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新衣难遮五大危机

皇帝新衣难遮五大危机

 浩　澜

前不久，中央高层称中共有“五大优势”，即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云山雾罩的高谈阔论。

“五大优势论”，从字面上看，似乎底气十足。但是，仔细从另一方面分析，特别是透过对中共十八大前激烈内斗的观察，不难发现，“五大优势论”，恰如童话故事里面的皇帝新衣，只不过向世人裸露的，不是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皇帝，而是中共的五大危机。

一、理论危机

被中共奉为指导思想、根本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十九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现在看来，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斗争哲学，以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为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值得深刻质疑。

随着改革开放，融入现代国际社会，人们已经看到，当代世界，远不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当代各国政党，除了中共，已经没有几个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以“实事求是”为核心，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富了就是好猫，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构建和谐社会，等等，距离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剥削，对资产阶级进行无情阶级斗争等原则，已相去甚远。

中共深陷理论危机，有两大难言之隐。

一是，共产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名句，“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可以用来形象地说明这一矛盾。将近一百年前，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大批在黑暗中摸索的救国救民志士，通过研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火炬，有如“忽闻海上有仙山”，倍受鼓舞。于是建党，前赴后继，为共产主义奋斗。然而，随着革命成功，共产主义非但没有成为现实，反倒越来越遥不可及。中共现在对共产主义的感觉，恰似“山在虚无缥渺间”的海市蜃楼。上世纪末，共产主义革命的故乡苏联解体，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苏联和东欧彻底终结。现在，中共上至最高领导，下至普通党员，无一不在回避共产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如果不回避，共产主义理论之矛，所要刺的，恐怕就是中国的现实。

二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共现状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生产关系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甚至阻碍和破坏经济基础时，改革或者革命就不可避免要发生。这一基本原理，中共还相信吗？被视为“左”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共的现状，不正是矛与盾的关系吗？

因此，除了重大纪念日，中共早已不再提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今天的中共，实际上正在向建党宗旨的相反方向蜕变，成为少数专权寡头政治上独裁专制、经济上聚敛个人资本财富、组织上排斥打击异己的工具。中共治下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多数不是靠劳动致富，而是靠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中国特色手段致富，并不是什么秘密。最近，中共一封疆大吏被倒，其背后深刻的原因，似乎并不在于其是否真腐败、真犯罪，而在于中共早已深陷理论危机，实际上早已放弃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原则，甚至连“唱红打黑”都视为文革复辟，“共同富裕”都开始讳言。

中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能解释从封建社会向现代民主文明社会的过渡，更不能说明对外开放融入全球自由经济一体化的社会发展必然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仔细分析品味，所谓中国特色，确切地说，更像封建特色，大有孤帆远影，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苍凉之感。带有浓厚封建特色的中共内斗，反映出中共深刻的理论危机和思想混乱，远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所能掩饰缓解的。能不能彻底解放思想？执政党如何向现代文明政党转变？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怎样复兴？始终是困扰中共的理论漩涡。

在近现代历史上，有两个政治宣言作为思想里程碑，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世界观。一个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以暴力革命争取劳动阶级解放、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信仰为核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另一个是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尊重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平等、财产、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影响了现代人类政治民主文明的世界观。两个政治宣言，恰好间隔整整一百年。前者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的智慧结晶，后者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大会所有现代进步国家的智慧结晶。

如果马克思本人健在，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一定会为《世界人权宣言》这一人类文明进步新的里程碑问世、远远超越《共产党宣言》的蓝图而欢呼赞叹，或许还会大大方方地将自己的《共产党宣言》送进历史博物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原本是马克思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世界人权宣言》将马克思的这一理想，展现发挥得淋漓尽致、生动具体、现实可求。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定格在《共产党宣言》时代，只知《共产党宣言》，不知《世界人权宣言》，建国时思想理论就已落后整整一百年，再加上《世界人权宣言》问世后的六十三年，现已足足落后了一百六十三年。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如果中共真的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不妨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宣讲《世界人权宣言》，冷静地思考、比较，讨论到底是以《共产党宣言》还是《世界人权宣言》作为社会进步奋斗目标，相信一定会带来深刻的思想变革，带来中共政治思想理论的跨时代飞越。

二、政治危机

天下为公，实行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享受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文明，政党内部、政党之间、整个中华民族不再为政治信仰而流血残杀，不再由于政见不同而遭受监禁迫害，不再无奈于执政集团世袭专制独裁而滋生的严重腐败，已是现代世界发展潮流，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论述过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基本国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不足，依然存在。但是，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国家的底子，已经今非昔比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第二大国，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主要债权国，不能再谈底子薄了。简而言之，现在，中国的基本国情，已经变成了“三多一薄”，即人口多，贪官多，人才、资金外流多，国家阔了人民所得相对薄。这“三多一薄”，已经构成中共内外政治危机的基础。世界在变，国情在变，党心民心思变。中共至少面临来自四个主要方面要求变革的呼声和压力。

一是，党内呼声压力。

中共知识化、年轻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据最新数据，到2011年底，中共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3191.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8.6%；35岁以下的党员2062.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随着知识化、年轻化，中共党内对民主化和公平竞争的要求与日俱增。党的各级领导或者代表由上面分封，党内民主只做表面文章，论资排辈，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买官卖官等等，已经引起广大党员人才日益强烈的不满。每个党员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党员违反党章规定，剥夺、戏弄普通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社会上搞一党专制，在党内或许还说得过去。但是，党内搞少数人专权，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至于玩弄权谋，甚至动用阴谋、暴力、专政手段争权夺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更不得党心了。中共维持一党专制，已经勉勉强强。要继续维护党内少数人专权的“祖制”，支撑到建党百年不变，恐怕越来越困难了。

二是国内呼声压力。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各级领导人是人民公仆，理应由人民依法直接选举、监督和定期罢免改选。这是现代民主政治最基本的特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规定：“㈠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㈡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㈢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剥夺人民的直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执政党少数党魁权贵仿效满清“八王议政”来主宰国家，六十多年不变，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再不改革，越来越难以维持执政的合法性了。建国之初，由开国党主宰国家命运，或许人民还能接收。但是，现在执政的党魁，开国时还是娃娃，或者连娃娃都不是，凭什么不经过人民选举授权，就可以享有主宰一切的权力。人民已经在质疑，这与满清八旗世袭国家权力有什么两样？

一党专制，国家事实上为一党所有，与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理念背道而驰。大刀阔斧地打黑，呼吁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已为中共高层所不见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代表性，正在逐渐丧失公信力，自称代表这个，代表那个，已成为政治尴尬和讽刺。面对开放了的外部世界，人民要求执政党归还民主权利的呼声，已经成为人心所向，特别是执政党日益腐败，“自己刀切不了自己的把”，人民直接选举各级政务官员的要求，如火山之下岩浆滚动，已经不容再置若罔闻，拖延搪塞。

三是海外呼声压力。

由于中共内斗的需要，多年来中共认定的海外反华敌对势力，正在出现某些被招安、被统战、被利用的迹象。但是，与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外逃贪官素无瓜葛的五千万华裔爱国同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大陆移民，要求中共恢复承认其中国出生国籍、归还回国自由的正义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其感召力、影响力远远超过中共以前所认定的海外反华敌对势力。

剥夺海外同胞中国出生国籍和回国自由，实际上侵犯了海外中国同胞最基本的人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规定：“㈠人人有权享有国籍。㈡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第十三条规定：“㈠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㈡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曾经向美国政府呼吁，并促成美国国会就排华法案正式道歉的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及愈百华人团体，今年三月也向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呼吁，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国内民主党派、有识之士也多次在中国两会递交有关提案。改革80年极左国籍法，还海外中华儿女中国出生国籍，还外籍中国人回国自由，呼声已遍及全球。如果中共对此无动于衷，我行我素，执政党和国家形象将自我扭曲，海外民心势必荡然无存。

四是国际社会呼声压力。

跳出意识形态政治成见，看看当今世界潮流，可以说，二十一世纪，必是全人类完成由封建独裁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文明社会过渡的时代。中共与民主国家进行人权对话，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刚刚过去的几年，一个又一个独裁专制政权土崩瓦解，证明世界潮流不可抗拒。另类执政党、封建特色浓厚国家，或许可以再维持几年独裁专制，但一定维持不了太久。世界政治民主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政权、哪个政党可以置身于外的。

来自党内、国内、海外和国际社会四个不同方面要求变革的呼声和压力，犹如“四面楚歌”，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呼唤天下为公，呼唤现代民主和政治文明。中共如果听不到现代民主政治文明浪潮惊涛拍岸，不顺应党心、民心、海外民意和国际潮流坚决改革，政治危机火山喷发或将为期不远。

三、组织危机

中共建党以来形成的民主集中制，随着连续执政超过六十年，已经蜕化成了“五皇集权分封制”。广大党员，根本就没有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利自由选举、竞争党的各级领导人。党内民主和竞争，在现代文明政党看来，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在中共看来，却往往被视为所谓“政治野心”、“篡党夺权”、分裂党的危险，不能容忍。

党的各级领导人，几乎就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党皇。谁可以成为党的各级领导人，基本上是由“五皇集权分封制”来决定的，即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指封继位“央皇”，“央皇”指封“省皇”，“省皇”指封“市皇”，“市皇”指封“土皇上”。大大小小的五级党皇，一元化领导一切，主宰所有下属的富贵升迁，上下左右几乎形成了封建君君臣臣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普通党员认可不认可，根本无足轻重。中共各级“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实际上已经或者正在变成各级党皇的封地和工具。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自主施政独树一帜，自然会被央皇视为东西南北“王”，如芒在背，寝食难安，不拔不快。

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已经是普通党员、民众无可奈何司空见惯的潜规则。人才，也已经成了各级党皇封赏的头衔，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是也不是。独霸一方，榨取民财，买官卖官，层层加价，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封建社会末期的腐败习气，像癌细胞一样纵横扩散，几十年间严重地侵蚀着中共的各级组织，使中共蜕变成为千疮百孔的庞然大物。用《红楼梦》里的话说，“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尽上来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神舟上天，党旗落地，苏共一夜之间崩溃的结局，随时都可能在中共重演，或许不是危言耸听。

四、制度危机

近些年来，中共在制度建设方面，确实做了不少表面文章。制度越来越细化。

但是，由于体制原因，中共的许多制度，除了作为整饬异己的工具，优势就像纸老虎，通常不过是钉在墙上，说在嘴上，装潢门面的广告。例如，反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干这干那，制度越多越严重。广大党员和民众，早已失去了当家作主民主选举、罢免党皇的权利，更不要说什么监督各项制度的落实执行。谁敢惹各级党皇，用制度来约束党皇，谁就是不想好好活了。所以，潜规则比制度更有优势。一纸空文的制度，从来就没有被权贵们当回事，差不多就是蒙骗公众的遮羞布。

五、密切联系群众的危机

面对海内外此起彼伏的民怨，中共还能堂而皇之地大讲其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绝对勇气可嘉。中共脱离群众的危机，早已病入膏肓。果真有密切联系群众的，多半也早就成了中共的另类和众矢之的。中共如果真的还看不清人心，自信拥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最好的验证办法，就是放手由人民直接选举各级政务官员，一选便知到底有无群众优势。

综上所述，中共之所以要在十八大之前大唱五大优势的高调，就是因为五大危机已火烧眉睫。中共要与时俱进，避免被时代淘汰，显然不是要居安思危，而是要居危思危。中共十八大和最高决策层，已经到了必须仔细倾听来自党内、国内、海外、国际社会“四面楚歌”的时候。

能否正视五大危机，化解五大危机，真正形成五大优势，对中共是一大严峻考验。以下三条道路，中共可作出明智选择：

一是继续维稳。

近十几年，所有维稳办法都已经试过了。越维稳，越封建，越专制，越腐败，越黑暗，矛盾越突出，越难解脱困境。维护天下为一党所有，强化所谓与中央“保持一致”，剥夺广大党员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腐败，饮鸩止渴，慢性自杀。

二是逆现代民主政治文明潮流而动。

物极必反。用暴力、专政手段打压党内党外改革政见和民意呼声，势必走向人民和世界历史潮流的反面，最终难免被执政党内部或者广大人民的改革潮流所淘汰。满清王朝末期的历史，可以为鉴。前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年后，突然土崩瓦解的历史，同样可以为鉴。中共如果不改革，能否挺过执政七十年、建党一百年，完全要看党心民心还给不给五皇集权分封制继续霸道的机会和时间。

三是解放思想，顺应民心潮流坚决改革。

用天下为公、现代民主政治文明的理念，第一，改造执政党，脱胎换骨，使之成为现代民主文明政党；第二，改革国家政治制度，还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第三，改革国籍法，还海外中国人出生国籍、回祖国自由，消除海内外、海峡两岸民族割裂障碍，引领整个民族尽快实现统一复兴，融入世界潮流。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兴党兴国兴中华的光明大道。中共内部的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大可不必照搬西方模式，只需要好好研究借鉴台湾和港澳的现成经验和法制，充分利用海内外中国人的政治文明智慧，靠八千万誓言立党为公的党员和广大人民支持，有八千万港澳台和海外爱国同胞同心协力，不出二十年，民族复兴千秋大业可成。

网上可搜索参阅：

１、浩澜：《天下为公：中国政治文明的潮流走向》

２、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