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毛参加“五四纪念会”,毛同志拒绝了。他说:
“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托词。
又后来,北大的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些老交情(当然是在因“人口论”被批判之前),想请毛同志到北大给师生们做一次报告,毛仍然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不仍然是那个旧伤疤在作怪吗。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落魄之地;
不去北大!受气之地;
不去北大!禁脔之地!
但这并不能说明毛同志对北大没兴趣,相反,他对北大的兴趣大得很,每逢来了运动,他就对北大就“关爱”有加。
(一)反右运动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1957年,北大共打了右派511人,其中教职工90人,学生421人。
北大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人数与清华差不多。当时,清华共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
但是,毛同志没有对清华的反右运动发表特殊意见,却对北大很不满意。
毛同志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将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时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秉承毛的旨意、亲临北大直接
指导。他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到了这年10月以及第二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
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另外还搞出了一批“编 外右派”。
有的资料中说北大右派总数为716人。当年北大师生总数为八千多人,右派占比接近9%。除了正式划为右派的,还有各级党委内部掌握的“中右 分子”,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右派分子待遇的人,这类人在右派改正时一般被“按右派分子对待”。北大的正式右派、“中右分子”、“按右派 分子对待”,这三类人相加就有1500人左右。有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 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
(二)文革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文革初起,毛泽东又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将一个“八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竭尽夸大其词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由此点燃文革泼天大邪火。
当初作者曾经反复看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巴黎公社”的影子,相信许多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都曾有这样的感受。
运动中,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家说给她老爸听,毛同志说:
“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语,可事实上毛这句话非常得意也非常在意,特别关照李讷向已经在北大掌权的聂元梓传达这句话。
伟大领袖的一个“深”字非同小可,表示了对北大运动现状的不满意,于是北大的“揪斗”又烈火烹油地升级燃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时,更是直接对聂元梓说:
“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
于是又有无数北大教授和干部“屋漏偏遭连番雨”,再次遭整肃。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的。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右派不止这么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池深王八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黑帮“不止那一点吧?”
还不都是起源于1918年的那一点刻骨铭心、小鸡肚肠的感受吗。
啊!北大啊,北大!北大可太倒霉了。
我们清华虽然也倒霉,但似乎没有北大这样倒霉的!
九:附注
另有两个问题要补充讲清楚:
(一)、周作人究竟有没有给毛同志气受?
从周作人关于与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中,问题远不是那么严重的。
1、毛曾到过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
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
“毛泽东君来访。”
这次来访的时间是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离开北京四天前。
试问:如果毛在第一次去北京时就已经受了周的气,毛已经对周心生恶感了,那么还会有第二次拜访吗?
2、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寻夫并投奔革命,在贾植芳(诗人,李星华的小叔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胡风分子)与周作人的帮助下得以成行。临行前周作人对李星华说:
“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周作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毛周之间有什么交恶的过去。
当然也可以看出两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则就不是带口信,而是带书信了。
但既然能带口信,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平平常常过得去。
3、建国后,毛泽东对周作人也是给了出路的。
周作人曾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的这几话决定了。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日子,直至文革发生。
周作人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毛?
解放后,周作人心存侥幸的是,眼下这位党国的最高领导,毕竟当年在北大图书馆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而且后来又来寓所拜访过自己。就算是普通关系,也或许会给予礼遇。又顾及“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没有直接给毛写信。
(二)张申府有没有做过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关于张申府在1918年有没有做过代理馆长这件事,张的女儿张燕妮的回忆文章《父亲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一文中没有正面提及此事。文中却说:
“父亲在北大任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大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
如果张申府没有做过代理馆长,那么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因“图书卡片”一事而引发的冲突呢?
也不是的。张燕妮的文章还说:
“暑假期间,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等,卡片,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
张女的文章中为什么要特别指出“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并指出毛泽东参加了这项工作呢?这就相对明确地回答了毛张二人间因“图书卡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究竟有没有发生冲突?张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仅点到为止。
将上述两点补充解释清楚了,本文也可结束了。
无需再结论,结论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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