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政变, 为什么不法办 薄--周--江？ 6-4 却是死罪？？？ ... ...

2012年3月中国发生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的政治动乱，中共党内派系之争勾心斗角，剑拔弩张，诉诸武力，差一点酿成全面内战。虽然最后中共内部各派系为了各自的利益达成了暂时的妥协，维持了表面的和谐，但暗潮汹涌，潜藏的矛盾难以调和，随时可能爆发。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缺乏一个透明公正的制度。

薄熙来事件当然是“3‧19”北京军事政变发生的主要原因，但幕后策划者却是另外两位太子党，陈毅的儿子陈昊苏和何长工的儿子何光暐，而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则是一起车祸。荒唐的是，这起车祸并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案，而是一桩情杀案。这桩情杀案竟然差一点引发一场波及全国、影响全球的军事政变。

逐渐暴露出来的内幕骇人，可谓惊心动魄，完全可以作为好莱坞大片的素材。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政治体制的荒谬。今天看到《求是》刊出的文章《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好的国家》，把衣俊卿局长在和常艳博士上床时构思出来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大大发挥一通，读来不仅让人哑然失笑。且不说因为道路不通所以改革开放，理论破产已经尽人皆知，

就单说这制度吧。假如庙堂上的诸公对这种制度很自信，怎么还会发生去年3月那场军事政变 呢？

薄熙来、周永康等人原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政变计划，但并不打算在2012年3月实施，而是要在2014年左右实施，其“初级目标”部分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这种安排虽然是我们付出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所取得的一个成果，但是并不能改变邓江体制给党的组织制度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能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们要努力争取在十八大以及随后的国家机构人事调整中，解决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一人担任，从而产生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我们的初步设想是，应该由周永康同志出任国家主席，薄熙来同志出任总理或副总理，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经过两年的过渡时期，如果习近平同志不能胜任，那么他应该辞掉其中一个职务，只担任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我们的倾向性意见是薄熙来同志应该在2014年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兼中央纪委书记或者政法委书记。如果习近平同志不能胜任总书记职务，则应当由薄熙来同志担任。”

这个“篡党夺权”的政变计划很严密，但是分阶段实施的。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掌握武装力量非常关键。薄熙来、周永康等人早就在为此做着准备。周永康掌握着八十万武警部队。王立军事件发生使得密谋者决定提前发动政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急匆匆赶到昆明军区去“喂鸟”。

陈昊苏和何光暐一直是胡锦涛的政敌，早在团中央工作时就结下了梁子。这两位太子党很看不起平民出身的王兆国和胡锦涛，私下里蔑称胡为“小胡子”，不断打小报告诋毁二人，最典型的是企图借“张海迪事件”打倒胡锦涛等人。没想到弄巧成拙，胡锦涛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他们则仕途坎坷，壮志难酬，心中的忌恨可想而知。

正所谓冤家路窄，无巧不成书。2012年3月18日晚北京保福寺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其中牵涉到两个年轻人，正是陈昊苏的儿子陈小虎和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令计划的儿子令小龙。二人都是北京城有名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吃喝嫖赌毒，无所不为。二人发生矛盾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一个女人，就是那天晚上法拉利赛车上两个民族学院女生中的一个，名叫唐卓，是一位来自四川的汉族学生。陈小虎和唐卓发生一夜情之后，神魂颠倒，意乱情迷，很想长期包养她。没想到唐卓根本看不上他，只是拿他做征服男人的实验品，以便打败情敌，俘获真正的猎物令小龙，临走时还甩给他六百美金。太子党后代陈小虎何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直跟踪他们，并趁令小龙带两个女学生在三里桥酒吧寻欢作乐时，指使人在他的跑车刹车系统上作了手脚。于是一起重大车祸发生了，令小龙当场死亡，两位女生重伤。

车祸发生后，周永康得知牵涉到政敌的儿子，如获至宝，立即打电话让陈昊苏和何光暐安排人在网络上曝光。但陈昊苏得知车祸牵涉到自己儿子后，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他还得知，唐卓已经苏醒过来，并向中央警卫局透露陈小虎曾秘密跟踪自己和令小龙，并企图加害他们。他觉得大难临头了，只能铤而走险，想办法说服周永康发动政变，利用周永康掌握的武警力量，攻打中南海，干掉胡锦涛和令计划等人。为此他和何光暐一起在北京西郊陈毅留下的别墅里密谋了一天， 制定了详细的政变计划。

但胡锦涛通过内线对陈昊苏等人的阴谋知道得一清二楚，早有防备，在陈昊苏和何光暐在政法委大楼与周永康密谋政变时，果断调38军进入北京，保卫中南海，包围政法委，捉拿政变分子。3月19日夜，天安门广场和府右街上出现了大批士兵和装甲运兵车。38军的士兵与武警在政法委驻地对峙，有士兵高喊：“我们是胡主席派来控制政变基地、抓捕政变领导人的！”而武警则回应说：“如果你们攻击国家部委重地，你们就是叛军。立即撤退，否则我们会毫不留情地消灭你们！”并对空鸣枪警告，但很快便被凶悍的军人制服。

困兽般的周永康知道事已败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打电话给曾庆红和江泽民求救，曾庆红给周支了高招，金蝉脱壳，从中南海地下通道秘密逃走，并把已被逮捕的陈昊苏二人放跑。江泽民立即打电话给胡锦涛，说：“锦涛同志，我想告诉你，周永康是个具有自我牺牲党性的好同志，他没有政变的动机，所以不要轻信国外和国内敌对势力的谣言。”“根据今晚的事件，我要说周永康同志表现很克制，把握了大局。”并威胁道，如果胡锦涛一意孤行，他将采取行动。江泽民一言九鼎，胡锦涛投鼠忌器，很快，进入政法委大楼的军人接到命令，立即撤离，把缴获的武器还给武警，临走时不忘对武警弟兄们说，权当搞了一次军事演习吧。

故事并未结束，由于政变主谋陈昊苏和何光暐被放跑，胡锦涛陷入困境。江泽民等老人插手，这次政变被解释为“误会”，结果是胡锦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检查，周永康下台。

这次流产政变说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扮演着决定性作用。这是不正常的。《求是》的文章试图使 人们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最理想的体制。“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 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 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说得像煞有介事，这种“禅让”如何避免“禅而不让”，像江泽民那样的老人干政，又如何能避免掌握军事大权的政治强人出现呢？

另外，这里还漏掉了很多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的更替过程中，“人民”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最高权力的任命由谁说了算？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所谓“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如何综合的，又怎样避免的？完全看不出来。

唯一可以看出来的是，这种制度模式与人类文明的主流做法正好相反，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民意。各级官员的任用和升迁，决定权在上级官员的手里，而最高权力如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以及政治局常委的任命更没人民什么事，完全由这些官员自己以及曾经提拔过他们的老人们私下商量，黑箱操作，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在此博弈过程中，表面上似乎一团和气，内地里则阴谋勾结，争权夺利，明枪暗箭，甚至到了你死我活，要发动军事政变的地步。薄熙来事件和去年“3‧19”北京军事政变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