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之恶

(杨老师读书笔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

论自由之恶

西方民主体制的设计者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社会公权力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过度压迫而形成独裁暴政，因而在设计政府架构和设定个人自由上不厌其烦地作了细致的论述。密尔的《论自由》就是其中的一部奠基之作。

读密尔成书于1859年的《论自由》，联想到的却是2020年民主世界的现实，如美国的“BLM”运动和总统大选。对比一下密尔的先知预言式论述与现实，就会猛然惊觉：自由之恶，竟然可以甚于专制。

密尔书中所说的“自由”分两方面: 政府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

政府的自由，实质就是权威的权限；个人的自由，实质就是不受权威管制的权利。

历史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政府的自由越来越少，个人的自由越来越多。

这既是人类的福祉，也可能是人类的祸根。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曾经是民主社会的几大标杆---言论自由，集社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由于自由滥觞的结果，而正在蜕化成另一种暴政独裁：舆论和大数据独裁，暴民情绪独裁和金融资本独裁。换句话说，自由的滥觞会酿成我所说的“自由之恶”。

自由滥觞，主要表现在无原则无限制地鼓吹”多元化”。美国引以为荣的“大熔炉”和加拿大引以为傲的“多元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激进自由主义者最擅长用“政治正确”给多元化戴上“不同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桂冠。其实，头脑稍为清醒冷静的有识之士都很清楚地看出，无原则无限制的多元化会削弱一个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各种利益集团你争我夺各自为政，造成国家一盘散沙的局面。

密尔语录：“人民的意志实际上只是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是人民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而所谓大多数又或者只是使他们自己成功地被接受为大多数的那些人而已；结果就是，人民也会要求压迫总体中的一部分人。” 

“人们最初认为并且庸俗地认为，多数者暴政之所以像其他暴政一样可怕，主要是因为它是通过公共权力的措施来施行的。但是深思之士已经察觉到，当社会本身就是暴君时，即当社会集体地凌驾于组成它的个别个体之上时，暴政的实施就并不限于借助政治机构之手而行的各种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实在执行自己的命令，而如果它执行了错误而非正确的命令，或者对它根本不应干涉的事发号施令，那么它便是实行了一种比其他各种政治压迫更为可怕的社会暴政，它虽然不常以严厉的惩罚为支撑，但却由于更深入地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细节之中，甚至束缚了人们的心灵本身，从而使人们更加无法逃脱。因从，仅仅防范各级官府的暴政是不够的，还需防范优势意见和大众情感的暴政，防范社会即便不用民事惩罚，也能有法将自己的观念和做法作为行为准则强加于异见者的趋势，防范社会束缚与自己不相一致的个性的发展，甚至有可能遏止其形成，从而使所有人都必须按照社会自身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那种倾向。集体意见对于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发现这一限度并维护其不受侵蚀，对于使人类事务进至良善之境来说，正像防范政治上的专制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自由滥觞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无原则无限制地鼓吹“民主”。曾经被奉为民主圭臬的“一人一票”，渐渐蜕化成密尔在书中所称的“多数者暴政”。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已经是“微弱多数的暴政”，即50.01%的选票就可以剥夺另外49.99%的人的意志。

密尔语录：“要想给每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允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

“在与整个人类相比之下，只有少数的人其生活试验如经他人采纳，可能会在行之有素的做法上算是一点什么改进。但是这些少数人好比是地上的盐，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就会变成一池死水。这不仅要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们。 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有他们，却必须保持能让它们生长的土壤。”

自由滥觞的第三个特征是，无原则无限制地鼓吹“平等”。曾经被誉为法治社会基石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渐渐蜕化成打土豪分田地的“均贫富”，追求的不是天赋人权的平等，道德标准的平等，礼仪学养的平等，而是分享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平等。

激进自由主义信奉“人之初性本善”，不承认“人性恶”，不接受“差异性”，不服从“社会秩序”。结果就是助长滋生无政府主义的“乌合之众”，在“自由”，“平等”的幌子下恣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只要权利不要义务，只想索取不想给予。结果是，日益膨胀的个人自由排挤驱赶政府权威的自由。自由的沃土上，盛开的是一片片放纵欲望掠夺资源的恶之花。

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目的就是要在政府的自由与个人的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划出明确的界限。如果他能预见到当今西方社会的政府权威已经被个人自由冲击得溃不成军的狼狈局面，密尔写的可就不是《论自由》，而应该是《论自由之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