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 的 知青（刚刚加上四张照片）

1948年9月，一艘美国的军舰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他们从纽约出发，前往上海，希望劝说在那里做传教士的父母赶快离开充满危险与动荡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中共军队在苏俄的帮助下，正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和政府军激烈争夺。

战火中上海投亲

这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

对于Teresa的未来，他们心中并不乐观。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们更没有把握。

右图：韩秀的外祖母，一位国学根基深厚、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知识女性，是韩秀少儿时唯一的依靠和生命的港湾。（韩秀提供）

船到码头。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那对美国夫妇放了心。

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而在中共即将取得大陆政权之前，韩秀外婆原本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却为了要等她，而留在了上海，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

“此生不宜录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多么懂事有礼，多么出类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社会所接受。韩秀说，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她一直是一个“外人”。还好，有外婆的细心呵护，让这个被视为敌人的小孩儿，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的长大。出身大家闺秀、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也给了她最早的传统文化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并教导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韩秀的外婆是位特别的女子。她三十几岁时先生就去世了，独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银行和国民政府里做事，1949年以后定居在北京。当时当局人员就跟她讲：“你还可以出来做事呀！”可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于是后来，她就靠祖传的修订善本书手艺为中国书店修书。

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外婆告诉她说：“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作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

左图：高中时期十七岁的韩秀。（韩秀提供）

转眼，她已经十七岁，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她一口气填了八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老师觉得她疯了，特别是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能有大学上就不错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华？她觉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愿表，加上了几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学校。可是，录取单下来，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卷子被封着，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原来，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只要一、两百字就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

十七岁的她，看了看书记，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说完便转身走了。于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

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韩秀说：“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我很清楚地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时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时候是美军在帮助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绝对不能背叛”，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面对一个不对的，但是非常强大、非常残暴，要来决定你一生命运的这么一个政权，那样柔弱的十七岁女孩子，到底要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则，可以送我到乡下去，要怎么苦、受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里头那块净土都丢出去了。”韩秀这样说道。

亡命天涯

1964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与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日子里，作为第一批“集体插队”试点人员的北京市中学生，韩秀和北京其他四十三名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凤城公社临城（村）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棉麦区，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

韩秀每天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后来又当了广播员及小学老师。她也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扫盲、送字上门这些活动。这段生活让她开始了解中国的农民。他们是那么纯朴、善良，特别是农村的妇女，她们的生活又是那样的艰难。乡村的种种陋习依然存在，但她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还能够活得很精神，很有生趣，非常有生命力。这让她由衷地赞佩。

然而，文革开始了，这相对的一点点平静也保不住了。北大聂元梓发表了攻击政府的大字报，毛泽东随后发表《炮打司令部》表示支持，矛头直指刘少奇。北京的红卫兵要冲到山西，把彭真老家窝藏的狗崽子揪出来。县里不断传来谁已被抓、某位自杀的消息。韩秀的学校也出现大字报，隐晦的指出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情况显然不妙。听说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人，韩秀咬咬牙，决定亡命新疆，碰碰运气，再苦也比坐以待毙要好。

左图：在新疆兵团时的韩秀。（韩秀提供）

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随着时代的风云，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她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盖提，而她的连队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异常偏远、艰苦的地方。风沙大的时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别说走路，大风来时，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但不论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着。她说：“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在那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麦加以西来，而得知韩秀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他们自然产生了好感，被当成“自己人”。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语，让她赢得维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

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文革开始后，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虽然韩秀并没有被揪出来，但做个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团召开批斗大会，台上血肉横飞，台下口号声声，真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马扎上的韩秀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找个藉口遛出去。她的身体刚离开马扎，旁边的人马上大叫：“我可不会帮你拿凳子回去！”其实，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场的民兵有人要走。于是，就在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时候，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觉。等她苏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她发现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滩上，大半个身体都被埋在沙子里。忍着伤痛，她一点点地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营房。

卫生员给她涂了些红药水，就了事了。那一枪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数十年后还一直折磨着她。

她说：“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

下决心返回美国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国十分罕见的波音707飞机从新疆的天空掠过。在这架从西往东飞行的飞机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筹划如何与中国关系解冻。他当然不知道，在他飞机之下一万米的地面上，一位美国的孤儿正在苦苦挣扎。

左图：韩秀一生从未见过她的父亲韩恩（Willie Hanen）。这是她唯一保有的父亲的照片。（韩秀提供）

自从上初中时，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护照交给她自己保管，还有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从那时起，她就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因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来的都是些文艺界、知识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从他们那里，她渐渐认识了西方文明，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也常常偷听“美国之音”。她隐约感觉到，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从1974年开始，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从邓小平办公室传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晓得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情况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这又给了她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们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底层，工资很少，家庭负担很重，住房条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的老房子没啥问题，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收拾破瓦残垣。

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二话没说，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十年的档案。

紧接着，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返国。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中国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一段时间后，答覆下来了，结论是“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后，她不死心--美国是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尸体他们都非要不可，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呢？骑着自行车，她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森访华后有一个美联处（美国驻京联络处），她要自己去闯闯看。

果然，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于是，她默默地回到家，开始她的“行动计划”。

闯关：“我是美国人！”

1977年2月21日，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存了车，她像没事人一样，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快接近时，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守门武警看着她笑，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还没等武警开口，她猛然转身，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

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你干什么？你快出来！”

“我是美国人！”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韩秀一动也不敢动。“我护照过期了，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

“你肯定不是美国人。”武警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

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却赶上人家假日，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她站在那里发呆，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跳下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跑过来问道：“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当然可以。”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找人来！”后来知道，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他手拿韩秀的文件，大叫着冲进了楼里。很快，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虽然是假日，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

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她确实是美国人，只是进去办个手续。”武警当然不敢做主，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

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忙说：“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

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请吧！”于是，韩秀就这样被“请”进了美联处。

盖茨主任、丁大卫副主任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在办公室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又联络纽约。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五分钟内，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滕祖龙告诉她，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但丁大卫说，这里只是联络处，不能签发护照。她必须要等一个月，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走出这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估计回去后，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以备联络。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

半小时后，韩秀走出了美联处。

再闯美联处

回去后，倒是风平浪静。可是，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她被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如果违反，后果当然可想而知。随后，每天都有人在厂里看着她，比她到得早，并每天“护送”她回家。

一个月到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

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可结果却令人绝望，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原来，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根本不相连。她只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抬眼，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心里一动，她跑了过去。

“四分！”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拿起听筒，拨了电话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你的护照已经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她简短地说。

第二天清晨四点，韩秀就爬起来，穿着普通的工装，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坛医院的一趟长途车。到了日坛医院，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美联处就在五十米远的地方。

于是，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穿过马路。远处，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手里举着她的护照。看到她，滕祖龙大步走过来。

“她是来取护照的。就在这儿！”他手指着护照。

看门的武警看了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

“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只要你一出现，我们就出去接应你。”滕祖龙非常得意。的确，上天护佑，她又顺利地闯了进来。

“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此时，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韩秀当然没有想到，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

绝不妥协

回到工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

在随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她早就横下心，她要把事情尽量变小。

与此同时，滕祖龙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许韩秀返国。那时，滕祖龙说，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声明对韩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范钦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被迫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中美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复杂的从战略到战术的谈判。结果是“我被放在一个蛋糕盒子里，送给了美国。”韩秀幽默地说。

她终于被允许“返国探亲”，也就是要拿着中国护照离开大陆，返回美国。不管怎样，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美国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护照，只要入关用美国护照就好了。

她顺利地抵达香港，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共已经决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币。那是她的火车票费。

“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你领这些钱，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他不怀好意地说。

韩秀再也无法忍受，三十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我在中国住了28年，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这130元人民币不是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走！”

“别忘了，你的外婆还在北京！”

“我才不担心外婆。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对方无话可说了。

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拿出450美元，对服务人员说，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须今天把她送回去）

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好，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

葛睿毅领事笑着说：“这是你借的钱。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不要想这些！你赶快回国，这比什么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发生意外，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五封信，让她收好，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给机长，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她不懂英文。

韩秀说：“......在出国前后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也对美国这个以人权立国的政府有了清楚的了解。（阅注：不少人也在出国前军队式培训及办护照签证短短时间内受到另一种教育；很好的事经过一种体制下训练出的官员手中，都得到极坏的效果，正像那个拿130元钱给韩的官员一样。一叹！）”在丁大卫、滕祖龙、葛睿毅这些领事们的身上，她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在本国外侨民的重视与关切。

意外的重逢

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她这个历尽磨难的孤儿回到故国的怀抱。凭着手上的几封信，她顺利抵达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确实如此，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阿灵顿政府给她三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国务院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要他务必录用韩秀。

不过，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务必录用”某某人。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

一早，韩秀穿着整洁，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Good morning, Mr.Sweft.”

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白色的西服，银色领带，头发银白，一副学者风范。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忽然摘下眼镜，热泪盈眶。韩秀吓坏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让老人很生气。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韩秀又被吓了一跳。

“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校长激动地说。“我的天！原来就是您！”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时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校长告诉韩秀，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领养。

“你终于回来了！对，我当然‘务必’要聘用你！”校长兴奋地说。

生命的归宿

1982年春天，韩秀和自己的学生、一位美国外交官结婚了。婚后，韩秀随先生曾在台北派驻一年、北京又派驻了三年、又到南台湾的高雄派驻三年，也派驻过希腊等国家。在先生派驻北京时，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1986年夏天，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前，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

从1982年开始，韩秀开始写作，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折射》，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籍、主持了数个专栏，发表了无数文章。她和先生现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小城，靠近阿灵顿国家公墓，那里埋葬着她从未见过的父亲。

编者按：韩秀，当代作家。原名赵韫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两岁时被母亲送回中国。1964年从北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不久，下乡到山西省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务农。1967年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避难。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元月到美国，定居弗吉尼亚州。韩秀曾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20世纪90年代初，她加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和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两度（4年）担任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她迄今已发表了包括小说、散文、传记、评论等体裁在内的30本著作，曾获纽约第4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台北第24届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下面是去年她用中文写成的在中国当知青的那段富于传奇色彩的回忆文章。

一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在盟军丢失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担任的工作是保证美国的援华战略物资的“驼峰”运输、协助中国政府装备和训练中国远征军、重新打开滇缅公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东南亚。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一位中国姑娘。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当时父亲正驻节新西兰，他赶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新西兰。

我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托付给一对美国青年，他们带我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远亲赵清阁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国之后才知道，我是在父亲不知道的情形下被送走的。当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了。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地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外婆是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作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婴儿时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学了一口无锡话，又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虽然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家里，靠修缮书籍谋生。做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她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外曾祖母给她压在箱底的呢。于是，从外婆那里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成了我的启蒙课本。我四岁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

少年时还有一些际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谈到的赵清阁女士，我唤她“清阁姨”。赵清阁女士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们说，舒庆春写剧本完全是赵清阁推动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我就读的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清阁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将信揣在怀里，来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浇花儿，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儿地从花叶子底下递过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带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这样一种忧伤而温柔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动着我。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读者”。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就这样，我成为舒先生最好的听众。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

二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跟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自幼对专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中国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啊。但是，“美帝”毕竟远在天边，够不着，而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三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1964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但是，只有4名进入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44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0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正好男女各半，看来彭真甚至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

我和23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20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四

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棉麦之乡，富裕是富裕，劳动却是非常苦重的。两季麦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种杂粮，种与收早已不只是春秋两季，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单是棉花种植一项就有无数活计半点不能马虎。间苗整枝打叶杀虫除杂草还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这两项最是要命。本来，知青们的工具都是放在仓库里。很快地，大家都明白了工作利落能够省不知多少力气的真理，铁锹、锄头、镰刀、花柴钳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头，好好看管，精心保养。我自己的铁锹镰刀都磨得飞快，夜深人静在月光下闪出刀光剑气。

地里的活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泡，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居然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五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道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纸供应，我连夜将纸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画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画地在白纸做成的册子里画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彭真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他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也随之成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

最早听到这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师卢秉文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卢秉文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当时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后来，我在新疆还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

六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

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时，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素来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经过几年的磨砺，我的双手已经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对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再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