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活着还是死去,
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
初中毕业后没有立即考上高中,对于提前上学当时还是十三岁小孩的我,确是一个很可怕的挫折,我没有淌一滴眼泪。发榜前,在西瓜田的看守棚里,我刚读完英国女作家艾丽·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主人翁绰号“牛虻”的亚瑟,临刑前留给青梅竹马女友琼玛的绝笔中代替具名的小诗结尾,就是这两句话。对照一下,我的“苦难”实在不算什么,我也要做一只“快乐的飞虻”!
“飞虻”为什么“快乐”?因为他热爱生活——为苦难中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斗争的生活。亚瑟活着,在斗争中“快乐”;亚瑟选择了死,为人格而“快乐”。一个“粉红的糖果纸包着杏仁糖”生活里的富家子弟,到毅然选择“死亡”,他经历了多少艰辛苦难的锤炼,特别是他的心灵经受的打击使旧的他“投海自尽”,而一个为国家、民族、人民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斗士产生了,成长了,在世界有良知的人心中竖立得高而又高。对于那时我这样充满幻想渴望英雄主义的少年人,他就是现代时髦话里的“偶像”,我怎能不和他一样“男儿有泪不轻弹”,永远要做一只快乐的飞虻呢!
后来读高中时,我每年暑假都要读一遍心爱的《牛虻》;当小学代课教师,我还是每年暑假要读上一遍。那十年里,我的境遇是:最低的工资,最重的课务;贫困,低贱(极左路线的压抑),谈恋爱遭女友家庭的鄙弃否决------亚瑟对我说:决不能弯下腰!挑教育的重担,像兄长朋友样爱护我的学生;业余搞群众文艺,写作节目不署名,无稿酬,自己不上舞台,制作道具,翻山过湖走长途,我只拣重的东西抗;下生产队农忙,收割、挑担、插秧、打炮眼、抬“十二人肩”巨石、摇船、罱湖泥、刈鱼草------做什么都绝不甘、也绝没有落在人后面------不是“牛虻”时代了,那些事就是我为国家他人应该承担的义务,那样做,就是我在当时的时代里认识的“快乐”。学“牛虻”,做一只“快乐的飞虻”!
代了十年课,结果是“下放”苏北最穷苦地区的农村,不带薪。艰难苦辛压不倒,却怕病来磨。亚瑟就因病的突发越狱功亏一篑,他的生父红衣主教蒙泰里尼也因此不再反对军方杀了儿子。下放的头年,我得了急性阑尾炎,那四县之交处盐碱僻乡的公社卫生院,风吹泥墙索索掉灰尘,动不了手术住不了院,每天两次涉水过沟穿过近两公里的荒滩去打针,两个来回十里路。草荒地上路漫漫,风雨逼近,黑云压顶城也摧呵,红茅旱荻萨萨舞,乌鸦绕顶哇哇叫,我孤身影仄,躬着背皮,手捂紧肚皮痛处,一步步的挪啊一步步移——学“牛虻”,决不让病魔夺去我还要生活的生命!回家后,团着身子自找草药请人和自己一起挖,自己熬药自己捏着鼻子灌。灌完靠在椅背上又一遍读《牛虻》——“做一只快乐的飞虻”,我还要在生活里制造更多自己的“快乐”和许多人的快乐!“做一只快乐的飞虻!”“牛虻”时时处处高高矗立在我心间。
读书,是消遣?是兴趣?是积累知识?都是的,不过我却始终认为:读书,更重要的应该是学做“人”——《牛虻》引着我终生走在“快乐”的道路上,我也要永远做一只“快乐的飞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