为“机灵迎合党的需要”而有不同待遇吗?)。党的号召已经发出,难道不够吗?不够。需要加强社会舆论,说出党政文件不便说出的内容。《特别的姑娘》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比如针对许多家庭关于子女体弱,成绩优异这类的想法,党政文件就不好正面批驳,树立一个侯隽这类的典型,侯隽“因品学兼优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侯隽的“身子又单薄”(《特别的姑娘》第5页和第7页),就可以堵住知青家长们的怨言。(“四人帮”当年就是用这样的“诛心”方式去审查任何一篇文学作品的。作者完全无视在那个年代特定的思维方式、政治语言及心理特征来分析黄宗英在1963年写作报告文学时的心态,究竟是因为无知还是刻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诸公自有公议。)

黄宗英决不会不知道,当数以万计的女青年为了一张入学通知、一个招工指标、一个回城名额而不得不“自愿”向那些社队干部、农场领导屈从逼婚或奉献贞操的时候,这看不见的压力中也有一份是来自她的报告文学?(以上现象难道在1963年就已经是知青的普遍遭遇?!混淆时间、地点,然后再给对方带上一顶大帽子,不够厚道吧?)有人说知青下乡的文艺作品,汗牛充栋,黄宗英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不,绝大多数的知青下乡作品都是领导安排,作为任务下达的创作命令。历次运动文艺界人士都少不了这类尴尬。但是黄宗英的知青作品是她自己找上门去写的,首开风气之先。《特别的姑娘》开宗明义就说她“按计划日程本该离开宝坻县了”,她是“计划外”采写了这篇文字。她也知道鼓吹知青下乡的文学作品假话连篇,遭人唾骂。(难道1963年中国就已经有鼓吹知青下乡的文学吗?!)黄宗英的思想左得出奇。《特别的姑娘》中的小机灵只是离开窦家桥嫁到邻县当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文章就把小机灵说成是落后青年。黄宗英连这样可怜的小姑娘也不肯放过,实在是太狠心了。(在那个时代,所谓“进步”、“落后”的标准不就是这样的吗?)除了1996年在《雁南飞·黄宗英传》中她向“小机灵”表示道歉以外(第109页),对于文章总体伤害过的全国知青没有表示过任何道歉。不仅没有道歉,而且时时处处还洋洋得意,反以为荣。(作者又因需要而刻意将黄的道歉简化淡化,事实上就在作者所引述的“雁南飞”这段话后,黄写到“如果我能拿起笔,重新写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许会比十几年前写得更深刻些,因为我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暴风雨。可是我现在不能写,人是“解放”了,可我的笔还没有“解放”,它还关在“牛棚”里---“请问,黄的这段反思有“洋洋得意”的口气吗?)

文学批评不宜揣度和臆测作者的主观意图。(作者在分析黄宗英作品时恰恰违背了他自己所说的这段文学批评的要旨。)从效果来看,黄宗英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现行体制下获得权力照顾和支持的对象,而绝不是无权无势或备受争议的冤魂(黄作品中的人物在她写作时根本不是“获得权力照顾和支持的对象”)。有人说,黄宗英晚年已经大彻大悟,不必对她紧追不舍。她的子女(周旋的儿子也应是她的养子)经历了文革和下乡的炼狱。她彻悟到什么程度,知青们怎么知道?她的悲愁并不足以抵消作品造成的灾难。就像刘少奇、王光美受到了文革最残酷的蹂躏,但是历史仍不会忘记他们夫妇四清中的桃园经验、文革初的资反路线造成的恐怖和虐待。(将在政治上没有权力的黄宗英和在政治上曾经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及王光美相比,公道吗?)

黄宗英的传记《雁南飞》第125页描写女儿赵橘要去黑龙江插队的情景充满悲情。文中还提到周民去江西和周伟去内蒙插队。此时此刻黄宗英竟没有一句《特别的姑娘》里理想主义的口号,“去农村把苦吃个干净”(第六页)。黄宗英为什么不鼓励他们去当《特别的姑娘》中所歌颂的“攥书本扛锄头的乌脚梗”(新农民)(第四页)?为什么不像对侯隽那样鼓励他们说:“党支持你们”!(侯隽凤凰网访谈)为什么不督促自己的女儿争当新的侯隽邢燕子?(真是奇了怪了!这不是反映黄的觉醒吗?黄写文章是1963年,而她对自己子女上山下乡的态度是发生在文革期间!如果黄在这时候仍然还在写文章吹捧上山下乡那才是罪恶的帮凶,才是伪君子的“口是心非”呢。)

她一生中最值得褒奖的恐怕只有一件事,那就是2007年证实了反右时期罗稷南与毛泽东关于“鲁迅如果活到反右时将如何”的那一次惊心动魄的对话。但是考虑到党政领导不会喜欢这类话题,在完全由她自己主导撰写的传记中竟然只字未提这一轶闻。(作者在不得不承认,黄说出毛对鲁迅若活到1957年将要面临的命运的真话是件“值得褒奖”的事情的时候,却仍然要用“一生”“只有一件事”来贬低,并批评黄在传记中对此“竟然只字不提”。难道这位已经成为海外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专家的彭先生不知道中国的出版是要通过审查的吗?何况是如此刻画毛的残暴心态的评价!一位出国前长期在出版界待过的知识分子,在明知中国现状的情况下,仍然对黄在传记中不写此事而误导读者、大加鞭挞,我不得不确认他对黄宗英评论的客观性和公允是值得怀疑的。)看黄宗英的一生,她在影坛仅仅创造了一个略见真情的悲情女(梅表姐)(黄的表演生涯是如此不堪吗?如果我是彭先生,即使黄宗英确实是一名二流演员,我也绝不会在评论这样一个有关时代的大文章中刻意离开主题去贬低一位女演员),在文坛她却充当了一个机灵应对政治需要的女“演员”。

曹小莉:

看来一涉及知青题材,身为知青的我们就会有满腹的话要说,所以论坛一夕之间竟如此热闹,可喜、可贺、可赞。从不同角度来评论千古是非,向来是中国人的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还不算是单纯书生议政,毕竟也在那个年代生活了多年,眼观耳闻,心中本有一笔账,随便一倒就是万千言.

我先放下评价黄宗英跟风伪善的这一议题,补充一点文革前的知青情况.也许能够对黄宗英美化和鼓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段历史时期有所了解.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口号在1962年好像就被提了出来(刚刚能吃饱饭不饿死人就开始穷折腾了)。紧接着就是上大学要讲阶级路线,许多品学兼优的中学毕业生被拒高等学府之外,海外关系(尤其去蒋匪台湾的),地主右派反革命的子弟想上大学难上加难。上大学必须通过政审,家庭清白,本人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是一个大前提。如果出身资本家、知识分子、旧职员,还凑合能过关。但学科也有严格审定,举例如高干子弟可以上“哈尔滨军工大学”,学保密高科技、军事工程,非工农革命子弟上师范大学,学文科理科医科,凡此等等。62到六65年之间的高中毕业生,都很熟悉这种潜规则,出身不好的学生头上压着金箍咒。要是“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学生(即家中有被镇压的,枪毙的,今天看来真不合逻辑,明明你杀了人家父母,再断定人家有仇,那你还让不让人家活了),很少能通过这一道关口的。

文革前北京学生就流行这样的说法“红旗跃进白纸坊(三所取分很低的中学,高考率极低),实在不行北大荒。”可见上山下乡在人心目中是一条被歧视之路。邢燕子、董家耕是自愿去的,他们代表的是一种自愿为边疆农村献身的一批人,虽得到赞扬和钦佩,但不是人们仿效的对象。中学生都希望成为科学家、医生、教授、演员,希望考入名牌大学。我所在的北京育才学校,六四年秋一进中学校长就说:我们学校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科学家、诗人、作家的摇篮。从没有人鼓励我们要去遥远的新疆和北大荒。

那时的血统论已经萌芽,被大学拒之门外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心中伤痛远远超过我们文革中的知青(我们是成群结队,别无选择,不分出身好坏,心理落差很小)。其中有很多落落寡欢被社会淘汰的一群,灭绝了心中的期望和梦想。当然也有许多人会很高兴当工人,结婚生子,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做工务农。遇罗克在六七年春写出的《出身论》,就是基于他做这种"贱民"的感受,他仅仅提出了一些疑问和讨伐,就以自己的生命祭了文革之坛.

写文很累,心中有万千言语要写,为了不影响健康,只好搁下,一点感触,抛砖引玉.本人用的是大字体,写几句就这么累,徐兄的小楷洋洋洒洒,动辄数千数万,认真与大家交流,我们也得跟上。

程天一: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也来简单说几句有关老知青的事实与对当时上山下乡宣传的吹鼓手的看法(对不起,徐彬,与你说的情况与看法有些不同):

(1)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我这里称为老知青)虽然没有文革中下乡的(约1700万)多,但从60年前后到65年下乡的总人数并不少,约130万,也遍布全国的许多地方。由于许多回忆研究知青的文章和著述都很少提到这批知青,我在王力坚教授在温哥华举办的《文革中的地下知青歌曲》讲座后的讨论中就指出过,在一本专门记叙这批知青的书中,他们被称为一般知青中“被遗忘的角落”。

(2)这批老知青之中并不都是没有考上大学,也有不少没有考大学而“自愿”下乡的。即使在那些没有考上大学而“自愿”下乡的知青中,有相当一些人的学习在同班同级中十分拔尖,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或政治表现落后不是又红又专而没能考上大学,这在62-64年强调阶级路线培养革命接班人后变得更加明显。前两年网上就有揭露当年在部分高中毕业生高考档案袋中发现由学校组织写的“此人不宜进入大学”一类的评语。

(3)那些“自愿”下乡的知青其实大多是在当时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下,感到不听从政府和学校领导的号召上山下乡而留在城市,在政治上就没有出路。这对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更是希望能由此闯出一条生路来。所以对多数知青来说“自愿”并非出自真心情愿,而是迫不得已。同时当时一个口径铺天盖地的宣传也使年轻单纯的城市学生根本无法了解当权者的真实用意和下乡以后会遇到的实际问题。其实那时的上山下乡和后来文革中的下乡运动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安置城市多余就业人口的权宜之计,但也是当时的国策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有相应的“人口安置办公室”。徐彬提到的63年以后“城市对动员社会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已经不再作为重点提倡”至少在我了解的许多城市中是不准确的。在这些老知青中当然也确有象候隽、董加耕这样在当时政治气候下愿意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的知青,但那毕竟是少数。

(4)这批老知青后来虽然大都回了城(与文革中下乡知青在落实政策时没有不同,他们在我了解的农村的许多地方从没有当成“非知青”而是被称为“老插”即老插队知青)但由于年龄偏大,不在77、78级招考范围之内,没有学历和一技之长,多数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服务性工作,收入低,结婚又晚,在后来的下岗风潮中普遍首当其冲。这批老知青中的大多数人真是坎坷一生啊。象我这样能上大学读学位又出国的真是他们之中极少数的幸运儿了。所以这批老知青与文革中下乡的知青都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应在知青的历史上占有相同的地位而不是有“极大的区别”。

(5)我早就知道黄宗英,也读过她写过的几篇报告文学。但对她本人的情况、写文章的背景及为人基本上没有了解,对介绍的批判文章也没有仔细研究。但上述提到的红色宣传,在给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中制造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假象中肯定就有黄宗英这些吹鼓手的一份“功劳”。无论其影响的大小。当然,客观地和历史地看,在当时的“气候”下写一些歌功颂德符合主旋律的文章的人并不应都加以批判,他们的行为应由当时的当权者负主要责任。但如果是吃了“人血馒头”踩在别人的头上向上爬还弹冠相庆,并至今还在树“贞洁牌坊”,毫无自我批判的自知之明,那就不同了(黄宗英是否在此列需要据实分析),必要的清理是非和还原真相是完全应该的,不然下一代年青人中以后肯定还会有人在津津乐道“青春无悔”!

等我有时间以后一定会把我的亲身经历和那一段永远难忘的历史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曹小莉:程天一写的很有分量,这批文革前知青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较少提及,但他们的下乡是前奏,是我们一千七百万知青弟妹的先驱,而且更不公正更带有三六九等区别的歧视,上海南京去的是新疆,北京及其他城市去的是北大荒,他们的处境如何,今天的想法,也是值得国人关注的.他们就是我们的哥哥姐姐们,亲戚邻居们,和我们的命运是相连的,这是一段不可分割的知青历史.

徐彬:

原谅我寡闻,今天才知道彭文中对黄宗英的“黄昏恋”对象冯亦岱称之为“卧底文人”的来龙去脉,并觉得有必要将其写出,从中进一步看出彭小明先生在写作此文中对黄宗英根深蒂固的不良心态。

冯亦岱是一位中国知名的大翻译家,民盟成员。1957年冯和章伯钊等民盟上层人员一起打成右派。“卧底”一说是来自章伯钊子女章怡和的文章,但是“卧底”的事实却是来自冯本人在文革后以《悔余日录》所发表的日记,该日记详细地记载了他在被打成右派以后,受中共统战部官员之委托,利用与章伯钊等著名“右派”大人物有来往的条件,将章等人的思想言论源源不断地向“组织”汇报的真实思想及经过。

显然,冯亦代当年的行为是他人生中的极大污点,但是晚年时他能够主动将记录自己卧底劣迹的日记全部公开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特别是冯老晚年已经拥有人生、事业的各种美丽桂冠,属于盖棺论定、功成名就之时,但他仍然能够“自毁清誉”,将自己历史曾经的不堪人目的污点和人性在特定时期的的迷失堕落,赤裸裸地曝光在世人万目之下,其勇气绝非一般知识分子可为。就像冯告密的受害者子女章怡和所写的:“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冯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会形势也起了巨大变化。但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彭先生对以上历史全然是知情者,否则他写不出“卧底文人”二字。但是为了文章的需要,他仍然在讲到黄宗英的黄昏恋时毫不吝啬地将冯的“卧底”历史一并带出,只为了突显黄冯二人是“一丘之貉”,其刻意贬低之心力穿纸背。

顺便说一下黄冯的黄昏恋。黄冯二人是故交,但彼此接近是90年代初之事。那时两人都已痛失伴侣,就像他们说的,已“成了夫妻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两人的这段黄昏恋,在热烈程度上,丝毫不亚于年轻人。结婚前的一年中,黄宗英住在上海,冯亦代则居在北京,两人依靠鸿信传书倾诉彼此情感,文字极具激情和浪漫。有时黄宗英一天内会写3封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居然写下50万字的情书!1993年底他们在北京结为伉俪,此时冯亦代已是80岁高龄,而黄宗英也已经68岁,两人的结合造就了中国文坛一段佳话。1999年7月12日,冯亦代在病榻上用了足足一整天功夫写出对黄宗英之爱的最后绝响。他写道:“现在我这个人,说穿了,是为你而生存,因你而生存,再没有别的了……。” 这就是被彭轻蔑地称之为“老年时以黄昏恋出名”的真实经历。

韩宗京

徐兄,你讲的冯亦代与黄宗英黄昏恋一事,章怡和亲自对我说过,还提到黄苗子等一些民盟中的老人,这些人在57年那?人妖颠倒的运动中倒行逆施,磨掌擦拳,落井下石,唯恐自己不左,酿成当年全国60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历史悲剧。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在研究民盟的历史,我一听而过,在咱们这个圈子里,没有比我更了解民盟的了,你若真有兴趣,打算写下来,改天听我细细道来。略露一二:民盟发起人張瀾、沈钧儒与先父是旧交,民盟成立之初已有共产党员潜入,中共称交叉党员,其实就是卧底,先父即是其中之一,时归中共统战部领导。

章伯钧(兄笔误为钊)中共建政后当了交通部長,其夫人李健生是第一任北京市卫生局长,80年代还保留全国政协委员,此时她的保健由我全权负责,直到送入八宝山为止。章伯钧的大儿子章师明是我的顶头上司,两个女儿章怡学、章怡和自是与我无话不谈的老大姐。

依我在民主党派工作的6年经验,江山不可交与民主党派,因为他们与黄宗英是一路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本是题外话,到此为止。

我只想说一句:否定文革,洗新革面才是中国的唯一生路,还不知我们这个同龄、同经历、同时代的新君能不能做到?!

徐彬:

宗京兄所说我曾经研究过民盟之史,是指我在八十年代的研究生论文,题目就是“论民盟的中间道路对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的制约”。我的论文主要是分析马歇尔1946年来华调解国共冲突时,因无法在国共之间找到妥协之道,一度重视以民盟为主的第三势力,而蒋介石因为民盟与中共的盟友关系对民盟采取的打压措施又激怒了马歇尔,以致于马歇尔回到美国担任国务卿后代表美国政府减少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财政援助,最后使得国民党在大陆完全失败的那段历史。章伯钧和罗隆基是我在论文中多次涉及到的人物。我为此还专门去北京民盟总部,希望能够阅读盟史文件,结果吃了闭门羹。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对宗京所说的中共与民盟的复杂关系包括交叉党员的原委,以及毛泽东在反右时对民盟所谓章罗同盟的严厉批判(事实上不存在)非常熟悉。

沈家庄:

为何要抓住一个文人、一个弱老妇人大加挞伐?中国多少官僚昧着良心干了那么多坏事、恶事、丧尽天良的事,为何不去写文章批判?今天还有多少弱者在争取自己基本权利而不可得,又有多少文人在写着丧尽天良的文字辱没祖宗!现在,有些人就是靠骂名人标榜自己!我憎恶这种人!你有精力,为什么不认真分析一下,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出现知青下放的现象?现在怎样在全人类生存层面上思考诸如此类的社会乱象?你有本事,写书以理服人。不要抓个毫无反抗能力的、过去的弱者来挞伐!我不认识彭,也不认识黄--我是就事论事!如此而已!

吴民强:本来不想多说,因为这篇文章主题非常明确:鞭挞了一个人黄宗英,刺了中国社会的两个脓包------政治投机者,青年贞节牌坊, 很有见地。 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警醒文章,以断政治投机者的门路,以防止新的贞节牌坊出现。如果我们对文革期间,那种疯狂的愚忠给中国社会带了十年浩劫要痛定思痛的话,痛击政治投机者必不可少,打碎人造的榜样也不可缺。让社会回归真实平和,让人民安居乐业。不过,看了后来的一些评论,觉得很有些节外生枝的感觉,而且有枝节大于主干,只好再说几句有关枝节的话。

黄宗英确实不是中国社会第一号政治投机者,甚至可以说排不上名。但却是她做了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以求得自身安宁的事,也因此误导了别人,加重了其他人的负担。她是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她没有做好这点, 想一想近二千万知青的悲惨遭遇,更累及近亿人民正常生活。因此,被人鞭挞了, 不仅是应该,而且是必须。不鞭挞政治投机者,不摧贞节毁牌坊,中国社会就没救!同样,不能因为有人做的比黄宗英更坏,就不能说黄宗英的错。正确的做法是有这样认为的人,应该同时鞭挞那些比黄宗英更错的人,来共同形成让政治投机分子惧怕的社会氛围,而不是仅仅用来指责鞭挞黄宗英的人。

讲情感。90多岁,老人,弱女子, 值得同情,但是无关乎当年的是和非。疯狂的文革中多少老弱病残以及女子因为被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而惨遭迫害,甚至毁灭。当年壮年的黄没有同情,却做了一个吹鼓手,对上山下乡运动推波助澜,或多或少加重了受害人们的痛苦。当然不赞同以暴制暴, 以牙还牙,不过是非曲直还是可以论的。 其实,这篇文章还是比较理性的,基本上都是用事实来说明的,语气上并不极端。

讲时间。黄的文章在63年,介于老知青和新知青之间,或者回乡支边支农青年和知青之间,或者又可以说介于毛泽东的“农村是大有作为的。。。。”和“。。。。接受再教育”之间, 也可以说是介于知青志愿半志愿上山下乡和被迫上山下乡之间。这样一排序,就可以看出来了黄的文章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是否起到推波助澜上山下乡运动的作用。

讲形势所迫。6亿人民同在一个形势底下,出风头, 转嫁与祸的只是极少一部分,黄宗英是其中一个。大部分人不是沉默,就是承受。如果一定要强调为形势所迫所做合理,那么汉奸就是英雄就是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嚒。是这个理吗?大环境下,每个人的选择都得自己承担,是不可以推给大环境就可以了事,否则对绝大多数沉默承受的人不公平,让社会变的畸形!同样,就是今天的评论也好,文章也好,也是文责自负,自我担当社会和历史的责任。

至于作者与黄个人之间有什么恩怨,我不知情,不敢枉加猜测和评论。这些都只是枝节,应该回归到枝节,别影响主题。谢谢!


蓝漪:

对于彭文,大部份观点都赞同,只是对待黄宗英的鞭挞我认为过份了。因为那是个没有是非、或为是非错乱的年代,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顺应那个时代思潮的行为和思想(比如自觉或不自觉地下农村,表决心等)。不能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是应追究时代、以及造成这种时代的政治空气的政治势力的责任。个人在客观上充当了吹鼓手而实质上只是个被洗了脑的牺牲品。

徐彬:

一篇由欧洲德国华人、没有经历过中国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彭小明先生在今年年中所写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评论文章,居然在四个月后在一批居住在北美温哥华的“知青”华人中间引起争鸣并各持己见,更为奇的是他们争论的重点并不是主要围绕作者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评价,而是针对作者文中对华人普遍熟悉的中国文艺界名人黄宗英的批判。由于这些评论涉及到历史、社会、政治、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涉及到评论者各自不同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思考,其中颇多彼此精彩的对话,本刊在得到温哥华这些评论者的同意后将他们的文字奉献给大家,以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经历过那个疯狂年代的温哥华“知青”群体的内心世界。

曹小莉:网上资料,补充的是彭小明先生是在六六年高中毕业前夕适逢文革,后来因严重肺结核病不能下乡,在街道工厂打杂作工,后来是七八年考上复旦大学,报社编辑诗人,八七年出国,这也算知青经历中的一种,此人应算知青一代.他对知青的历史和体验一定和我们在座的人一样深刻,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供徐兄参考.

我本来不知他为何人,现在在网上查到,更能有助我们了解他的文章.

他的文章观点鲜明尖锐,不是四平八稳,而是咄咄逼人,极富有感染力,对那个年代的跟风伪善行为大加鞭挞,入木三分,毫不留情,拿黄宗英的知青题材成名作开刀,指出一部分文化人的投机心理,所以赞者喜欢他的风格勇气,对贻害几代人的上山下乡错误路线,非如此下重药无法肃清其社会流毒,非如此振耳发聩之声不能打碎其虚伪的贞节碑坊,非如此直刺深处方能杜绝今后的政治投机者,为此理由,我也是赞者之一.

对他文章的严苛词句,对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人们熟知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严厉指责,甚至用了屠夫帮凶的字眼,有些人看不下去,愤而指责他对老年黄宗英的炮打和苛求,并认为黄也是受害者,只作了那个年代许多人都作过的事.

很少有一篇文章,能引发读者的强烈情感如斯,赞者和批者各从不同角度来解读,产生精彩的纸上辩论.在互相摆出的理由中,找到论点的平衡和公正.

温哥华,你平静的报纸,此刻被彼岸四五十年前发生的往事所侵扰,因为它虽然遥远,在我们这一代心中,仍在眼前.

沈家庄: 编辑先生若将此文编辑挂网,请只署我的姓名,不要再加“教授”后缀。实在是因为在群里发言,大家平等,而与职称无关!

曹小莉:沈教授所言有道理.我也提出不要在文章前面加上头衔,记得前天就大胆上书,提到不要写"虚衔",因为这与观点无关.

以后也请张总和编辑们留意,除非特定情况,比如请来作政治评论,文学演讲,医学讲座,财经指导,当然要让人知道此人的身份,另当别论.一般情况下别加上这么多名号,太大了让人们有温哥华"山中无虎"的感觉

张社长速度很快,前晚传来时整个笔谈已经由报社编辑全部编好,加上了评注,并给各位加了头衔和电邮,廖兄提出要统一名字,去掉地址,我当晚闲来无事,就把文字放大,统一格式,按前后发言顺序,理了一遍,为的是省大家眼力,我本人就不能看太多小字体,简直是谋杀我们"明媚的双眸",长此以往,我们将来是"青光眼,白内障,老眼昏化,眼球浑浊,眯成一道小缝,走路是看不清,走不稳,开车撞树,走路撞人",完全是出于菩萨心肠,害我熬灯费火,放大整理一遍,不敢以外行充内行妄当编辑,嘿嘿,现在照镜子,眼睛已经小了千分之一公分.

我们是业余即兴发言,报纸错爱,竟然已经登载挂网,下次务请要先给点时间,还请编辑们以后务必删去前后缀,得到发言者同意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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